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两次（至少），我产生过强烈的要给这本书写一篇读后感的想法，最后都没有动笔。一方面，我固然抱着出于对这部村上春树处女作的特殊重视而决定写点什么的驱动力，却苦于找不到重点在哪里，这本书写得东一出西一出，我没能很好地用思维的细绳把它们串起来。另一方面，我对于书里一些可能藏有深意的段落也缺乏一种比较水到渠成的理解（期间我也读过一些网上的分析，大部分分析只是让我觉得有一股一厢情愿的理解在里面，这种不充分甚至歪曲附会的理解只会在我心里响起“哦，应该就是它了吧！”的辩解之声，而非“没错如此丝滑肯定就是它”的内在实感。打个比方的话，随之本应在脑中立刻出现“咚”的一声果实落地的声音没有响起），确实，我在思考良久后始终没有在脑中听到这个落地声，这是我在写《海边的卡夫卡》、《奇鸟行状录》读书体会时候曾听到过的声响，因而我一再压着写书评的冲动告诉自己：对于这本薄薄的只有一百四十几页的书，我还是不该小看它，倘若此时急于写下来一篇东西，怕是自己也不会觉得满意的。其实有个更贴切的比喻，这如同本书第二十二节里唱片店女孩一边喝冰葡萄酒一边聊的“科学直觉力”，我没有直接证据来证明我在当下的预感，但我知道到我并没有听到“那种感觉”，那么我就只能继续等待更合适的时候，尽管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的过程中，有各种莫名其妙的无聊经历似乎要把我从这个目标越拉越远。
大概是因为不想老是执着于这本书，我在去年读了一遍村上写的大长篇《1Q84》，也读了几本他写的小短篇集，期间并没有特别联想到《且听风吟》，只不过奇怪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在这个月再次翻开它时，居然能够听到那个果实落地的声音。这显然不是“我吃了十五个饺子没饱，真巧吃到第十六个就饱了”这类比喻能解释得了的，想了老半天该怎么形容，结果还是那句“科学直觉力”来得合适。
本书的文笔相当朴实而简洁，已经到了能用一句话说的东西就不会用两句话的程度，我需将相当大的篇幅用在逐句分析以挖出极简文字背后的信息上，同时也避免使用优美辞藻，以免影响本书的朴实风格。
那么，该开始聊聊这本小说了。

首先是村上写这本书的出发点。
作者在即将迈入三十岁年纪的那年，在书中开篇第一节以同样岁数主人公“我”的自述，谈了与写作相关的认知。
“我”长期苦恼于自己所能写的范围过于狭小，因而急迫想要对这个世界有更多客观了解，二十岁刚过，“我就尽可能采取这样的生活态度（始终保持处处留心的好学态度），因此不知多少次被人重创，遭人欺骗，给人误解，同时也经历了许多莫可言喻的体验。”。什么是处处留心的好学态度呢？为何这种态度让我遭受了那些不好的事呢？
先看小说里第三十四节，“我”提到了，“说谎是非常令人厌恶的行为……然而，倘若我们一年四季都喋喋不休，而且喋喋不休的无不真实，那么真实的价值势必荡然无存。”。显然，谎言会阻碍“我”去正确了解对方，而且说谎常伴随一些倾向性，会让自己对对方的认识也带上倾向性，偏离客观实际，然而“我”也不喜欢听人说个没完，这样会耗费接收者大量筛选时间。
另一个关键词是“距离/尺度”。“我”受到虚构作家哈特费尔德的启发，从十四岁开始坚持用手里无形的尺子张望周围的世界，“这十五年里我确实扔掉了很多东西“，因为只有不停丢弃可能依附在身上的东西，让自己轻装上阵，自己在丈量的时候才不会带着某种自发的立场，避免使手里的尺子变得扭曲。
为了贯彻这两个原则（远离说谎和保持距离），“我”在与人打交道时必然会变得谨慎而别扭，在某些时候，不说谎和保持距离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后文会举例详细分析），“我”只能在两者之中选择其一。无法游刃有余地成为现实层面的交际高手自不必说，想要让别人不觉得自己是个异类也往往成为奢望，这一“学习外部世界“的道路艰辛而曲折，导致“我”被各种各样的人所排斥、厌恶、伤害，给人生带来了许多损毁，“我在记事簿的正中画一条直线，左侧记载所得，右侧则写所失——失却的、毁掉的、早已抛弃的、付诸牺牲的、辜负的……但我没有坚持写到最后。”。在本书最后，29岁的“我”确实没有继续坚持，在东京结婚过起平平淡淡的日子（三十九节：如果有人问：幸福吗？我只能回答：或许。因为所谓理想到头来就是这么回事）。失去的东西太多，得到的东西又太有限，其中还包含了巨大的孤独感，即便是哈特菲尔德这样的作家，一旦母亲离他而去，也忘了之前说的早晚用手枪给自己来一发的豪言，而是从大楼上面跳了下去，而“我”不愿意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就只能投身于家庭。
