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地理的优势又有什么经久不变的呢？函谷关、剑阁，是天下的险要之地。当初秦国利用函谷关的险势打退东方六国的进攻还绰绰有余，可是等到秦的末世，抵御四方群盗还嫌它不够险要。诸葛武侯出兵剑阁，威震秦陇，谋取三辅之地；而刘禅虽然据有剑阁之险却连成都也保不住。所以，纵然是铁打的城墙、滚烫的护城河，要是没有适当的人来把守它，连低矮的小山、地面的浅水都比不上。有了适当的人，纵使是枯木朽株，都可以用来给敌人造成困难。因此，弯弯曲曲的坡道、狭窄曲折的羊肠山路，不一定就在邛崃道中、太行山上；日光照不到的深谷，千丈深的山沟，不一定就在岷江峡谷、洞庭湖滨。才够得着肩的矮墙，有时连百丈高的城墙也不能超过它的作用。只能浸湿战车车轮的小水沟，有时连深广险恶的江河也不一定比得上它的作用。只知道在高山深谷、名城都市之间寻求地利，而不懂得地利就在熟悉地形并善于利用地形之中，这样的人，哪里值得与他谈论什么地利呢？孙子说得真好啊，他说：‘我不想打的时候，即使是在地上画出一道界线来防守，敌人也无法与我交战。我想打的时候，敌人即使筑高营垒，挖深濠沟来防守，也不得不同我交战。’既然如此，那么变化无穷的就是地利了。地利的精深微妙，地图不能一一记载，典籍的论述不能详尽完备，只是在神妙莫测的心中千变万化。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况吧？听以说，方圆奇偶之数，千秋万代不会改变，但伏羲氏用它画出了八卦，大禹用亡推演出了九种大法。伍、两、卒、旅这些军队的编制，千秋万代不会改变，但诸葛武侯用它排出了八阵法，李靖用它创造出了六花阵。城邑山川，千秋万代不会改变，从西北方兴起的人可以利用它来兼并东南之地，而从东南方兴起的人又未尝不能利用它来兼并西北之域。所以说：不变的本体，却有千变万化的作用；固定的形状，却可作为不同形状的准则。阴和阳没有恒久的位置，冷热寒暑没有固定的时间，险要和平易没有不变的地方，懂得了这个道理，然后才可以同他谈论地理。如果一铢一铢地称东西，一寸一寸地量东西，到头来造成的差误一定很多。我曾经考究过蒙古人的用兵，真是变幻奇特、不可捉摸，他们出兵的途径和方法，都是灵活运用，所向无敌。所以他们的军事谋略比起前人来是最高明的。他们难道曾在标有山川关塞的地图和记载乡里道路的志书上寻求过地利吗？既然如此，那么只知从我的书中寻求地利，恐怕还是刻舟求剑一般的见解吧。我担心象这样一举足一动步可能将会有阻碍的。您还是多多增长、扩大见闻吧，不要过于依赖我的书了。” 

    有人说：“果真象您说的那样，向导对地利来说就太重要了。倘若如此，那么您的书就可以废弃了吗？”     
    我说：“怎么可以废弃呢！孙子说不用向导的就不能得到地利。但是没有我的书，也就不可能利用向导。要向南行车的不可以向北驾辕，要向东泛舟的不可以向西划船，这是容易明白的。西北地区有很多山，但未尝没有泥潭沼泽之地，东南地区有很多河湖，但未尝没有险要不平之地。这就是既容易明白又不容易明白的。再说，一根手指挡在眼前，就连泰山也会看不见；没走几步而改变车道，就连方向也会分不清。假如在行军、作战的时候惘惘然拿不定主意，向左走会陷入大沼泽却不知道，向前闯会跌进深谷却不能察觉，这才想抓住过路的人求他做向导，这样的向导还能依赖吗？这是为什么呢？向导是临到事情发生时才用他的，地利却是平时就应该熟悉它的。平时不曾对天下地形优越的地方、各地地势的险易，一一辨明它们的基本情况，记住它们的条理，却想从临时的向导那里取得真实情况，这样的人怎能不被敌人愚弄呢？因此，孙膑只有事先了解马陵地势的险恶，然后才能根据它决定进攻魏国的谋略；韩信只有事先了解井陉关隘的狭隘，然后才能依据它决定打败赵国的计策。不这样的话，连曹操那样的聪明，还会在阳平关惶恐不安；连孔明那样的智慧，还会在于午谷徘徊不前。不懂这个道理，却说可以临时从向导那里求得地利，而不必在平时寻求地利，这难道是通达的议论吗？因此，路有必定要经过的，城有必定要攻打的，这是平时就应该知道的。想从这条路出兵却不径直从这条路出兵的人，才是善于从这条路出兵的人；想攻打这座城却不立即攻打这座城的人，才是善于攻打这座城的人。这是平时虽已知道却不得不临时借助于向导的。要进攻就攻打敌人无法防守的地方，要防守就戍守敌人无法进攻的地方；辨明要害的地方，细察缓急的关键；用兵的特例和正例能在胸中作出决断，胜败存亡可在掌上发生变化，根据地利在什么地方作出衡量比较。这些本来就是大将的职责，而不是可以从向导那里问来的。凡是我该用大部队或小部队，该分兵或合兵，该实或该虚的地方，都已清清楚楚地了解了，然后才可以从向导那里广泛地征求情况，听从他们的可信之言，废弃他们的可疑之词，以便使我地利的作用更加完善，怎么可以徒然使自己的视听受到别人的左右呢？这就是我的书必定不可废弃的原因。 

真的是厉害，读史方舆纪要翻译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