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乡愁】红楼遗梦——我的矿中（8）

开学头一天，学校教导主任左老师就给我们做了一次“形势报告”。左老师扳着手指头给我们算着时间，讲着我们所面临形势的严峻性。左老师的这一番话，犹如一盆凉水，泼在我们的头上，原本还沉浸在暑假余兴当中的我们算是彻底清醒了，心也随之沉重了起来。
这种“形势教育”远远没有结束，之后的日子里，几乎每堂课，老师们都不忘叮嘱上几句:抓紧时间，跟上进度。每节课都是急急地赶着进度，以便早些腾出时间组织复习，以迎接中考。初三的课业是繁重的，每天早上六点多就得从家往学校走，七点开始上早自习，中午放学回家匆匆吃了口饭就又急步返回学校，下午四点多上完白天的最后一节课，又是急急地返回家中吃晚饭，然后又得赶回学校上六点钟开始的晚自习，八点半晚自习结束，回到家中已是星斗满天，也只有这时心情才会稍微放松一下。

班主任是初二曾教过我们语文的王绵礼老师，王老师给我的印象是:有活力，富于创新精神，再有就是他那刚直的性格。
教代数的还是初二教过我们的王德明老师。初三代数是从平面直角坐标系开始的，最开始我还能跟得上，而且对老师讲的内容还领悟得挺快，甚至开始对代数这门课产生了兴趣。可是渐渐的，随着讲课进度的加快，难度的不断加深，我就又开始招架不住了。
几何学的依旧是平面几何，教几何的是康习信老师，此时的康老师已经是矿中的校长了。康老师讲课还是那样有板有眼，还是那样风趣，总之，挺喜欢康老师的讲课风格。有时候康老师也会给我班提点建议，但一般都是说给我们，然后通过我们转达给班主任，因为他觉得:他是校长，如果直接找班主任说，怕给班主任老师带来压力。

教外语的是刘静茹老师。在我第一次上初一时刘老师曾经教过我，但那时我的外语成绩平平，而且只上了半个学期，那时刘老师应该对我没啥印象吧。主要还是我第二次和第三次上初一的时候，那时我经常到办公室去找王铁凤老师和曲秀云老师，而刘静茹老师那时候和王、曲二位老师在一间办公室，所以总体来说，刘老师对我还是有一定印象，而且还不错。
刘老师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几乎每学完一个单元都要进行一次考试，刘老师要求我们，发下来的卷纸不许丢掉，也不许勾勾抹抹。钉在一起，作为复习题用。一次英语单元考试，考的内容都是些基本知识，要是在以往，这种考试答到98分以上是没问题，可这次我却只考了90分左右。我有些沮丧的看着试卷，想着自己从那个“英语尖子生”极速下落的过程，一时忘了老师的叮嘱，随手在分数旁写了“太低”两个字。第二天英语课，刘老师要讲解试卷了，讲解之前特意挨个座位转了一圈，看有没有没按照她的要求做的。刘老师走到我旁边了，我想用手去挡我写在分数旁边那两个字，可我的这一举动终究没能逃过老师的眼睛。刘老师停了下来，特意看了看我写在分数旁边的那两个字，并没有像对待其他同学那样批评我，而是把声音缓和了下来:嫌分数低是吧，那就得多努力啊，我们班的英语还指望你多出成绩呢。刘老师的这几句话，不算严厉，但却字字扎在我的心上，尤其是最后那句话，更是让我觉得惭愧。
一天英语课，检查前一天留下的作业。我在书包里翻了半天，才想起来作业本忘家里了。那次作业有好多同学都没能完成，眼看着前面站起来了一大排，我也有些紧张，可是没办法，谁让自己忘带了呢，听天由命吧。轮到我了，我只能实话实说:作业写完忘家里了。也许是刘老师觉得这个理由还算说得过去吧，就让我坐下了。谁料，从我往后，竟然一连五六个同学的理由都和我如出一辙::写完忘家里了（也不知道是效仿我还是巧合）。这时刘老师有些哭笑不得了:好啊，张明生给你们开了这条路，你们就都跟着走了是吧。
看着我们在学习上吃不得苦的样子，刘老师比我们还着急，甚至有些生气，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就是懒，你们要是我的弟弟妹妹，我打也把你们打勤快了。可这毕竟只是一句气话。

