苏辙撰写诏书（即所谓的 " 封还词头 "），还意欲在苏辙的任命状中再给苏辙按上一个罪名，说他 " 专攻人主 "，状若西汉的名儒谷永，专以危言耸听之辞来攀附皇上。
最终的结果是苏轼当年赴凤翔府任判官，苏辙并未去商州做那个军事推官的小吏，而是申请朝廷允许其留在京城侍奉父亲（当时苏洵在京奉命修《礼书》）。至于苏辙的 " 封还词头 "，在宰相韩琦的直接过问之下，改由另一位大臣沈遘来起草，绕过了宋朝第一拗相公王安石，石头才算落了地。
多年之后，苏氏兄弟并未忘记这官途险恶中的一幕。从北宋开始的大规模科举制度肇始的公务员选拔制度（当时被称之为 " 磨勘 " 制度），后来因通路日渐淤塞，曾令无数士人肝肠寸断。日后位极人臣的王安石一直喜欢高唱儒家各种高调，变得愈加 " 不近人情 "，比如他曾经宣称他做人的标准就是：" 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乃可 "，顾名思义，堂堂君子，连无端踩死一只蚂蚁也是不齿行为，而苏轼则据理力争，当场反唇相讥：" 今之君子，增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 "（当今那些号称君子的人，为了提前半年能坐上高级公务员的位置，哪怕叫他去杀人，他也会在所不惜），面斥当朝宰相王安石也免不了假公偏私，也算是为弟弟苏辙报了往昔的一记之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