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英又乘高弘图出督漕务而不在内阁的机会，“自拟旨”代天子言，让阮大铖“冠带陛见”，这种操控皇权，谋取私利的行径引起举朝大骇。六月初八日朝会，高弘图上奏：“大铖可用，必九卿会议。”对此，马士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会议则大铖必不得用。”弘图又试图引导弘光帝，故进言：“臣非阻大铖，旧制京堂必会议，乃于大铖更光明。”马士英狡辩道：“臣非受其贿，何所不光明？”高弘图以“何必言受贿，一付廷议，国人皆曰贤”对之。[139]高弘图反对阮大铖入朝的理由丝丝入扣，说到底是维护国家的铨选制度的合理运行。幸而继张慎言为吏部尚书的徐石麟乃东林党人黄尊素的弟子，石麟一如张慎言所为，“以祖宗之法”裁抑奸党。[140]在大多数朝臣反对下，马、阮的势头暂时被遏制住。可见张慎言虽去，东林大损，但余力尚存，奸邪阉党尚不足以完全撼动朝纲。

三 勋臣参政的模式

（一） 勋臣与马士英的政治协同

面对东林强烈声讨，“举朝为难，铨衡不敢任其责”的局面，马士英计划采用更加极端的方法，越过常规制度，以中旨起用阮大铖。所谓“中旨”，又称“内传”、“内批”，是指皇帝越过内阁、六部等国家部门，从宫中直接传旨并令执行的非正常出令方式。如果皇帝越过吏部，以中旨滥授官职，就被称作“传奉官”，这项制度在成化朝盛行一时。[141]内传授官这种荒唐的选官制度，在成化朝以后渐渐减少，但从来没有销声匿迹。皇帝使用内传授官，虽不合理但却合情。然而在弘光朝，是马士英而非弘光帝“欲假中旨” [142]起用阮大铖，即所谓“中旨”，名义是弘光帝发出的圣旨，实际上是马士英以阁臣身份代拟，经弘光帝草草首肯后发出。顾炎武就认为弘光朝的内传授官只能称为“内批”而非“内旨”，因为它本身不是皇帝的圣旨。[143]基于对弘光帝的控制，马士英既然能够避开高弘图，独自拟旨令阮大铖“冠带陛见”，便可以进一步假天子令而起用阮大铖。

但内传毕竟非良法，正式起用阮大铖前，马士英还做了一番试探。甲申七月二十四日，马士英乘户部尚书周堪赓久不到任的机会，“先用中旨传升吏部侍郎张有誉为户部尚书”；因为“有誉清望素著”且“廉慎”，马士英“藉以开传律门”[144]给阮大铖的出山探路。吏科给事中章正宸封还马士英的条旨，上言力争说：“臣于有誉，非争其人，争其事也。传升一途，非所以待正人君子。有誉贤者，未必即受，是用有誉者，乃所以斥有誉也。”[145]大学士高弘图以张有誉“不经会推”，缴还内传的成命，马士英又自行票旨言：“特用出自朕裁，卿不必过为疑揣，仍着遵前旨行。”高弘图继续票拟称：“再发改。”经过几次拉锯式的较量，张有誉“卒以廷推简用”[146]。张有誉最终没有以内传入朝，可见马士英希图单纯僭越君权，以内传援引的做法实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很难成功，但内传之口一开，便不可收拾。