初三的物理课是从光学开始的，教物理的是刚来不久的艾连仲老师，和其他科目一样，刚开始还能勉强跟上进度，可是渐渐的，越来越招架不住了，什么凸透镜、凹透镜、反射、折射……这些似曾相识却又认不太清的东西把我折腾得焦头烂额。
教化学的，是彭世杰老师，彭老师无论讲课还是平常说话都很风趣，记得刚开学时有同学管他叫“化学老师”，彭老师立马纠正:“不要叫我化学老师，又不是什么化学制品。直接叫我彭老师。”第一次到化学实验室做实验是在一个晚上，我们早早来到了实验室门前，等着彭老师开门，锁刚拔下来，门还没完全推开，我们就一窝蜂地拥了进入，差点把彭老师拥倒。我们看着里面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以及里面那五颜六色的液体、固体，样样都觉得新奇。在实验室里面彭老师没有说我们什么，而是正常的指导我们做着实验。等实验结束回到教室，彭老师立马扳下脸来开始训我们了:“这样怎么能行呢，里面很多是化学药液，都有腐蚀性，万一容器碰坏了，药液溅出来伤人怎么办！”我们大气都不敢出地听着，彭老师接着说。“我们这也和部队打仗一样，不是得一切行动听指挥吗，哪能像刚才那样一窝蜂就冲进去了，你看人家解放军战士，都是按着口令行动，一、二、一……”。说着说着，彭老师竟然随着自己喊出的口令来了一通原地踏步走。这让我们原本收紧的心立刻松弛了下来，继而发出哈哈的笑声。
一段时间，彭老师因故没来，代课的是邹春辉老师，对于邹老师，以前只是在学校篮球场上见过，邹老师那时候给我的印象是风风火火的、挺富有活力的那种。邹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情景至今还能记得，先是几句简单的开场白，然后开始步入了正题:“今天是我给大家上的第一堂课，也不知道大家对所学知识掌握到什么程度，那么怎么办呢，只能是——考试。就这样，第一堂课在鸦雀无声中过去了。
过了没几天，又迎来了邹老师的第二堂化学课，邹老师先是让化学课代表把卷子一一发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先看看。记得那次考试全班多数都考得不太好，一方面由于这次考试属于突然袭击，再有就是对知识点掌握得不好。邹老师开始讲卷子了，讲卷子的同时，还不时叫起同学回答卷子上的问题。卷子讲完了，邹老师手里拿着我们的成绩单，按着上面的名字，叫起几个成绩在六、七十分的同学，严厉地批评着，这时，我的心不由得开始收紧，那次考试我的成绩只有四、五十分，庆幸的是直到最后老师也没有点到我，也许是邹老师觉得我这成绩不值得他一批吧。看着邹老师把成绩单收进了教案里，我才长舒了一口气。邹老师继续说着:你们这成绩，对得起你们的父母吗？坐在这烟台煤矿“最高学府”里不觉得有愧吗……”这堂课，在我们的一片沉寂中结束了。下课了，教室里依旧是寂静无声，很多同学还一动不动地呆坐在座位上，想着心事。