就是这样一个没能坚持少年时期理想的男人，很清楚许多过往的事情已无法挽回，造成的问题现在也解决不了，只是在写作中“一吐为快”这样的形式，总归是能够把“牛胃里的难吃又难看的草”倾吐出来的，“不过是自我疗养的一种小小的尝试”，而如果直接把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事以及内心所想直言不讳地记录在册，显然会跌入“无不真实的喋喋不休”的窘境，也会大大降低自己保持“距离感”观察自己和他人的需要。再加上“我”无意自我辩解的声明和村上那时候尚未成熟的写作手法，让这本书只能以不同于以往大部分小说的谜语人叙述风格展现在读者眼前。正因为此，第一节里“我”希望在几年或十几年后可以发现解脱了的自己。到那时，大象将会重返平原，而我将用更为美妙的语言表述这个世界。美妙高超的文笔可以让作家构建出一个让自己受现实束缚的灵魂得以舒展的自由世界（当然也有其秩序），这个世界也可以让大象这样占据着巨大空间的生物以无需被人为驯化成的方式自由奔跑。虽然当前这本小说还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无疑也能在这部出道作品中看到作者在人生下一阶段，如果继续在文坛耕耘会选择的方向。
备注1：解释一下“我无意自我辩解”，小说里的“我”是一个不喜欢撒谎也不喜欢讲很多话的人，甚至有意让自己“仅说一半话”（第三十节），这就或多或少导致“我”与别人之间信息的沟通会产生不畅，就如“我”年幼时负责治疗“我”寡言问题的精神科医生说的：“文明就是传达。假如不能表达什么，就等于并不存在。”。那么我们不难理解，小说里“我”经常只说一半话的习惯很容易引发别人的“重创、欺骗、误解”（但比起说谎，这个结果“我”愿意承受，并不希望读者对此抱有不必要的同情），所以“我”在小说里也不愿对那些行为行使自己的解释权，去注释当时的心理活动，“我”在当时说过什么，给对方传递了多少东西，就只能写到这为止，我们读者能直接看到的也应仅限于此。这也是本书第二页“直言不讳是件极为困难的事。甚至越是想直言不讳，直率的言语越是遁入黑暗的深处。”向读者传递的含义。
备注2：如果对灵魂自由世界和大象这一象征有所存疑，读者可以看看《1973年的弹子球》译者林少华写的序，以及短篇集《再袭面包店》里的《象的失踪》。

若是只靠单纯地叙述“我”和别人的半句话沟通，显然远远不能达到“自我疗养”的结果，毕竟“我”的内心世界终究需要有一个出口，于是村上安排了“鼠”和我对话引出那些“我”不会告诉别人的重要秘密，通过阅读这两个人物的互动就能理清“我”与鼠在那十八天到底身处怎样的困境，想寻求怎样的人生。
在《1973年的弹子球》序中，林少华指出“鼠”这一角色也是作者自己的分身。有些读者会误以为“我”和酒友鼠在小说里实际上就是一个人，是“我”在酒吧里自言自语，也有的人觉得鼠就是个完全镜像的“我”，我认为这些理解多少有些把自己绕进去了，也不符合本书各个角色的现实人物关系。第三节里，杰氏酒吧墙上有一张版画，上面是两只互相传递漏气网球的绿毛猴，酒吧就是作者为“我”提供的诉说心声的有限场所（注意这一点，后文也会提到），它远没有平原那么广阔，只是一个小小的空间，大象还进不来，但足够暂时容纳猴子这样的动物活动了（世上未被驯化的“异类”猴子也不只有“我”跟鼠，送“我”哈特菲尔德书籍的二叔父死后也被形容像一只猴子）。

“我”曾遇到过的爱已一去杳然
“我”人生中遇到过四个无法绕开的女孩。第四个问“我”可喜欢过谁，“我”试图回想三个女孩的面庞（第三十六节），了解这四段经历有助于分析“我”的心态变化，从而理解现实是如何将“我”一点点消磨的。
需要指出一点：前三个女孩并不与本书“我”提到的三个睡过觉的女孩完全一致。
