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待性的铨选政策使大批南京故臣和北来朝臣纷纷跻身朝班。不久，张慎言又拟议“北来诸臣，虽屈膝腆颜，事或胁从，情非委顺。如能自拔南来，酌定用”之法。[102]此议一出，先朝废籍者多有所用，很多以“封疆”坐废的大臣被重召，一些投靠过李自成的“失节”官员，如崇祯朝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等也得晋身。[103]张慎言的提议旨在更快更多地为朝廷延引人才；他亲自主持铨政，严格审核，提出“北来陷贼诸臣，宜随才录用，不当概以死责”，同时强调“逆案无容更议，其在戍籍废居者一从清议，不挠毁誉”[104]，以保证录用不至过滥。

张慎言力主铨政的合理高效，但是他所圈定的选材范围确实过宽，很容易为对手所攻击。如诚意伯刘孔昭曾上所谓的《痛陈积习疏》言：“封疆失事之臣，其罪岂在钦定逆案下。”福王采纳刘孔昭的建议，下旨命“失事各官，今后不许朦胧起用”，还命令曰：“有不尊者，科道官据实纠参重治。”[105]在弘光朝为崇祯帝举行祭祀大典时，刘孔昭且哭且诉，他指责光时亨是“阻驾致先帝崩”的罪魁祸首，并认为不处置光时亨“何以慰在天之恫”[106]。刘孔昭的这些提议把矛头指向了东林党与复社，在此后的政治斗争中，“封疆失事”、“从逆”就与“定策”一样，成为刘孔昭之流攻击东林的口实。

2、勋臣廷劾张慎言

福王朱由崧正式登极后改元弘光，福王即南明历史上的弘光帝。在弘光朝局肇兴的关键时刻，马士英却密谋逼迫史可法督师江防，揽大权于己。当时仍督师凤阳的马士英推让江防之责，并称：“史老先生屡建奇绩，目今番山鹞（高杰）已至淮南，淮安士民仰公圣德，不啻明神慈父，督师者，非公而谁？”[107]马士英还把史可法的“七不可”之议上奏弘光帝，对史可法进行直接的逼迫，最终使其督师江上。[108]黄宗羲即认为，史可法的出督完全是受到挟制，“不得已而出。”[109]五月十八日，史可法离京，马士英于五月二十二日正式入直，开始全面控制内阁。马士英渐渐操柄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继续和刘孔昭等人勾结，完成“必欲起大铖”的目的，[110]史可法被排挤出权力核心，这大大减轻了他们面对的阻力，史评：“可法出督师，士英入辅、与刘孔昭比，欲尽起逆案中人，先荐阮大铖”[111]”。除刘孔昭外，很多勋臣们都参与了支持阮大铖入朝的阴谋。如《爝火录》载：“士英必欲起大铖，令刘孔昭、汤国祚、赵之龙等荐大铖知兵。”[112]另据《过江七事》，是时“勋臣刘孔昭已揣知士英将入柄权，而所急者大铖也，遂首为言冤，且实才，余嗫嚅不敢言”[113]。但“逆案”是崇祯帝钦定，具有绝对权威性，弘光朝还颁有“逆党不得轻议”的诏令，吏部尚书张慎言又“秉铨持正，度不可进言”[114]，这就阻断了阮大铖被起废的可能。马士英、刘孔昭必须先排挤掉张慎言才能达到其目的。