初三政治学的是《法律常识》，教《法律常识》的是施丽华老师。也不知怎么论的，施老师还和我家有点亲戚。姐姐和施老师比较熟，她又从姐姐那里知道了我，为了给我增加点自信，施老师特意指定我做了她的政治课代表。我那时心理压力很大，就怕什么也考不上最后流入“待业”大军里，所以整天显得心事重重的，施老师就特意让姐姐回家好好劝劝我，不要有太大包袱，考上的毕竟是少数，那么多没考上的人家过得不也好好的。
施老师讲课耐心细致，不死板，还经常能把课本中内容与生活实际结合起来，使得原本有些枯燥的课本知识活了起来。每有闲暇，施老师还会经常给我们讲些矿中校友刻苦学习的故事，以此来激励我们，还别说，施老师讲的这些故事我们还都挺爱听，每次听完后也确实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初三生物课学的是《生理卫生》，教《生理卫生》的是左德福老师，左老师也是当时矿中的教导主任。左老师讲话很轻，讲课的声音也不大，可就在我们听得昏昏欲睡的时候，往往会猛的提高嗓门，把我们吓得一激灵，赶紧重新振作起精神。说实话，《生理卫生》是我最提不起兴致的一门课了，一次，正忙得焦头烂额，忽然传来了《生理卫生》要考试的消息，我的头顿时就更大了，最后还是同桌康军给我出了个“主意”:“不考了”。“什么？不考了？”我以为我听错了。紧接着，康军给我讲出了一番“道理”:“这么匆忙地参加考试，成绩肯定不能好，伤自信……”。我一听，还确实挺有“道理”。于是，那天我和康军都没去参加考试。
也许是天赐的缘，就在初三，我和康军又分到了一个班级（初二时，康军也曾留过一次级），而且还是同桌。康军，依旧是那张扬的个性，这时我才知道，康军酷爱文学，作文是他的强项，几乎每堂作文讲解课，他的作文都会被当做范文来读。同时，在班级里，他还有一个头衔，那就是班长，不过确切的说，这个班长是班主任老师任命的。

尽管是学习繁忙，可我还是喜欢看课外的“闲书”，对于报刊杂志尤其感兴趣。那时每天上学放学都会路过铧子邮局，就在邮局营业厅的一角，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报刊杂志，几乎每天中午我都会特意拐进去转一圈，看看有没有喜欢的报刊杂志，买完的报刊杂志是不敢明晃晃的带进教室的，只能是卷成卷或者掺杂在学习用的书里。一有空闲，总是忍不住翻上几下。记得当时买得比较多的是沈阳出版《辽宁青年》，还有一本就是广州出版的《黄金时代》。

1984，由《北京晚报》等单位举办的“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在全国兴起。我在《辽宁青年》杂志看到的这一活动消息，就按着杂志上提供的汇款地址将手里的5元钱汇了过去。
转眼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这天，做完课间操，没有马上解散，而是让我们以密集队形聚集到了主席台前面，看来是要发布什么通知了。待我们安静下来，校领导宣布了一项表彰通知，是关于我的，原来，“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捐款活动办公室收到了我的汇款，办公室特意致信我所在的学校。
中午，一张写在红纸上的“表扬通知”贴到了学校传达室门前，“通知”是关于我参加“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的，末尾还向向全校师生发出了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赞助活动捐款的号召。红纸被同学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每次经过那都会有人对我指指点点，走在校园里，认识的同学都会多看几眼，这弄得我有点不太自然，只好绕道走了。
几天后的一个课间，负责校板报编辑的王桂芬找到了我。对于王桂芬我之前只是认识，但并未接触过，对于她的到来，让我多少有点意外，经过简单交流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学校准备要出一期“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专刊，她是来找我搜集材料的。
只见她左手拿着日记本，右手拿着笔，俨然就是记者在做采访，看这架势，我不觉有些发蒙了。
“采访”正式开始:你是我们学校第一个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捐款的，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这直单刀直入式的“采访”一下子把我问住了，站在那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沉默，接着又是一阵左顾右盼，还是想不出该如何回答，眼看要上课了，可能是王桂芬也觉得问不出来什么了，就说:那你就把当时的想法写出来吧。一听这话，我才如释重负的返回教室。
晚上放学回到家，我就开始为白天那欠下的“作业”忙活开了，坐在灯下，冥思苦想好一阵，才把笔落在纸上，缓缓的写着。大约忙活了一个多小时，我的这份特殊作业终于算是完成了。题目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开头第一句是引用的当时比较久流行的《我的中国心》中的一句: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