“我”在16岁遇到了第一个喜欢的女孩——把一张“加利福尼亚的少女”唱片借给我的同校女生，只是一直没把唱片还给她。在“我”21岁暑假回来的某天，女孩找到电台为我点了一首“加利福尼亚的少女”，她清楚“我”身在何处，却有意抹除了能被“我”找到她住处的线索，“我”跑到学校办公室能查到的只有她在今年三月从山脚附近一所二流女子大学申请退学（第十七节）。在第三十七节，广播节目收到了一名身患脊椎神经症的女孩来信，她说姐姐为了看护自己而中断了大学学业。有理由认为，这位姐姐就是五年前送“我”唱片的女孩，她清楚自己的人生要消耗在照顾妹妹上面，不愿拖累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仅以点歌来单向传递自己的情感。这让“我”与她的故事来不及开始就已宣告结束了。当然了，在这个小城里，想要找到一个患脊椎神经症病三年的、有一个21岁退学姐姐的、住在能看到港口的一家医院里的17岁女孩也不算很困难的事，可“我”大概知道这是违背对方的意愿的做法。
第二个女孩与“我”相爱于十七岁的高中时期，书里对她的描写也很简短，只写了我俩抱在一起的时候她脱下了尺寸不合适的式样奇特的三角裤，略一迟疑后把手表也摘了。虽然没有明说，但作为读者多少也能感觉到：她家里有至少一个姐妹，家庭条件穷困，女孩身上穿的内衣和手表都不是自己的，因此与“我”独处亲近时会脱下不属于她的东西，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性质的无声“谎言”。高中毕业后我们就再也没联系过，理由忘了（多半也是家庭条件差距造成的）。
第三个女孩，法文专业女友21岁，然而真正吸引到“我”的其实不是这个年龄的她，而是一张拍摄于1963年8月的照片。在那张照片里，她坐在海边防波堤上微微含笑，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我”只觉得这个14岁的她是她人生中最美的一瞬间（第二十六节，作者毫不吝啬地安排了一大段夸她如何美的细节）。对于这种伴随着夏天美好气息的美，本书也多次提到过，可以说是“我”心目中最纯粹最渴求的事物。于是不想错过它的“我”跟她交往了。
在那期间，“我”花费大量时间用来记录“数字”：听了三百五十八次课、杏交五十四次、吸烟六千九百二十一支......就如同“我”给哈特菲尔德小说里的人物瓦尔德计算杀敌人数、同多少女人发生杏关系那样，似乎偏执地认为只有数字是绝对客观的不会欺骗任何人的能体现存在意义的东西（确切的数字无一不是“现实性”存在的体现），而法文专业女友只是称“我”的yinjing为“你存在的理由”（馋我身子还让我别多想）。八个月内吸了将近七千支烟，这已经是个相当夸张的数了，却抵不过那个玩意的存在。更让“我”难以理解的则是女友突然找了片林子紫砂，且什么信息都没给“我”留下之事，那个曾在海边笑得很美的少女彻底消失了。

“我”并非没有察觉到自己与二十一岁女友在精神层面的巨大差异，却只是将它视为不足多虑的正常现象。比那更占据“我”心思的是自己随时随地数数的行为，况且“我”也没欺骗她。
法文专业女友的死讯给我带来了巨大阴影。首先“我”立刻停止了计数，它没能形成“我”想要的存在的理由；另外“我”深深体会到：不该在没有了解到对方黑暗一面的情况下就贸然喜欢她。就是这样的“我”带着这份苦闷回到了家乡，即将遇到第四名女孩。
备注：很多读者可能会认为第三十四节的内容讲的是也法文专业女友（“说谎！”她说。 但她错了，我只说过一个谎。），如果是这样的话，本书存在一个我们无法忽视的矛盾。
在那一节开头，“我”说：我有时说谎。最后一次说谎是去年。这里的“去年”可能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故事里十八天所在的1970年的前一年1969年，另一种是已经在写这本小说的29岁的“我”的去年——1977年。这一节也一如既往地很谜语人，没给读者任何“直接”线索来判断到底去年是哪一年，不得不承认，我一开始以为是1969年。
然而结合本书其他小节所写，“我”在十八天内（1970年）对唱片店女孩、酒吧偶遇的三十岁女子、还有在电话里咨询的女子大学工作人员都说过谎，为何作者在第三十四节单独写了一行说最后一次说谎是去年呢？
再翻到第三十节，作者如此说“我用啤酒和香烟把即将在时间的积水潭中昏昏欲睡的意识踢打起来，同时续写这篇文字。”。显而易见这个写着文字的“我”就是本书第一节里谈论自己八年焦虑的29岁的“我”，而非故事里21岁的“我”，本书中出现“我”自述的年份只有这两个，因而第三十四节的“我”也只能是29岁的“我”，那位女友也只能是后来与“我”结婚的妻子。我不由得感叹，怪不得这书写得这么薄，村上在提供线索这种事情上还真是惜字如金呢。

最后是在唱片店打工的女孩。