甲申五月二十三日，张慎言落实酌用北来诸臣的政策，举荐了崇祯朝辅臣吴甡、吏部尚书郑三俊二人。在大学士高弘图的拟议下，弘光帝召吴甡入朝，郑三俊未入召。[115]这本属于正常的铨选程序，却引起了一场朝中风波。张所举吴、郑二人在前朝素有清名，“皆为诸小人所畏”[116]，加之清正干练的张慎言本身对阉党就是一大威胁，所以奸党对张的举荐极为仇视。刘孔昭已经意识到“慎言清执不可回”，故“先一日”决定“饮勋臣，廷纠计去冢臣”，而后再找机会援引阮大铖。[117]当日常朝结束，勋臣们在刘孔昭带领下群跪于大殿，“指慎言及甡为奸邪”，其“叱咤之声，直撤御座”[118]。勋臣合诋张慎言“专选文职，略武臣”，又称“吴牲、郑三俊为悖先帝，诚奸臣也”，灵璧侯汤国祚、忻城伯赵之龙“言如之”[119]。其间刘孔昭甚至边叫嚣着“杀此老奸”边拔刀冲向张慎言，张慎言无奈，“于丛人中辗转相避”，以致“班行大乱”。面对嚣乱不堪的朝堂，弘光帝毫无能力维持，只得连声说：“文武各宜和衷，何得偏竞。”[120]经阁臣高弘图等百般和解，勋臣才退下。[121]退朝后，刘孔昭又写了一篇较长的奏疏专门弹劾张慎言，现引部分文字如下：

臣见其条陈内伪命一款，谓屈膝腼颜之臣，事或胁从，情非委顺。俟其归正，不必苛议。不臣不胜骇愕。又见其荐举吴甡、郑三俟，更为可异。甡受命督师，逗留三月，出国门一步。殆后遣戍，悠游里居。三俊保用侯恂，丧师蹙地，引用吴昌时，招权植党。此皆万世罪人，何居乎而荐之？慎言原有二心。当告庙决策迎立主上之时，阻难奸辨，人人咋舌。廷臣具在可质。伏乞收回吴甡陛见之命，将慎言之受贿重处，以为欺君误国之戒。[122]

另据《过江七事》记载，魏国公徐弘基、诚意伯刘孔昭等勋臣当时曾向弘光帝面奏：“文臣朋党误国，”并指责吏部尚书张慎言“专权结党，擅引旧辅吴牲”。他们甚至再次“群谋援高皇帝开国时以魏国公徐达为左丞相例”争取入阁的机会，只是谋而未发。科道官李沾、郭维经等予以回击说：“诸勋臣不勤王，不忠；乃乘国变侵官乱政，并凯觎入阁事。”双方相持不下，又引起了朝堂大哗。[123]大学士姜曰广请求弘光帝处分蓄意攻讦张慎言的勋贵，弘光帝毫无政治眼光，信口下了“朝廷用人，自是吏部执掌，但有不当，许勋臣、科道纠参”的谕旨。这正中勋臣的下怀，刘孔昭立刻“起手招诸勋臣”，并说：“来！圣明已许吾辈纠参矣！速谢恩！”弘光帝的昏庸被勋臣充分利用。正如姜曰广所说：“上在位日浅，未明习国家故事，并许勋臣纠参。此曹纨绔子，易动以利，天下事使渠辈得操长短，败矣！”后来姜曰广自票拟，明令禁止勋臣弹劾纠参的行为。[124]由于勋臣的特殊政治身份，且他们的弹劾权来自马士英的支持和弘光帝的特许，因此姜曰广的努力没有起到作用。参驳权竟然被皇帝准为勋臣的法定职权，有了这一利器，刘孔昭等便时时滥发议论，弹劾异己。

群勋堂而皇之围攻冢宰的乱象令史可法敏锐地感到新一轮政治斗争即将全面展开，他对此上奏说：
不意二十三日早朝有文武忿争一事。闻之昔主辱则臣死，今主死而臣生，凡属臣工，谁能无罪？文臣固多误国，武臣岂尽矢忠？累累降贼者，宁独文臣哉。……各怀偏私，日寻水火，文与武不和，而文与文又不和，朋党之祸炽，人才之用阻。……冢臣慎言复行举用（吴甡），诸臣既谓不可，公廨言之可也，公疏争之可也。何事痛哭喧呼，声彻殿陛？闻之骄将悍卒不益轻朝廷而长祸乱耶？[125]