没过几天，我的那篇“文章”终于见“报（学校黑板报）”了，不过题目已被修改成《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那期黑板报除了我这篇“文章”外，还有就是那天的“采访实况”，“采访实况”写得够细，甚至连我当时的窘态都给写出来了。再有就是关于全校师生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捐款的报道。
当时，我们初三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进行一次年级统考，之后是年级总排榜，按总排行榜成绩重新分班。有时候本想静下心来，把课程从头到尾好好复习一下，可是突然来了一次考试，不得不放弃原计划，以应付眼前的考试。频繁的考试、排榜、分班，搞得我们有些昏头涨脑，偶尔回头看看教室后面那不断更新的榜单，发觉上面的的好多名字是陌生的。
由于矿里供电设备的老化，发生故障是经常的事，可我们的晚自习用电却很少受到过影响。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回校上晚自习，一进校门，发现整个校园里面黑漆漆的，一定是停电了，摸黑走进教室，找到自己的座位，静静地等着来电。可等了好一会，还是没有来电的意思，老师也没有通知放学，其实我们多数同学的心里倒是希望不要来电，那样就可以放学回家了。将近7点，灯终于亮了，与此同时，教导主任左主任走了进来，原来是我们这片供电设备出现故障造成了停电，这种情况正常应该是白天才能处理的，可是当时主管机电的矿长知道是我们学校停电了，特意指示电工务必马上处理，不能耽误学生学习。经过一阵紧张的处理，终于把电送上了。

转眼一九八五年的元旦即将到来了，按以往的惯例，每年的元旦各班都要组织召开新年联欢会。可今年我们上初三了，学习这么紧，这联欢会还能开吗？直到12月20多号，这一问题的答案才终于揭晓，我们的联欢会照常进行。
联欢会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开始了，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放松机会。为了这次联欢，很多同学特意准备自己的小节目，吃着东西，欣赏着节目，很是惬意。正在陶醉的时候，竟然有人点到了我，而且是专门点到我初二朗读比赛时朗诵的那段《海燕》，这篇《海燕》早已被我背得滚瓜烂熟，所以这个节目对于我来说也并非难事。一段满含激情的朗诵过后，不知是谁来了句:再来一个，紧接着，更多的人开始起哄。好在我留了后手，不过这次就不像朗诵《海燕》那么熟练了，只能照着书来读，朗读的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部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其中的一段文字，也就是主人公梁山喜的一封家书。内容不是很熟，甚至有好几处字音读错了，就在我结结巴巴朗读的时候，门口传来了一阵欢声笑语，抬头一看，原来是隔壁初三、二班的班主任付老师过来“串门”了，那时候每年新年联欢会相邻班或者同年级班级都有相互走动拜年的习惯。付老师带的初三、二班是由补习生（也就是当年的初三毕业生，中考不理想或者没考上心仪学校，主动留级准备来年再考）组成的，论成绩比我们这个实验班还要高。付老师和班主任亲切地交谈着，看着洋溢在每个人脸上的笑意，我就在想:要是时光能永远定格在这一瞬间该有多好啊，可这毕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就在不知不觉间，我们的联欢会接近了尾生。
元旦刚过，我们就迎来了初三上个学期的期末考试。要是在以前，期末考试结束后是要放上几天假的，可这次不同了，考完试我们还是继续补着课。没过几天，其他年级都开始正式放寒假了，学校里只剩下我们初三和高三的几个班级还在上着课，平日里喧闹的校园，此时变得异常的冷清，好在假期补课时间不像平时那样紧张了，也不用上早自习和晚自习了，每天手捏着几本书就可以去上学。每次课上，老师依旧是不知疲倦地给我们讲解着，而此时的我，心已经不在教室了，只是在想，什么时候能放假呢？大约是2月10日左右，也就是春节的前十天（那年的春节是2月20日），终于迎来了我们那短暂的寒假。假期虽然只有不到20天，可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很知足了。
那年的寒假的确很短，甚至我们还没能仔细的品味，就不得不随着其他年级一同返回了校园。

