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个原文链接：别吞我别吞我别吞我
卫太子刘据的谥号问题探究——兼论《汉书》所见卫太子之地位
http://www.qinhan.org.cn/viewinfo7pdf.asp?sortid=5&id=20902&r=1

摘要: 谥号作为统治阶级的身份标志，按照惯例，太子死后无谥。但汉宣帝即位后，破格为死去多年的祖父卫太子追赠谥号为 “戾”。 “戾” 为“不悔前过”之意，此谥号含有批评的意味，是为了维护武帝的权威，但“戾”之意并不表明卫太子是罪人。 “戾”谥号背后的深意是不仅要肯定卫太子的合法地位，而且更要突出汉宣帝作为汉武帝嫡长子一系的正统身份。与之相佐证，在 《汉书》的一些细微之处，卫太子的地位有时隐隐还在汉昭帝之上。
关键词: 卫太子; 谥号; 巫蛊之祸; 汉武帝; 汉宣帝
前言
巫蛊之祸对西汉中期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zhengzhi影响，历来很多学者对此十分关注。前辈学者的相关研究，如田余庆先生认为巫蛊之祸的实质是 “汉武帝利用以江充为代表的 ‘深酷用法臣僚’，摧毁了以卫太子为核心的 ‘守文集团’”①。田先生认为巫蛊之祸带有 “路线之争”的性质，这一观点在学界影响极大。而方诗铭先生将巫蛊之祸定义为 “李氏外戚集团进攻卫氏外戚集团的zhengzhi事件，这是两大外戚集团的权力之争”②。孟祥才先生却认为巫蛊之祸本质上是 “源于对皇权的争夺，是专制皇权对人性扭曲的结果”③。王子今先生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认为 “研究巫蛊之祸的产生，
（以上为正文，接下一页）
①田余庆: 《论轮台诏》，收入氏著 《秦汉魏晋史探微》( 重 订 本) ，中华 书 局，2004 年，第 42 页。
②方诗铭: 《西汉晚期的 “巫蛊之祸”及其前后———兼论玉门汉简 〈汉武帝遗诏〉》，载 《上海博物馆集刊》第 4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359 页。
③孟祥才: 《析戾太子之狱》，《齐鲁学刊》2001 年第 5 期。

即位，下诏曰: ‘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岁时祠，其议谥，置园邑。’”随后，有司奏请: “谥法曰: ‘谥者，行之迹也。’愚以为亲谥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诸侯王园，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谥曰戾，置奉邑二百家。”① 关于上述说法的取舍，《武五子传》应比 《宣帝纪》的解释更加接近事实的真相。 《宣帝纪》中韦昭、臣瓒、董仲舒和颜师古等人的注释毕竟属于个人的主观臆测，而 《武五子传》中却是真实记录下来了汉宣帝追谥时的诏书内容。
对于卫太子刘据的 “戾”谥号，辛德勇先生认为: “按照所谓周公谥法，乃 ‘不悔前过曰戾’。”② 笔者认同这一观点，并且进行一点补充。 《汉书·霍去病传》载:“元狩六年薨。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像祁连山，谥之并武与广地曰景桓侯。”对此，苏林曰: “景，武谥也。桓，广地谥也。义见谥法。”③ 从这里可以看出，霍去病的谥号是按照 《谥法》而定，这应是汉武帝时代定谥号的普遍做法，汉宣帝给卫太子追赠谥号也应延续这一惯例。
在巫蛊之祸中，卫皇后和卫太子一起参与发兵反抗武帝之事。《汉书·武五子传》:“太子使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因长御倚华具白皇后，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曰江充反。”④ 此事亦记载于 《汉书·外戚传》，文曰: “太子惧不能自明，遂与皇后共诛充。”⑤ 汉宣帝追谥时，二者谥号后面所隐含的蕴意则不同。既然一起参与起兵反抗汉武帝，为何卫太子的谥号是 “不悔前过曰戾( 注曰: 知而不改) ”⑥，而卫皇后的谥号却是 “追悔前过曰思 ( 注曰: 思而能改) ”⑦?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兵败之后的态度。思皇后卫子夫事败后是自杀谢罪，《汉书·外戚传》载: “兵败，太子亡走。诏遣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奉策收皇后玺绶，自杀。”⑧ 辛德勇先生指出: “谥法中与卫皇后行事相当的定义，应是 ‘追悔前过曰思’，亦即与明末在煤山树杈上自缢故世的崇祯皇帝初定的谥号一样，体现他以自裁的方式，追悔以往的过失。”⑨ 辛先生的见解符合事实，“思”谥号契合卫皇后自杀谢罪的态度。而卫太子刘据在兵败之后畏罪潜逃， 《汉书·武五子传》载: “太子兵败，亡，不得。”⑩ 两相对比，卫皇后的 “自杀谢罪”是 “悔过”的举动，而卫太子兵败之后的畏罪潜逃却是 “不悔”的表现。
（以上为正文，接下一页）
①《汉书》卷六三 《武五子传》，第 2748 页。
②辛德勇: 《制造汉武帝》( 增订本) ，第 51 页。
③《汉书》卷五五 《卫青霍去病传》，第 2489 页。
④《汉书》卷六三 《武五子传》，第 2743 页。
⑤《汉书》卷九七上 《外戚传》，第 3950 页。
⑥《史记·史记正义》，第 4076 页。
⑦《史记·史记正义》，第 4074 页。
⑧《汉书》卷九七上 《外戚传》，第 3950 页。
⑨辛德勇: 《制造汉武帝》( 增订本) ，第 163 页。
⑩《汉书》卷六三 《武五子传》，第 2744 页。