假如，我是说假如，“我”在遇到法文专业女友前结识唱片店女孩，且邂逅地点不在家乡，她或许能成为“我”的灵魂伴侣。在那个如果之前，尽管带上了各种不利于谈恋爱的“配置”，“我”依然可以为了重温那份夏日美好气息而勇敢迈出追求那一步，可在那之后，“我”变得更加谨慎，化为一只封闭了自我的牛。
“我”和女孩有两次分别聊到过“牛”。第一次是唱片店女孩看到“我”车子引擎盖上有一只牛头（牛穿着一个大大的鼻环，嘴里衔着一朵白玫瑰发笑。笑得十分粗俗。），问“我”干嘛画牛？“我”以一个“哦——”作为回答。第二次是她问“我”要不要听她离开一星期的真实原因后，“我”告诉她“牛何苦好多遍好多遍地反复咀嚼这么难吃又难看的东西呢（牛胃里的草）？”，暗示她不要来回地咀嚼难过的事，建议她释然一些。
然而事实上“我”也只不过是没有向别人倾诉内心无处消解的苦闷罢了，法文系女友之死依然在“我”的胃里徘徊着，而在表面上，“我”依然能冷不丁冒出几句幽默风趣的句子，就像车盖上那只看上去有点滑稽的牛。当唱片店女孩问到何必画个牛上去时，“我”既不想欺骗她（遵守尽量不欺骗人的原则），又不想说出真相（遵守保持距离的原则），所以十分干脆地“哦——”（结束话题）了。
当然也存在“我”不得不骗人的时候，比如“我”第一次见到她那天发现她醉倒在酒吧里，根据她包里明信片的住址送她回去之后，被女孩问“（明信片）看了？”，“我”回答“何至于？”，再被逼问“为什么？”时，“我”更是只能索然应道“没什么必要看嘛！”。显然两个原则开始在“我”脑子里打架了，“我”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其一，因为明信片还有其他信息涉及到她私事（从对方反复确认的急切表现就能看出是让她很在意的私人信息），“我”固然会主动忘记那些内容，却也明白就算不回答“看过”，但凡自己表现出一丝犹豫，对方那份不安会开始发芽，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作出略显粗暴的回答。
第一次对话结束后两人不欢而散，“我”还被她误会趁她不省人事把她睡了，若无意外，我们不会再有交集。不过“我”倒是没有讨厌她，至少她“带给我几分怀旧的心绪”，至于为什么会怀旧，第八节倒数第三段描写过她身上曾经晒得恰到好处的痕迹大概是一个线索，它暗示女孩多年前也在夏日的海边留下过快乐玩耍的身影，只是如今颜色开始黯淡，而未晒过的部分白得“看上去竟像已趋腐烂一般”，意味着女孩已经很久没有到海边晒太阳了，多年来被现实的苦难经历磨损着。
遭受磨损的也包括“我”。第二十七节“我”在梦里成了一只身负重伤的黑鸟飞往黑云笼罩的西天，这个梦正是呼应了第二十六节的“她们由于一死了之而永葆青春年华......苟活于世的我们却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地增加着年龄。”。

第二次见面之缘来自“我”到唱片店里买唱片，这家店正是女孩上班的地方。她十分熟练地找到了“我”想买的唱片，甚至还会举例询问需要哪个演奏家的版本，这属实把“我”给惊艳到了，“我”当即邀请她一起吃饭，可惜收获到一份强硬拒绝。“我”对她的好感再一次提升。
第三次轮到她提出邀请了，女孩冷静下来后想为之前的过分态度向“我”表示道歉，“我”欣然赴约，聊天过程特别开心，她第二天又喊我去她家吃饭了。如果“我”愿意的话，是完全可以直接在她家里过夜的，最后却没有，以下开始分析这两段十分关键的约会。
晚上在酒吧里，“我”一反常态地想听女孩聊聊自己的家庭，保证自己不讲给任何人听，甚至劝她不必在意自己讲家里人坏话（还记得前面讲过“酒吧”是一个特殊场所么），女孩犹豫一番后坦言自己十二三岁那会，家里为了给父亲治病花完了钱，五年前父亲死后（她十四五岁）整个家庭也分崩离析，八岁时她的左手小指被电动清扫机夹断，也因为她失去了一根手指，人们终于不会把她跟双胞胎妹妹认错了，“说着，她像音乐会上的钢琴家全神贯注的时候一样将双手整齐地在桌上并拢”。根据这些内容我们可以推测到：1，女孩家庭条件较差，在她生命中最美的年龄里，父亲的病直接消耗了母女之间的感情,；2，女孩想要成为钢琴家的人生理想早就破灭了，她身上的独特音乐气质从没被周围的人注意到，肤浅的人们只会通过手指数量来分辨她们双胞胎；3，音乐很可能是支撑女孩在命运重压之下独自坚持至今的精神养分。