3月的一个下午，矿里组织各单位进行植树。我班分配的植树段是在磨旗山的南坡。植完树，我和康军还有王成没有马上走，而是一起登上了磨旗山顶，那天的风很大，我们迎着风，敞开衣襟，衣服兜着风高高的飘在身后，我们又敞开喉咙，面对着眼前那被风刮得有些迷蒙的世界，尽情地呼喊着，仿佛要把心底那隐藏许多的压抑一下子都释放出来，呼喊过后，心情果真确畅快了许多。又过了许久，我们才开始往山下走去，我们默默地走着，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最先打破沉闷气氛的是康军:“再过几个月了就要中考了，要是考不上你们有什么打算？”我和王成都有些迷茫的摇摇头。王成反问了康军一句:“那你呢:？要是考不上怎么办？”“我啊，要是考不上，我就去追寻我的作家梦，做个大作家，靠稿费养活自己。”看着康军那那满含自信的神情，我不觉有了几分羡慕。可王成却说:“别太天真了，作家梦可不是那么好实现的……”，接下去，又是一阵默默无语。
随着各科课程的结束，我们进入了总复习阶段，升学考试不仅考初三的课本内容，而且还包括初一初二所学的内容，这就需要用到以前用过的教材，比如外语、语文、代数、几何、生物等，那些有心的同学，会把用过的教材都完好的保存下来。而有的，则是学完一本丢弃一本，等到总复习用到它们，就开始抓瞎了，只能四处去借。那是一个课外辅导书奇缺的时代，有时老师也会给我们推荐一些辅导书，可是买起来却是很有难度，有的会托在大城市住的亲戚帮搜寻，而多数则只能是和别人串换着看。
那年的夏天好像来的特别早，刚进五月，一股股热风就开始向我们袭来，热风裹挟着尘沙，刮得我们睁不开眼睛，教室也只能门窗紧闭，由于空气不流通加上心情的烦闷，让我有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继而变成一种烦躁。看着周围同学都在埋头学习，我却经常是拿着书本一个字也看不进去，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收回我那颗漫无边际四处游荡的心。

率先进行的是中师和幼师的招生。为了这次报考，康校长特意给我们开了一个会，会上着重提出了一点希望，那就是希望真正热爱教育事业的同学去报考。幼师是只面向女生招生的，记得填报志愿时也不知是哪位男生问了句:男生为什么不能报幼师？结果班主任王老师回了句:人家女生学完幼师能去当阿姨，你学完能干嘛，去当“阿姨夫”啊？！这话刚落，教室里立刻传出一阵久违的笑声，就连门口的几位老师也被逗笑了！
家里原本不希望我报考中师，而此时的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只是在想:如果能考上中师毕业后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也不错。也许老天也认为我不是学中师的料，那次中师考试，我连预考都没通过就被淘汰下来了。
接下来的是高中的报考，当时可供选择的有辽阳市高中、灯塔市二高中以及我们本校的高中，本校的高中又分为普高班和职高班，普高班以升学为主要目标，而职高班顾名思义，也就是学习技能就业为主了。当时高中的报考还有一个特殊的规定，那就是本校高中和灯塔二高中只能选择其一，不能兼报。第一志愿选择辽阳市高中是无疑的了，第二志愿选什么呢，有心选灯塔二高中，可又担心万一考不上。选本校高中？似乎又有些不妥，犹豫了半天也没有定下来。
这天下午，校长和主任把我们几个初中毕业班召集到了教师办公楼的旁边的空地之上（这里偶尔也作为集会之地），康校长首先为我们解压:大家不要压力那么大，实在考不上还有我们的烟台煤矿高级中学可以上呢嘛？听到这，不知怎么，我们都不约而同的笑了。当时的矿高中可以说是很不景气，每个年组也只剩下两个班级。接着，左主任开始向我们介绍矿中的职高班，职高，在当时算是一个新生事物了，学校自然也要对这个新生事物着重宣传一番，那期职高班所开专业以电钳，还做了一个口头承诺。那就是职高毕业后可以分配到刚成立的烟台煤矿热电厂。这一“承诺”对于我来说还是有一定诱惑力的，因为当时我的想法只是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别无他求了，几经考虑之后，独自做出了一个让我足足后悔好几年的决定——第二志愿填报了本校高中的职高班。
高中招生考试之前先进行的是初中毕业考试，毕业考试的题目一般都离不开书本，也很简单。按常理说，我们参加毕业考试应该不费什么力，可我却险些在数学这道关口翻了船。因为是毕业考试，所以监考不是很严，发完卷纸，监考老师拿把椅子倚门坐着，直到考试结束收卷子，中间老师几乎就没动过，只是偶尔象征性地警告几句。试卷上几道大题都来自于课本例题，而我平时只顾着啃难题，却忽视了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一时蒙住了，考场是混排的，周围基本都是其他班的同学，眼看着他们一个个带着满意的微笑走出考场（尽管有很多是作弊了，可人家毕竟是答完交卷了。），我也想打开书看看，可终究没能拉下脸来，直到最后时间快要到了，我才胡乱把卷纸填满，匆匆交卷。之后好多天，我都是心事重重，唯恐毕业考试通不过。