甲申六月至八月间，在马士英为援引阮大铖做准备的同时，勋臣也极力配合马、阮的阴谋。刘孔昭等人继续弹劾朝中维护铨选制度的大臣，迫使他们离朝，并不断利用在福王监国初获得的举荐权保举同党入朝。勋臣此时纠弹东林文臣的名目可谓至极，手段也日趋成熟。如面对“力沮”阮大铖入朝的姜曰广，马、阮二人采用断章取义的办法诬陷之。姜曰广的一封奏疏中有“先帝用勋臣以内传，所得勋臣，则力沮南迁尽撤守御狂穉之李国桢”一句，马士英揪住这句话，暗中唆使勋臣朱国弼、刘孔昭攻击姜曰广，污蔑姜“诽谤先帝，诬蔑忠臣李国桢”[147]。勋贵干挠铨选的势头，亦不在纠弹之下。抚宁侯朱国弼枉引《会典》，认为推选阁部大臣，“当用五府”[148]。朱国弼、刘孔昭甚至合疏条陈新政，提出“吏部用人，必勋臣商榷；各部行政，必勋臣面定；皇上图治，必勋臣召对” [149]的无理要求，这种荒唐的“新政”当然不会被采纳，但可见勋贵的嚣张气焰。除了向朝廷提出各种荒谬条款，勋臣的举荐活动也向规模化发展。如忻城伯赵之龙举荐把总黄家鼒为南京鸿胪寺少卿。黄家鼒本为鸿胪寺班序，自行放弃文官身份而充当武职，现在又通过贿赂赵之龙谋求回到鸿胪寺任职。[150]又如刘孔昭编造出“循良卓异”的名目进行举荐，受荐者中有冯大任一人，而冯素称“赃私狼戾”，早就被户科所弹劾。此后刘孔昭又推荐钱位坤，称其“忠实可信”，请亟收用。[151]而钱位坤是投降李自成的“从逆之臣”[152]，刘孔昭曾在甲申三月十九日祭祀思宗的活动中明确反对起用曾投降李自成的官员，现在却出尔反尔，其无原则的政治投机行径显露无疑。

（二） 举荐与“内批”相结合的窃政手段

马士英妄图自拟内传召张有誉入朝未能得逞后，便试图将勋臣掌控的举荐权和自己掌握的内批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先由勋臣上荐保举某人，再由马士英借内传批准该人入职的恶劣政治模式。勋臣地位尊隆，他们的举荐可以减小舆论的压力，待非议风头过后，马士英便可轻松将被保举的大臣引入朝中。利用这种钻制度空子的奸谋，马士英首先成功拔擢了阉党残余张捷，最终帮助阮大铖重新出山。

张捷前因荐举“逆案”中人吕纯如而“得罪公论”，名列逆党，马士英“方欲用大铖”，故计划先以中旨的方式起用张捷。甲申八月二十日，镇臣刘泽清首先举荐张捷，“马士英继之”，而“廷议多持不可”。最后在元老勋臣魏国公徐弘基的“特荐”下，张捷以“内传复故官”[153]。据《弘光实录钞》载，魏国公徐弘基追随马士英举荐张捷的目的是使张捷“佐铨政”[154]。这种明目张胆地为起用阮大铖作准备的行径当然会引起正直官员的非议。户科给事中熊维典上言讽刺：“魏国公徐弘基特荐张捷，亦见勋臣勤于荐吏。”[155]吏科给事中章正宸提出对张捷的升用应该在“部议”的条件下进行，他还认为“勋臣无荐举文臣例”，如果被举荐人“果贤者”，应该“耻受勋臣荐举”[156]。但熊、章的奏议均无法挽回局面。从这一事件可见，马士英虽然能够操纵弘光帝发出内批，但他本人毕竟不是皇帝，面对首次举荐张捷后“廷议多持不可”的局面，马士英也不敢贸然行动；而徐弘基举荐张捷后仅受到个别朝臣的非议，马士英便可顺理成章地矫内批授官。显然，徐弘基以魏国公的尊贵身份压制住了朝议，佐助了马士英。

甲申八月三十日，在勋臣安远侯柳祚昌的举荐下，马士英成功起用了阮大铖。柳祚昌首先向朝廷疏请“急用忠干之臣”，推荐阮大铖，弘光帝即下内批：
阮大铖前时陛见，奏对明爽，才略可用。朕览群臣所进‘逆案’，大铖并无赞道实迹。时事多艰，须人干济，着添注兵部右侍郎办事，群臣不得从前把持渎扰。[157]

所谓弘光帝的内批圣旨，是出于皇帝自己的意志还是出于马士英的私意，史籍中未见记载。但毋庸置疑，此时皇帝的意志已经渐与马士英的意志合流。马士英可以肆无忌惮地操纵弘光帝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阮大铖被起用后，先添注兵部右侍郎，“旋命兼右佥都御史，巡阅江防”，不久转升兵部左侍郎，弘光元年（1645）二月，进本部尚书。[158]

对于阮大铖的起用，朝中正人当然会激烈批评，一向维护东林的都御史刘宗周指摘阮大铖的阉党身份，并谴责内传的乱用：
致魏大中竟死于诏狱，杀大中者珰，而大铖其主使者也。……祖宗故事，九卿大僚必用廷推，主之者吏部，而台省主参驳。……乃者中旨频降，司农之后，继之以少宰，……未几大铖之司马又继之。[159]