当话题来到“我”这边，“我”说在大学学生物学，喜欢动物。女孩说她也喜欢。此时女孩已经表现出对“我”的些许好感了，按照正常套路，“我”完全可以继续聊自己见到的可爱动物，可是深受“法文系女友PTSD”的“我”下一句就开始扯什么吃过很多人的豹子和打豹子猎手，还来了句“还喜欢动物？”，丝毫不给一点情面。此处是“我”自闭状态显现的信号，这个信号稍纵即逝，它意味着“我”已经不再允许自己在没有了解对方不那么美好的一面时就贸然说喜欢对方，动物如此，人也如此。换作是其他普通女孩，礼貌些的会尬笑两下，脾气不好点的或许就要拍桌子了，九指女孩如果这么做，我们就不会有下一次约会，可她似乎get到了什么，心悦诚服地觉得“我”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并且第二天向“我”发起了啃牛排邀请。

吃饭时“我”给她展示被机动队员打断的门牙，告诉她不想复仇，也辨认不出机动队员（全长得一副模样），她问“那岂非毫无意义了？”，我说“没有”，她失望地哼了一声。
这段对话也很有意思，从女孩的反应来看，她有些期待“我”的门牙也代表某种“意义”，就像她的左手小指那样。可“我”的处世哲学是“像发动机出了故障的飞机为减轻重量而甩掉货物、甩掉座椅”（第一节），或者是“一年到头都得除霜的旧式冰箱”（第三十节），没什么值得附在身上的，所以“我”不会记恨打断门牙的人，那次经历不管“我”有没有被打断牙，都会对景查这个“群体”不再抱有信任（直接导致两年前“我”收留地铁站无处可去的女孩而不是把她交给景查），但也不会让“我”在“具体”的谁身上产生一丝记恨。这不代表“我”逃避战斗，第一节里，“我”谈到作家哈特菲尔德的战斗姿态毫不逊色于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然而“遗憾的是，这个哈特菲尔德直到最后也未能认清敌手的面目”，也即是说，“我”深知挖出真正的应该与之战斗的敌手是一个重要度极高的事项，机动队员只不过是执行任务的末端触手罢了，距离真正需要给它沉重一击的对象还很远，并无消耗自己战斗能量的必要，所谓“冷静”，所谓“除霜”，也有这方面的意义。只是没了门牙，“我”依然可以战斗，没了小指，女孩彻底断了理想。
接下来是转折点出现。
晚上八点将近，女孩开始试探“今天不用擦皮鞋了？”（你是准备继续跟我谈心吗）
“我”说 半夜再擦。（这个时候“我”爸皮鞋的优先度已经远低于跟女孩聊天了，不过“我”还是要半夜回去擦鞋的，仅聊天不过夜的哦。）
女孩不太确定，遂再探，说她相信上次“我”什么也没对她做也未尝不可（话题开始继续暧昧：刚才可能我没把话说清楚，我意思是，你别擦鞋了，你不会真的只在我喝晕过去的情况下才会留下来守着吧）。
“我”问何以这么认为（你在说啥我不懂）
她说“想听？”（你真不懂？）
“不”我说。（“我”又一次怂了：此话题太危险，求求你赶紧打住别开车了）
女孩开始思考，问“我莫不是在给你添麻烦吧？”（是因为你嫌弃我条件差吗）
“我”这时候已经纠结得要死了：“无所谓。”（“我”的两大原则又打起架来，不应该直说“我完全不介意你家里那些事”，因为“我”远还没完成说“喜欢”的准备阶段，更不应该骗她“我就是介意”，只能来了句看起来很敷衍的“无所谓”。）
女孩放弃：“明天我要开始旅行一周”。
回去路上，“我”想起了七年前第一次幽会的女孩，她也一个劲地问“我”是否觉得没意思。（笔者猜测：那个女孩和她一样家庭条件不好，会担心“我”跟她在一块会觉得无聊，浪费“我”的时间，此处对应那句“我莫不是在给你添麻烦吧？”，笔者认为那时候“我”的回答只可能是“不无聊”，如果说“无聊”，女孩就不会问第二次，可这样的回答也没有给女孩提供多少安心感。）。这场幽会的结果就如猫王主演的那部电影主题曲唱的：
我和她吵了一架，
所以写封信给她；
是我错了，原谅我吧。
可是信远洋返回：
姓名不详地址差。
不想把关系搞砸的14岁的“我”喜提“我真的不无聊啊”PTSD。

“由于进化。由于个体无法承受进化的能量，因而必然换代......宇宙本身在不断进化......”（反正笔者看到这段没看懂“我”到底在说什么，前面提到的“我”梦到自己成为受伤黑鸟的例子其实可以用来说明人如何走向死亡，可那毕竟过于血腥残酷。）
女孩继续：“我死后百年，谁也不会记得我的存在了吧？”
不会吧不会吧？这个时候该回答“我会记得”吗？还是回答“没人记得”？都不妥吧，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听她聊心事比较好？呸呸，何苦扯什么牛胃里的草呢。
“有可能。”我说。