说白了， 谥号这玩意还是为了维护制度运行的。出这破事总的有人背锅，刘彻刘据二选一，刘彻得英明神武，只能委屈卫太子牺牲了，败者没人权嘛，敢造反就得敢承担不好的结果。要不别反抗乖乖自鲨。老刘一定给他大操大办掐四十九天焰火去。可惜刘据可不是要死人牌坊的主……有些心怀叵测的玩意拿所谓谥号踩人，也不看看自己批皮的那几位有没有。反正名将李阳伟没有。

事实上，只有在不与政治权力抵触的地方，宗法才被承认有效，一遇与政治权力抵触，宗法便失去效力，不适用了。……
古人使用大宗一词，所指的对象并不固定，有宗法上的大宗，也有政权上的大宗。……
毛传说“王者天下之大宗”，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应该知道，这是政权上的大宗，不要与宗法上的大宗混为一谈罢了。……
所以，毛传说：“为之君，为之大宗也。”又说：“王者，天下之大宗。”这两句话，从其本身意义来讲，并没有毛病，只是不应当说成是宗法的宗罢了。王国维说：“天子诸侯虽无大宗之名而有大宗之实。”其错误就在于混淆了政权上的大宗与宗法上的大宗两个不同的概念。程瑶田说：“盖宗之言尊也，凡有所尊，皆可曰宗。”（《宗法小记·宗法述》）这话是对的。总之，具体的历史不是简单的、僵硬的，而是复杂的、变化的。……
最初的宗，起于祖先崇拜，只限于有血缘关系的，但是，并不排除后来又用宗以表述阶级关系。天子诸侯的统治，本质上是阶级统治，主要靠政治权力，但是并不排除在与政治权力不抵触的限度内，还利用旧有的血族组织为它们服务。尽管这样，仍然不能把分封制度归结为宗法制度。所有上述情况，都是历史的具体情况。具体的历史，就是这样极其复杂而多变化的，要了解它，只有用具体的分析，不是“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或搬用什么现成的公式所能办到的。一看见宗字，便以为是宗法的宗，恐怕是近来讲宗法制度的通病，而这个毛病不能不说是受了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的影响。……
宗法制度也自周初开始。近人曾謇著《周金文中的宗法纪录》列举周金文中的宗子、宗妇、大宗、宗室、皇宗、新宗等等名称（见食货第二卷第三期），证明周有宗法，确然可信。丁山先生著《宗法考源》，断言：“五宗者秦汉以后立新制，必非周人之旧法。”（见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四分）是不正确的。在秦汉的历史条件下，不但不可能产生这样宗法制度，即捏造这样宗法制度也不可能。因为，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捏造也不能完全不以客观材料为根据。……
为什么说宗法制度到秦完全破坏呢？因为宗法制度是与分封制联系着的，到秦，分封制不存在，宗法制度失去了政治基础，归根到底是由于失去了经济基础。先前，土地为奴隶主所有，人民仅有一定数量土地的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不能自由买卖。这时，土地允许人民私有，自由买卖，先人遗产纵令还由嫡长子一人继承，很可能转眼耗尽，化为乌有；其不继承遗产的，很可能瞬致千金，居然豪富。在这样情况下，即令还有大宗、小宗，也不过如化石一般空存躯壳，不能负起统宗、收族的责任，没有现实意义。所以必归破坏无疑。我们知道宗法制度是与服制、庙制有联系的，请就庙制考察一下。本来“庙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而《史记》记秦始皇二十七年立极庙，是身存而预立庙；本来“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而汉惠帝元年却明令郡诸侯王立高庙；本来“天子七，诸侯五”，有迁毁之制，汉于高帝时却令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庙，至惠帝尊高帝庙为太祖庙，景帝尊文帝庙为太宗庙，行所尝幸郡国各立太祖、太宗庙，至宣帝本始二年复尊孝武庙为世宗庙，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见《汉书·韦玄成传》），简直宗庙竟泛滥成灾了；本来七庙五庙，庙各异宫，而汉明帝临终遗诏遵俭无起寝庙，藏祖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其后章帝也遵行无改，后世立庙遂概用同堂异室之制。这一切都说明什么？说明先前的庙制到秦被破坏了。请再就服制考察一下。服制也同庙制一样，由汉文帝遗诏“已下（柩已下圹）服：大红（功）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见《汉书·文帝纪》），即可以明显看出先前的服制，已不能复行，后世虽还有人呶呶争讼不休，终不能恢复古制。原因是时代前进了，原来这些制度——宗法制、服制和庙制，乃是旧基础奴隶主经济的上层建筑物，现在旧基础已为新基础地主经济所代替，与旧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物不可避免地也随着倾倒。
——以上均摘自金景芳《论宗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