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周朝说 

我们在前面提到，先秦时代的周朝出现了记事的史官和采风的乐官，因此，有人就推测，像《春秋》和《诗经》这样的史籍，在当时很可能就是一种报纸，它们带有宣传和公报的性质。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几位外国学者，比如说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多年的美国新闻学者白瑞华。但是，这种说法大部分只是学者们的大胆假设，并没有足够的史实根据。先秦的任何典籍中也没有记载周朝的“报纸”的文字。所以，这种说法不能成立。 
（2）汉朝说 

持这种说法的以我国著名的新闻史学家戈公振为代表。在他的《中国报学史》中的有一节专门论述汉朝的报纸，节的题目是“汉有邸报乎？”他认为，汉朝幅员广大，工商繁荣，文化发达，各藩王与汉武帝之间关系密切，对于京师的政治情报，必定有殷切的需求，而邸报自然应运而生了。应该承认，这些事实都说明了汉朝的确具备了一定的抄发报纸的客观条件，而且也的确有了“邸”这个机构，但是，却没有关于“邸报应运而生”这样类似的记载，在现存的汉朝文献资料中，也看不到“邸报”的字样。因此，汉朝有报纸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另外还有东晋说等，我们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从这些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报纸的起源是需要用能看到的实物或是确定的记载来证实的，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曾对我们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做学问需要有这样的方法“大胆推测、小心论证”，这用在我们新闻史的研究中也非常合适，我们需要根据现有的材料大胆的推测一些材料背后的事情，但是翻回头还需要找大量的史料来对想法进行论证，只有想法是不够的。 

根据现有的材料，比较可靠的说法是：中国的报纸开始于唐朝。 

3、唐代的进奏院状报 

到了唐朝，我们知道，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空前繁荣强大的一个朝代。它采取了一种与前朝不同的行政制度——藩镇制度。我们在中学历史中已经学到，藩镇割据的形势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随着藩镇势力的日益发展，各藩镇的办事代表“节度使”纷纷在京都设立自己的办事机构，叫做“邸”，后来又改叫做“上都知进奏院”，简称“进奏院”。这里的负责人也就叫做“邸吏”或者是“进奏官”。他们的工作是为所代表的地方长官呈递章奏，下达文书，办理需要和政府中枢各部门请示汇报、联系交涉的各项事宜，也为地方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其中，我们注意到，由邸吏或者是进奏官们，为地方长官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而传抄的报告，已经不同于以往的诏书性质的文件，诏书是有强制性的行政公文，而这些报告，却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仅仅是提供了信息，因此它是一种专门用来传递新闻的渠道。而“邸”或“进奏院”这样的机构，也就成为藩镇首领们设在首都的、了解朝廷和全国情况的信息中心。只是这些报告在当时没有固定的称呼，有称“进奏院状报”的，也有称“状报”或“报状”的，还有称“留邸状报”的等等。因此，可以这么说，如果唐代确实存在“进奏院状报”的话，那么它将是我国最早的报纸。 

现在，我们需要证明的就是，唐代确实有“进奏院状报”。有两种途径:一是需要在古籍中找到关于这种形态的报纸存在的确切记载，或者是找到“进奏院状报”的实物来证明。恰巧，这两方面的证据我们都已经找到了。 

（1）先说史料的记载。 

在唐人的著作和有关唐代的史籍中，已出现“新闻”、“编辑”等名词，至于“报”、“状”、“条报”、“杂报”等词语，更是频繁使用。在有些著作中还对此作了具体的描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个叫孙樵的人在自己的著作《经纬集》中的一篇文章《读“开元杂报”》。 
孙樵，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弟子，生活在公元八百多年的唐朝中后期，曾作过中上级的政府官员。 

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作于公元851年，这一年，他在科举考试中中了进士，从自己的家乡——襄汉（也就是今天的湖北）一带，来到皇都长安，在长安亲眼看到了“进奏院状报”之后，回想起自己在家乡曾经见到的出自开元年间（713-741）的报纸，所作的一篇文章。（见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