后来我俩走到海边，“我”的确还是听女孩倾诉了。她默默地哭，“我”也搂过她的肩。女孩使“我”感叹，好久没感觉出夏日的气息了，却“宛如挪动过的复写纸，无不同原有位置有着少许然而无可挽回的差异”。（第三十五节）
此处“夏日的气息”也暗示“我”是真心喜欢她的，“无可挽回的差异”表示今昔不同往日。顺便一提，身为读者我也认为人这种生物要想继续活下去的话，到底还是需要有一个宣泄机会，一直憋在心里的话，早晚也得悄悄找个树林把自己吊起来的。

直到最后她快睡着时也还说着：“好几次我都尽可能那么想，但总是不成。也想喜欢上一个人，也想坚强一些来着。可就是......”，她睡着了，没有听到“我”的爱的宣言。
安抚了她一晚上的“我”终究没有把“爱”说出口来，唯一看起来有点承诺性质的回应也就是那句“冬天还回来，圣诞节前。十二月二十四日是我生日。”，然而也仅限于此，“我”一怂再怂。冬天回来时，她已辞去唱片店的工作，宿舍也退了，在人的洪流与时间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播节目主持人。在女孩在“我”身旁睡去的那晚，主持人收到了那位脊椎神经症患者的信，读完信后，他发表了一番深情独白，高潮部分是这样的：“想到这里，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我实在好久未曾哭过了。不过，好么，我并非为你而哭。我想说的只是这样一句话——只说一次，希望你听真切才好：我、爱、你们！”
在这同一个夜晚，“我”迟迟无法将爱说出口，而一个很可能从没亲眼见过脊椎神经症患者的主持人运用他那十分流畅而嘹亮的嗓音把“我爱你们”传到整个城市。
爱这个字在有的人眼中已经过于沉重，在广播节目里却被用来提高抒情效果。正是这位深情的主持人，曾在电话里向“我”说出“看书不行啊......书那玩意儿是煮意大利细面条时用来打发时间才一只手拿着看的”的无情暴论，可当“我”谈及动物不笑，他又提出不同意见“嘿，动物不笑？”、“嗬嗬，什么时候笑？”。在节目里，主持人前脚根据需要输出了一个不容对方怀疑的冒犯到对方的观点，后脚又对其专业领域知识大肆发挥怀疑精神，他真的在乎沟通另一方的真实感受吗？随着信息传播技术日益发达，当这类手里拿着预设剧本的主持人越来越多时，当爱的宣言越来越被滥用时，听众也只会越来越麻木，待到那时，人们又该如何表达真情呢？
“我”对她的回忆并没有无影无踪。“等到夏天回去，我便经常走那条同她一起走过的路，坐在仓库石阶上一个人眼望大海。想哭的时候却偏偏出不来眼泪，每每如此。”（第三十九节）。
此处对应的是第三十六节女孩痛快哭完就把她前男友忘了。每年夏天故地重游，回忆过去，想哭而哭不出，那份感情就只能继续留在心底，留得太深，成为无法被“除霜”的部分。同样无法被“除霜”的还有那位借了“我”唱片的同校女生（那张唱片一直在我唱片架的一角。每当夏日来临，我都抽出倾听几次......唱片架旁边是一张桌子，上方悬挂着干得一如木乃伊的草团——从牛胃里取出的草。）
法文专业女孩的照片在搬家时丢了——暗示被“除霜”。
只说一半话也好，“除霜”也好，数数也好，直至放弃一段感情也好，都是“我”基于相当现实性的理由采取的措施。有太多的心里话，“我”无法说出来，即便为此要承担无可挽回的代价。这个代价也包括了象征最美好青春的“夏日海边的气息”。不知从何时起，“我”也只能偶尔回忆之，无法再度重温之。

鼠和他的漂流幻想
鼠家里很有钱，可他登场第一句话骂了有钱人，他说有钱人都是***，他们什么也不需要想，骂完了还不忘提一句“我不是那样，你也不同。要活着，就必须想个不停......死之前有五十年要活。这个那个地边想边活，说白啦，要比什么也不想地活五千年还辛苦得多。”。
回乡过暑假的朋友迟早会离开家乡继续上学，只剩下不愿意再回学校的鼠。鼠的主要活动范围基本上处于酒吧和他家那一片地方，有时他会跑去海边吹吹风，然而鼠自己很喜欢幻想与漂流相关的故事。
鼠想要写的故事有俩特点：没有杏描写，没有人死掉（本来人是要死的，也要同女的睡觉，十有八九）。
如何理解这两个特点？我想，没有性描写意味着不会有新生命诞生，没有人死掉代表旧生命不会逝去。现实里总会有杏和死亡的，鼠的故事不追求“写实”。
先看鼠在酒吧跟“我”分享的第一个故事：一艘船沉了，他跟一个年轻女子抓着救生圈漂流在海面上，他们一边漂一边聊，聊了很多。聊到天亮时，女子认为应该努力往估计有海岛的方向游，他选择留在原地继续喝酒等飞机搭救。两人就此分道扬镳。多年后，他们又在山脚下的小酒吧相遇了。女子告诉他：“我如此拼死拼活地挣扎，而你却干脆一动不动地只是在海上漂浮。这是为什么呢？”，她是希望他应该死了的。