刘宗周奏疏中所谓“司农”即张有誉，“少宰”即张捷也。刘宗周进一步从东林党素秉持的分权明责、合理行政的角度说明了勋臣妄自推举的不良影响：
从此廷推可废，一切部院台省职掌继此而废。独容此二三权贵人，朝进一人焉报可，暮进一人焉报可，而其为斜封墨敕之渐，有不待问者。[160]
继之，刘宗周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勋臣的举荐完全是出于马士英的操纵，并揭露了马士英篡夺大柄，致使皇权旁落的结局：
夫一大铖耳，枢辅言之而不果行，臣意其必屈体公议，与天下更始矣。夫何勋臣祚昌，又继承其风旨，更唱迭和，终至取旨而后己。宰相之权如此，将置陛下于何地乎？荐牍之纷纷也，方奉明旨申饬,大小臣工，一概报罢,而勋首犯之，臣尤不能为祚昌解。[161]

但再深刻的批评都为时晚矣，通过一系列尝试后，马士英操纵的“勋臣举荐”与“矫旨内传”相结合的恶劣模式逐步成型，东林党人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

第一，勋臣以“定策有异”、“封疆”、“从逆”等攻讦东林，事例如下：
甲申九月二十四，少詹事徐汧就职，“即陈时政七事”，抨击阉党。安远侯柳祚昌随即“希马、阮旨，疏攻之”，柳祚昌在奏疏中指责徐汧“朝服谒潞王于京口，有异志”，而且“自恃东林臣魁，与复社诸奸张采、华允诚、杨廷枢、顾皋狼狈相倚”，又言：“陛下定鼎金陵，彼公然为《讨金陵檄》，所云‘中原逐鹿，南国指马’是为何语？乞置汧于理，除廷枢、皋名，立行提讯。其余党徒，容臣次第纠弹。”柳祚昌此疏排陷了大批东林官员，一时“善类咸惧”。此时马士英也“不欲兴大狱，乃寝其奏”，徐汧称病告归。[171]
甲申十二月，怀宁侯孙维城疏劾旧辅吴甡。吴甡是张慎言所举荐的人选，孙维城的弹劾明显有斩草除根之意。当时孙维城新袭爵，“人皆谓刘孔昭等教之也”[172]。
弘光元年（1645）正月二十一日，“阮大铖暨其党张振孙、杨维垣声欲劾”刑部尚书东林党老臣解学龙，解学龙乃称病告归。保国公朱国弼[173]及张孙振马上希阮大铖意，“力诋”解学龙。最终解学龙因“从贼案不结”[174]的罪名被革职。
弘光元年正月，刘孔昭“讦御史王孙蕃不与定策”。王孙蕃曾屡次弹劾勋臣干政的现象，并自陈刘孔昭曾“至其榻前，密商定策”，刘孔昭因此仇视王孙蕃，故极力弹劾之。[175]
弘光元年二月二十日，隆平侯张拱日弹劾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郭维经“不迎皇考御容”[176]。，朱国弼又借机称郭维经署在任大理寺、刑部职时对曾投降李自成的武愫处理不当，并指责郭维经“执法之官，甘心庇逆”，要求朝廷予以重惩，最终郭被勒令致仕回籍。[177]
弘光元年二月，朱国弼又受阉党杨维垣的指使攻击担任过淮抚的东林老臣路振飞。杨维垣因身陷“逆案”谪居淮安，路振飞“待之薄”；而朱国弼曾与路振飞共事，二人矛盾重重。至此，朱国弼、杨维垣沆瀣一气，诬告路振飞在淮抚任上“先警纵囚，旅拒奔藩，护伪官武愫”。路振飞督漕时尝拜谒凤阳皇陵，有“占者言凤阳有天子气，其下当应之云云”，也为朱国弼所利用，他借机诽谤路振飞“私语凤阳王气，心怀异图”。不久，路振飞被解职离朝。[178]
此外，惠安伯张养志奏劾吏部文选司郎中陆康稷贪污。[179]针对张养志的奏劾，弘光帝特别下旨批示称“不必苛求”[180]，可见皇帝对勋贵的肆意弹劾也产生了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