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这已是后话。而吕夷简作为宋人“精神偶像”范仲淹的对立面，其“动有操术”的权臣形象，却已在三次斗争中逐渐深入人心，并因之奠定。
吕夷简的相业
“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复收用，亦不终废。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后配食仁宗庙，为世名相。”——《宋史》
天下人敬爱范文正公，说明一个人为官是好是坏，老百姓往往都看在眼里。但若怀揣情感因素来看待范仲淹的对立面吕夷简，自然会在很多观点上有失公正。清人恽毓鼎在其所著《澄斋日记》中对吕夷简有一个“遇大事极能匡正”的评论，如果用理性的角度来读历史，以概括吕夷简的相业，应该说是非常恰当的。
宋真宗时期，有一次与吕夷简的堂伯父吕蒙正谈论起吕家小辈谁堪大用，他的回答是“有侄夷简，宰相之才”。作为宋太宗拔擢的状元宰相，为政风格以稳健著称的吕蒙正所言即使有王婆卖瓜之嫌，但总体来说自有其平允之处。凭借自己在地方上做官时的出色才干，加上吕蒙正的影响力，于真宗末年权知开封府的吕夷简到任后“治严办有声”，更是让宋真宗于屏风上加深了对他的好感，准备重用他。
不久以后真宗驾崩，由于即为的仁宗尚且年幼，故由刘后垂帘听政。可能因为仁宗皇帝有时没法早睡早起，刘太后就希望朝臣们能够单独朝拜她，时任宰相的是一代权臣丁谓，作为宋朝早期老奸巨猾的代表人物，乐于玩弄权术的丁谓在道理及私人角度上都是老大不愿意，因为一旦刘太后的小小心愿成真，就意味着她可以在名义上代替仁宗，本来算是同一阵线的刘太后、丁谓两人从此生隙。
朝廷正直之士被丁谓欺压多年，苦于找不到机会将他赶下台，眼见时来运转，他们“赖以为重”的副相王曾率先发难，在刘太后和队友闹矛盾的档口，用一道奏疏改变了丁谓专权的局面。正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吃到大锅饭的宰执集团本想就此罢休，但丁谓可能是好运到头，人品耗尽，由于内侍雷允恭擅自更改真宗陵寝方位，担任山陵使的丁谓自然逃不了干系。朝廷委派吕夷简验治其事，配合着王曾一不做二不休的“内部动作”，丁谓最终落得个“俄窜崖州”的下场。当上宰相之前的吕夷简，在打击朝廷“邪恶势力”专权的战斗中，可算是居功至伟。
没多久，吕夷简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进入最高执政圈的夷简，除了在天书、崇道几个层面进行合理规谏等常规操作外，最能体现其“遇大事极能匡正”的，莫过于协调仁宗与刘太后的关系一事上。作为狸猫换太子故事的原型人物，宋仁宗在刘太后去世之前都不知道自己亲妈是谁，其生母李氏在世时作为一介宫女，则以“未尝自异”的态度低调做人，即使默默去世后也仅仅是“进位宸妃”。
或许是处于女子的妒忌心，刘太后在如此情况下还想把李妃仅以宫女规格落葬。获知此事的吕夷简此时已经身为首相，他当着仁宗与刘太后的面表示应当将李氏厚葬为宜，把刘太后吓得半死，赶紧支开仁宗，和吕夷简尬聊装傻：“一个宫女死了而已，宰相你说啥我不懂。”吕夷简当场表示自己作为宰相，宫内宫外都有义务插手，气得刘太后差点给他按上个“离间母子”的罪名，好在吕夷简“屈伸舒卷”，提醒太后若是不想考虑刘家，自己也就不操碎这个心了，言下之意就是未来仁宗知道了真相，还发现自己生母未被厚葬，可别怪我吕夷简没吹过哨。顿悟的刘太后方才答应礼葬李氏。待到实际操作时，吕夷简还特地嘱咐内侍罗崇勋用皇后服入殓，且以水银实棺。这才让在刘太后去世后，亲眼见到棺内情况的仁宗感慨“人言其可信哉”、“遇刘氏加厚”。
倘若没有吕夷简“遇大事极能匡正”，纵使宋代的皇帝个人素质再好，恐怕在上述情况下也难免开展一系列追责活动，宫内朝外之动荡也可想而知。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评价：“自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内外无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所谓内外无间，说的即是刘太后与仁宗的特殊母子关系，正因内外无间，宰执集团才有空间施展治国的才干。
吕范之交
“方寸隐微，虽未可测，然其补过之功，使天下实被其赐，则有不可得而掩者。”——朱熹
说回吕夷简与范仲淹，吕夷简第三次入相后，不计前嫌安排范仲淹与韩琦负责对西夏的战事。范仲淹因此面谢吕夷简，夷简回答：“夷简岂敢复以旧事为念邪！”这既是动有操术的证明，也是其宰相度量的表现。好水川之战，宋军大败，西夏李元昊在给范仲淹的信件中态度傲慢，以皇帝身份自居。不想让朝廷见到此信尴尬的范仲淹私自将信烧毁，朝内有人说范仲淹这么做应该被处以极刑，最终还是吕夷简赞其忠心可嘉替他解了围。
待到庆历年间，范仲淹自己身为宰相处理中书政事，知道了做大统领的困难，他在以参知政事身份去往陕西担任安抚之职的路上，与退休的吕夷简相遇于郑，面对“惟有过悔之语”的范仲淹，吕夷简告诫他想要经略西北，还是在朝中为便，想不到吕夷简会如此推心置腹、循循善诱的范文正公“为之愕然”。喜欢“搞事情”的欧阳修后来写《文正神道碑》，说吕、范两个人老了以后相处甚欢，即是因此之故。
庆历四年（1044），吕夷简去世，范仲淹撰写祭文：“得公遗书，适在边土，就哭不逮，追想无穷，心存目断，千里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