虽然鼠的小说里没人会死。
这个故事极其简单，从头到尾只有一男一女两人，他们因为坐上了同一条船偶遇、一起漂流、一块喝酒、互道心事，因为死亡阴影分开了，在故事里，鼠缓缓摇头道：“说白啦，大家都错了。”，女子错在她希望只有自己才是对的，鼠错在他以为别人能跟他一样“洒脱”地看待人生中不同的选择，不会为此产生仇恨。
鼠的这种洒脱气质源于他身上的“非现实性”。作为村上“青春三部曲”第一部的《且听风吟》全书没有写过“非现实性”，这个概念是在第三部《寻羊冒险记》借鼠的前女友讲出的。
《寻羊冒险记》第五章最后一节里，她说：“我觉得我需要他（鼠）的非现实性来摧毁自己的非现实性，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所以才喜欢上。”。
为什么鼠要痛骂有钱人，说他们无需思考？因为他认为有钱人在资本社会能靠钱解决问题，包括鼠惹的事也是靠他爸的钱摆平的（至于惹了哪些事，书里没有具体说过，但鼠说他被景查揍过，可能那件事也是其中之一，鼠为了某种信念战斗，结果什么用都没有，把他放出来的力量来自父亲来路不正的钱），鼠非常反感这样的行为，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是那种依赖钱这样的充满“现实”意味的工具无脑开路的人，却又屡次深深体会到在很多情况下，没了钱的话自己就什么都搞不定。他激烈地骂着“不思考”的有钱人，说自己也是在思考的，就是因为害怕自己被有钱限制了想象力，他被“现实性”的力量帮助得越多，就越难以说服自己不是该骂的那种有钱人。

第三十一节是极为重点的一节，作者通过“我”与鼠谈心揭示了鼠当时面临的精神困境。
在游泳池边，鼠说：“我也在考虑别人，像考虑自己的事一样，也因此挨过警察的揍。但到时候人们终究要各归其位，唯独我无处可去，就像玩‘抢椅子’游戏没了椅子。”
说人话就是：其他人都有他们在外面为信念战斗之后要回归的“现实性”场所，他们遭遇到“现实性”力量（景查）的打击就很快钻回去了，鼠也有能让他钻回去的地方，可他不愿意，他还想继续和大伙一起谈谈理想。
黄昏时分，鼠又说：“关于虫牙：一天突然作痛，谁来安慰都照旧痛个不止。这一来，就开始对自己大为气恼，并接着对那些不对自己生气的家伙无端气恼起来。明白？”
鼠的意思：我发现自己终究无法摆脱“有钱”的束缚，成为不了能够游刃有余追求真正“精神自由”的强者，更无资格要求别人也同我一起摆脱现实的束缚，我对这样的思考能力不足、深陷资本陷阱的软弱的自己感到气恼得很，这种气恼就像虫牙一样折磨我。但偏偏我身边好些人根本不觉得这是个需要生气苦恼的事儿，反而一个劲地安慰我想开点，于是我也忍不住对他们也气恼起来了。
“我”回答：“多多少少。不过你认真想想看：条件大伙都一样就像同坐一架出了故障的飞机。诚然，有的运气好些有的运气差些，有的坚强些有的懦弱些，有的有钱有的没钱。但没有一个家伙有超乎常人的自信，大家一个样，拥有什么的家伙生怕一旦失去，一无所有的家伙担心永远一无所有，大家一个样。所以，早些觉察到这一点的人应该力争使自己多少怀有自信，哪怕装模作样也好，对吧？什么自信之人，那样的人根本没有，有的不过是能够装出自信的人。”
“我”的意思：没必要老这么看低自己，大伙都是常人，一旦碰到某个一样的危机，其实没有谁能够淡定得了，我们不能拿超出常人范畴的要求逼迫自己。别看我平时好像一副挺自信的样子，真面对一些特殊情况时还真有点虚，无非就是对问题觉察得早，所以装得自信罢了。重在量力而行，你也可以的。
在“现实性”领域里，“我”走过一条艰辛道路，若干年后没能坚持下去；而在“非现实性”领域里，“我”更自视为凡人。《寻羊冒险记》里那个身穿神秘黑色西服的男子如此评价“我”：“你显然属于后者（非现实性平庸）。”。眼前的鼠的力量太弱了，对抗不了“现实”，可他的大脑思维与常人不同，他无时无刻想着要飞离现实，这是他在漂流故事里从来不在乎该如何回去的原因，也是他对天空百看不厌、想当飞行员的原因。
就连当飞行员的个人目标都止步于“搞坏了眼睛”，实力有限的鼠只好寄托于写故事，让故事中漂流的人或动物代替自己去演练。
第二个漂流故事源自几年前鼠同一个女孩去奈良爬山之旅。他们看到人迹罕至的山里有一座古代天皇的坟墓，壕沟的水面上到处是青蛙和水草，周围栅栏挂满蜘蛛网。这一幕使鼠体会到“一种完完全全被包围的感觉。就是说，知了也罢青蛙也罢蜘蛛也罢，统统融为一体在宇宙中漂流”，鼠想要为知了、青蛙、蜘蛛以及夏草和风写点什么。