我们的毕业式是在烟台煤矿俱乐部举行的，开会之前，班主任把崭新的毕业证一一分发给我们，直到叫到我的名字，我才敢确认自己真的毕业了，可打开毕业证一看上面的成绩，数学只有62分，的确好险。前面主席台上，校领导深情回顾着我们在学校成长的每一步，以及对我们未来的希望，还有就是毕业生代表发言，听着校领导的讲话和同学的发言，我的心里不觉酸溜溜的，看着手里刚刚发下来的毕业证，更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毕业式结束后，矿俱乐部特意为我们安排了一场电影，电影名字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开头挺富有喜剧性的，可就在我们看得正兴起的时候，俱乐部突然停电了，等了好一会，也不见来电，我们只好带着遗憾退场了。
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国兴起了一股“交友热”，许多杂志还特意开辟了交友栏目，当时的《黄金时代》杂志就曾开辟了一个叫《友谊之桥》的交友栏目，想要交友的读者把自己的情况以及对未来朋友的要求分别填在杂志里面印好的表格里，并附上写好自己本人地址的回邮信封，编辑们经过一番精挑细选之后，就会根据交友者各自的自身情况以及征友要求，进行适当的搭配，比如:A的自然情况正好符合B的征友要求，而B的自身情况也恰好与A的征友要求相符，那么，编辑就会把B的征友表放进A的回邮信封，同时把 A的征友表塞进B的回邮信封。那年，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结识了一位结实相当不错的笔友。
那是六月份的一个下午，一个大号的航空信封飞到了我的手中，信封落款是打印上去的“黄金时代杂志社”字样，打开信封，里面除了一张征友表之外，还有一封写给未来朋友的信，通过里边的征友表得知对方是一位广东湛江霞山大庆中学的初二学生，叫黄毓，喜欢英语、文学。见我手里拿着信，好几位同学过来想看个究竟，我赶紧把信收了起来，见我不想展示，大家也就散了。上课了，我还是忍不住打开了信，不时的看上几眼。正是这小小的征友表，还有这只有几行的《写给未来朋友的信》，开启了我们之间那长达十年的纯洁的笔友情。

升高中的考试时间、日期和地点都已然记不得了，唯一记得的是:那次考试考得一塌糊涂。以往，矿中几乎每年都会有应届生考入辽阳市高中，而这次，却是全军覆没了。我甚至连分数都没有勇气去看，只是知道自己以第二名的成绩“顺利”被矿高中职高班录取。对于这一结果，我实在是高兴不起来，家里人也是摇头叹息，班里的多数同学都选择了重复，来年再考。也有人劝我去重读，而这次，我的态度却是异常的坚定——就上这个职高了！有人怀疑，那个职高就那么有诱惑力吗？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的我已是无心恋战，虽然心情也很复杂，上职高心也不甘，但却实在是集中不起来精力去重读了。
就这样，我带着迷茫和几缕残存的梦想“跌”进那个被描绘得天花乱坠的烟台煤矿中学职高班。
感谢初三所有教过我的老师:
语文:王绵礼
代数:王德明
几何:康习信
英语:刘静茹
物理:艾连仲
化学:彭士杰 邹春晖
法律常识:施丽华
生理卫生:左德福
体育:武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