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报告的地图多么精细，实地勘探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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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考古记》先叙述历次吐鲁番考古之经历，吐鲁番实为黄文弼开启新疆考察第一站，也是他西北史地研究的起点。所以我没有按照出版顺序，先读《罗布淖尔考古记》而选择《吐鲁番考古记》之原因矣。
这本考古调查报告，是以三次考察经历写成的。1928年2月考察吐峪沟，1928年4月19日考察交河故城（雅尔湖古城），高昌故城，柏孜克里克（柏则克里克）千佛洞。1930年2月19日，发掘交河故城北部寺庙遗址，沟西墓地，南部古坟。成为我国第一个在吐鲁番地区进行考古工作的学者。如果想对黄文弼这段时间的经历更加具体了解，可以参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当年考古学家都有记学术日记的习惯，黄文弼，夏鼐，徐旭生都是如此。

黄文弼每到一地，必详细记录考察的行程。由于新疆地区许多地名都有多语种的含义，黄文弼对于地名之记录，亦是一大看点。比如吐鲁番东南的哈拉和卓古城，当地人又有另一个名称达克阿奴斯城，来自于一个传说。柏孜克里克，当时黄文弼称呼为柏则克里克，本为突厥语，翻译过来即装饰绘画。这与千佛洞内的壁画有关系。交河故城是《汉书》中的称呼，它的原名是雅尔和图，雅尔为突厥语崖岸的意思，和图是蒙古语城的意思。因为交河故城位于两条河环绕的崖岸上，因此得名。至于库鲁塔格就是银山的意思，两唐书记载的银山道从伊吾直西到焉耆的道路，郭孝恪攻打焉耆就是走这条线。所以你读完这本考古报告，就会明白黄文弼为什么也是西北史地的开山者。他在新疆徒步考古38000公里，是闹着玩的么。

读黄文弼的考古报告，给我的直观感受，就是文笔优美。就像读《桃花源记》和《洛阳伽蓝记》一样。在如今GPS定位的时代，许多年轻人写的考古报告，仅仅是数据罗列，文字干瘪。根本无法与黄文弼先生比，黄是1893年生人，他的古文功底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厚实典雅，词汇丰富没有重复感。试引一段
五月九日清晨，龚元忠因病先归。我同哈得尔带对沿红山之背，经行戈壁往西。时当春季，气候早暖，吾人挥汗如雨，而天山高峰，白雪皑皑，耸立云霄，反映出分外美丽。四十里至葡萄沟，水流颇大，来源自雪山，下流灌沙河子、雅尔巴什等地。居民千余户，沿沟边而居，树木茂密，凉爽宜人。每年夏天四方之人来此游憩者甚众。地产葡萄，甘甜味美，甲于他地，故地以葡萄沟为名。
这一段是介绍吐鲁番东北部葡萄沟的文字，准确而生动优美。

在三次考察吐鲁番的过程中，黄文弼得到许多考古出土物。按照门类，在本书中分别介绍了古籍写本，古文书写本，绘画泥塑，以及古维吾尔文写本。其中前两种，黄文弼使用诸刻本与吐鲁番写本对勘，解决了不少文献问题。比如哈拉和卓出土的（）露二年残牒，露字前的衍字，黄先生考证出为调字，古代年号带有露字的无非甘露，调露。前者可以指汉宣帝，曹魏高贵乡公，吴归命侯。后者指唐高宗。根据残写本文字内容知道此文书是唐代征纳阙职课及仗身钱。黄文弼又根据《唐会要》，考证出冲只能是折冲府。证明此件文书为唐高宗调露年间。并且把《旧唐书》最早记载纳课仗身钱的时间从光宅元年（684年）提早到调露二年（680年）。类似这种考证，比比皆是，显示出黄文弼古籍素养之高，不仅是研究西域考古的人要看这本书，研究中古唐代历史的人也要看。这种文献学考证非今天考古学者所能掌握。
本书印刷图版极佳，黄文弼叙述每一件出土文献，均按照学科规范，先标明出土地，后罗列写本尺寸，再对文字进行考证梳理出文书内容与类别。图版有两种，正文使用印刷，并且标识出摹文边界。书后图版使用影印照片。

下图边框之内为《毛诗.简兮》的出土写本。黄文弼利用阮元校刊的《毛诗注疏》刻本补全写本。并通过写本与刻本研究个别文字差异之原因。广师大版本，清晰的标明写本尺寸，是非常专业的做法。

作为新疆考古的开山人，黄氏的这本书为此后诸多考古报告打下撰写条例。此外有文笔也有丰富的古籍知识写出的考古报告，不得不让后人感叹。
即使如此黄文弼也非常谦虚，他在本书中撰写出土古钱币的部分，参考了夏鼐研究波斯银币的意见，在古维吾尔文部分，则请教了著名语言学家冯家昇。冯家昇在1954年2月《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研究元代地契文书的论文，其中研究的摹本包括同年出版的《吐鲁番考古记》中图版94。是冯家昇翻译出此段文字，然后黄文弼录入。可以看到老一代学者之认真，一个小问题，都会和同行讨论，绝不轻易下笔。所以本书历经70年，依然是经典。纵然现代技术，尤其是考古报告的图片越来越清晰，但是我也越来越难以读到，黄文弼那种文笔与厚实学术力的报告。
最后说一下，再版补充了再版校记，对于初版的一些错误，进行了更正。在准确性上实在超越科学出版社的初版与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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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砖集》最初出版于1931年，当时名为《高昌》第一分本，《高昌专集》（实为《高昌》第二分本）为黄文弼1930年在交河故城所发掘出的一百二十四方墓志所撰写的学术报告。1951年中国科学院将一二分本合集重新出版是为《高昌砖集》。吐鲁番地区的墓志铭与中原地区不同，使用的是墓砖撰写，而非碑志。在撰写上也不是镌刻，而是朱书或墨书，所以容易掉色。据现存出土的全部吐鲁番墓志，有373方，而黄氏一人就发掘出124方，几乎可以说高昌国历史上的年号，世系，官职，正史缺载与舛误者，多靠出土墓志弥补。对于高昌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我们可以说黄先生也是高昌历史的奠基人。当年高昌发掘，在学术界影响极大。顾颉刚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他的父亲著名金石学家，顾柏年收到顾颉刚在1931年2月17日寄来的《高昌》第一分本时的激动之情，“翌日展读一过，时大雪初霁，颇似置身沙漠，令人发思古之幽情。”而当时此书还没有出版，是顾颉刚从黄文弼处取得的手稿，可看其渴望一读之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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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特别想看几年未看的推理小说，遂两天看完了这本。阅读体验莫名得好

开始看这本，周克希的散文随笔，打开扉页还有一张文艺的藏书票，这很周克希风格。

周克希先生是著名翻译家，他翻译的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被读书界推崇为绝品。
我在读这书才知道周先生原来在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后来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去过法国巴黎高师进修黎曼几何。法语是那时候学的，周先生数学功底很深，但是他更喜欢文学翻译，后来调到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室工作，逐渐走上文学翻译这条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