古坟是象征很久以前统治阶级“存在”的建筑，可鼠认为它过于庞大，看上去也不像墓了。不知从何时起，这儿任由青蛙、蜘蛛和风儿活动，它们将继续在往后岁月中悠然漂流，古坟也好，华族的住宅也好，它们最初被赋予的“存在”意义终究会被时间冲淡，那些现实的“存在”意义持续的时间也总会被“没有现实意义”的时间超过。

接着“我”问鼠：“那......你是写什么了？”
“哪里，一行也没写成。什么也没写成。”
“是吗？”
“汝等乃地中之盐。”
“？”
“倘盐失效，当以何物为盐？”鼠如此说道。
鼠让“我”想象自己是“地中之盐”，“盐”这个东西存在很多属性，所谓的“效”是其中一个对人的舌头产生味觉作用的属性，也可以认为是现实层面能给人带来“好处”的属性，如果由于一些原因，“效”这个属性转化成其他属性了，那“我”还算是盐吗，会不会成了别的东西？
此处可以联系第二十五节，这一节单独讲了鼠最喜欢吃的东西，那是用一瓶可口可乐浇在被整齐切开的热蛋糕后的产物。“现实”的“我”评价它为“令人反胃的食物”。
蛋糕是蛋糕，可乐是可乐，蛋糕与可乐融为一体后，蛋糕与可乐的“效”都大大打了折扣（当然饿疯了的人还是会吃它的），那么在旁观者眼里，它们还能算是蛋糕可乐吗？
鼠始终思索不出答案，所以他的融合体漂流故事一行也没写出来。

小说里还有一个在宇宙中往来彷徨的青年的故事——《火星的井》，来自哈特菲尔德，哈特菲尔德是深深影响了“我”的作家，他曾说他“仅仅写实”，无论他的小说里有多么荒谬的设定，最后还是服务于“现实”的。
这个故事提供了另一种极端环境，那是火星人沿着时间斜坡开凿出无数深井，井下面有很长的横向通道，井顺着时间一起流动，因而它的砖块永远都是刚建造时候的状态，不会变旧。
在宇宙中往来彷徨的青年厌倦了宇宙的浩渺无垠，期待找个地方悄然死去，他钻到井里被“一股奇妙的力开始温柔地包拢他的全身”，走了很久也没有饥饿感和疲劳感（因为他跟着时间一起流动了）。
待他从下面爬回地面，风告诉他时光已流逝了约十五亿年，太阳还有二十五万年就要爆炸了，“我们无所谓生也无所谓死，只是风。”。
青年向风提问，也是向自己发问“你学得了什么？”，没有答案。没答案意味着他什么都没学得。青年掏出手锵紫鲨了。
此篇故事紧跟在“我”跟鼠那轮对话的后面一节，是“我”读过、而鼠没有读过的文章，因而它是从“我”的视角来看待“漂流者”的写照，这是我们分析《火星的井》背后隐藏寓意需要意识到的前提。“我”其实是不愿让鼠继续如此执着于“非现实性”的漂流的，有钱也好没钱也好都是不同的人拥有的不同现实条件，就算那些看上去没肝没肺的“有钱人”也不见得真的能活得轻松，他们也有自己需要烦恼顾虑的事，没有必要总是排斥“有钱”属性。“我”担心鼠继续钻牛角尖就会像那个青年一样一无所得，等他突然察觉到自己已经毫无意义地失去了大把时间却只收获了更深的厌倦和孤独感时，就是他不能继续好好活下去的时候。带着这种“现实性”的“我”在八年后娶了兴趣爱好不同的老婆。
鼠则不是这样。他认为自己正受困于某一无形的屏障里面，来回打转却什么也没学到（《1973年的弹子球》第十节，鼠盯着杯子说，“我活了二十五年，觉得好像什么也没学到。”）这个屏障不是物理意义的，而是源于他的内心，他在心底明白不管怎么拒绝跟外人聊天，怎么沉迷于想象“盐要是失效了会怎样”，那座能让他无忧生活的豪宅一直存在着，宽敞舒适的后路并没有消失。
《1973年的弹子球》第四节，鼠在少年时代就不知多少次走到灯塔远眺浩渺的大海，他的身后是被深海隔绝开来的自身的世界，他觉得“前头等待他的世界那般辽阔，那般雄伟，完全没有他潜入的余地”。二十五岁的鼠拜访女友位于防波堤附近的住处时，女子说能闻到鱼味儿，鼠却说“没什么鱼味的”。女子与家庭断了联系独自来到这个地方，她当然能闻到在海里漂流的鱼的气息，同理，鼠不能闻到，所以三年后的他依然写不出漂流的青蛙、知了、蜘蛛的故事，苦恼着自己这辈子会不会永远做一个无聊阔佬。在那本书里，鼠也终于下定决心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漂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家里人找不到那儿（不过那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