明清之际的史家谈迁也以“文臣畸轻，孔昭畸重”评价弘光朝的政局，并指出刘孔昭等勋臣“不甘右列”，甚至到了“马士英不敢抗” [126]的地步。日本学者小野和子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史可法、谈迁的看法，她总结弘光朝东林和反东林的对立“表现为文和武的对立”，而且马、阮是依托勋臣及四镇的军事力量作后盾来实现阉党的统治的。[127]“文武对立”和“马、阮依托勋臣”确实不假，但勋臣与马、阮的关系尚需辨析，“马士英不敢抗”的说法失于夸张。通过更多的史籍记载可以看出，勋臣仅仅是阉党权臣的鹰犬。如《明季南略》载，刘孔昭之所以在朝堂上狂悖无忌惮地攻击张慎言，就是因为“史可法辞朝而马士英入直”[128]。《爝火录》记：“马士英念慎言秉铨，阮大铖终不能起，乃令刘孔昭、汤国祚、赵之龙等力攻慎言。”[129]査继佐则认为对张慎言的攻击实是“士英嗾诚意伯刘孔昭弹之”[130]。谈迁也写到“大铖废久”，“计沮，嗾孔昭拉勋臣廷攻冢宰”，并且认为“南都之祸始于诚意，溃于士英、大铖”[131]。

勋臣干扰铨选、肆意纠弹的现象皆因起用阮大铖的阴谋而生，当时任职南明的东林党人之所以普遍反对勋臣及阉党奸佞的行径，除了要维护“逆案”外，还在于捍卫分权明责，维护行政合理化的政治理念，这也是万历朝以降东林党人参与政治斗争的根本动因。由于弘光政权出现奸邪唆使勋臣僭越铨法并弹劾的极端现象，前所未有地冲击了东林党人的底线，很多具有正义感的朝臣不断从分权理念出发，抨击勋臣。给事中罗万象说：“祖制以票拟归阁臣，参劾归言官，不闻委勋臣以纠劾也。勋臣得兼纠劾，文臣可胜逐哉！”[132]御史王孙蕃亦批驳曰：“用人，吏部职掌。奈何廷辱冢宰。”[133]大学士高弘图言：“文武官各有执掌，毋得侵犯，即文臣中各部不得侵吏部之权，今用人乃慎言事，孔昭一手握定，非其所私即谓之奸，臣等实属赘员矣”。[134]

3、张慎言离朝与阮大铖“陛见”

在勋贵不断弹劾的逼迫下，大学士高弘图、姜曰广和吏部尚书张慎言几乎同时请求罢官离朝。起初弘光帝还“有意为明主”，经常召见张慎言、高弘图等东林重臣，劝阻他们不要轻易告退，并听取他们对铨选的意见和对勋臣乱政的批评。但马士英势力渐强，弘光帝很快沦为“直高拱听之，不复知外边事”的傀儡，[135]朝政濒临于崩溃。

甲申六、七月间，被谈迁评价为“品望夙着，为南渡首登”，“而无如勋臣何”[136]的张慎言终于不堪勋贵的屡次诋辱，“四疏乞罢，乃得请”。继史可法出督后，张慎言又罢去，朝中东林势力进一步削弱，铨选秩序被冲击，这就为阮大铖的起用创造了条件。

张慎言离朝前，马士英即于甲申六月六日亲自上奏推举阮大铖，其奏文如下：
原任光禄寺卿阮大铖，居山林而不忘君父，未任边疆，而实娴韬略。北信到时，臣与诸臣面商定策。大铖致书于臣及操臣刘孔昭，戒以力扫邪谋，臣甚服之。须遣官立召，暂假冠带，来京陛见，面问方略。如其不当，臣甘同罪；若堪实用，则臣部见缺右侍郎，当赦其往罪，敕部起补。[137]

诚意伯刘孔昭不忘配合马士英的上奏，随即进言：
伏读诏书罪废各逆案，计典赃私俱不得轻议，而置封疆失事于不言，闻当事者仍将有以用之也。此诏款之中，乃见一段门户之肺胆。朋党之祸，于斯为烈。[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