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花石刻传承人唐骏：
吸收摩崖造像手法在石头上“画画”
唐骏正在工作。
白花石刻作品：蜀道高远。
唐骏与师傅刘玉琼。受访者供图
白花石刻作品。受访者供图
白花石刻挂件。
白花石刻作品：玉堂富贵。
唐骏在挑选原石。受访者供图
清道光年间，生活在四川广元的人们找到了一种赤白相间的石头。他们发现，这种石头用来做砚台、茶叶罐等生活物件非常合适。于是，白花石刻制作技艺以最为实用的形式诞生了。这是目前白花石刻技艺所能追溯的最早历史。日前，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白花石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唐骏介绍，广元的石刻艺术却远不止于此。始凿于北魏时期的千佛崖和皇泽寺，历来名声不小。白花石刻吸收了摩崖造像艺术的手法，以当地特有的白花石为原料，发展成为广元特有的雕刻种类，并列入中国四大名刻之一。2008年，白花石刻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边敲边改边画
并非一蹴而就
唐骏介绍，广元境内的大巴山矿产资源丰富，白花石就是其中的一种。这种已经接近玉化的石头，又尚未达到玉石的硬度，因此易于雕刻。
最初，白花石刻主要被制作为砚台。这是因为白花石的结构细腻，与端砚的材质接近，特别适合做砚。而后，广元的匠人们赋予了白花石刻更多美学上的意味，逐渐演变成以装饰为主的雕刻艺术。
制作时，以白色石头的走势为主设定主题，配以猪肝色、青色、墨绿色等底色，根据石头色彩的厚度和结构，设计出图案，用画笔勾勒大致形状。接下来就是敲掉多余的石头，精雕细琢、打磨。所谓“大致”，并不是指工艺的粗糙。唐骏介绍，最初的设计与最终的成品反差极大，这在白花石刻中是很常见的。
“例如雕刻一幅以‘蜀道’为主题的作品，原本定位为人物的地方，在敲掉第一层石头后，可能就会发现瑕疵，例如水眼、蛀眼，这时就要重新调整画稿。”边敲边改，边改边画。白花石刻并非一笔而成的画。
没有原材料的时候，唐骏所在工作室的一行人，便要上山“打石头”。一年的时间里，大约要补充上万斤的石头，但真正能用的只有几百斤。“白花石在山上零散分布，所以原材料的收集一直比较困难。”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白花石刻并不能大规模地生产，也存在着很强的地区局限性。
即便有着地区局限性，唐骏仍担心白花石资源的枯竭。“我们非常希望政府能够对原材料进行保护、调配，在这方面我们个人的能力是微不足道的，但这件事情迫在眉睫。”他说。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一度行路难于上天的四川，水陆交通发达的广元自古以来就是入川的重要通道。至唐代，朝廷在广元设立利州都督府，形成“一方之都会”。唐骏说，南来北往的商人路过这里，都会花钱雇请当地的石刻艺人雕刻一尊佛像，祈求路途的平安。唐代经济的繁荣、对佛教的崇尚，都成为广元摩崖造像艺术兴盛发展的推手。
在这其中，又以广元皇泽寺和千佛崖的佛像造诣艺术为最高。唐骏介绍，画家张大千、书画家齐白石都曾对这里的造像艺术予以赞美。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梁思成曾用“至为壮观”“千载名迹”形容广元千佛崖。
在雕刻手法上，白花石刻吸收了广元深厚的摩崖造像的艺术手法，镂空雕、浮雕、浅浮雕、深浮雕，繁复的传统工艺都要运用于其中。唐骏介绍，被誉为“千佛崖最美造像”的持莲观音像，用的就是镂空雕的手法。
为了能够在这质地特殊的石头上雕出“花儿”来，白花石刻的手艺人还要自己制作工具。他们采用一种特殊的弹簧钢，做成錾子等各类工具。唐骏笑称，“我们又是石匠又是铁匠”。
百姓需要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虽然初次欣赏白花石刻的作品时，人们会被雕成的白玉兰花吸引，但是仔细欣赏后才会发现，圆润小巧的梅花，仿佛早已透出了香气。唐骏介绍，梅花其实才是白花石刻最经典的主题。
随着白花石刻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层面对其有一个总体性的规划，要让非遗走入寻常百姓家。“作为一个古老的工艺，如果与时代脱节了，就会退出历史舞台。所以应当是老百姓喜欢什么，我们就要创造什么。”身为青年非遗传承人，唐骏有着相同的想法。
以往，白花石刻多为笔筒、砚台等物件，而唐骏发现随着生活习惯的变化，这些物件的实用性逐渐消失。“我们要会创新，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唐骏在采访中几次强调。于是，桌面摆件、茶壶、茶具、挂件等应运而生。
除此之外，蜀道、山水、风景等一系列适应青年人审美的石刻作品得以面世。这些都是当代白花石刻艺人为了传承做出的改变。
但在工艺方面，唐骏始终坚持最为核心的手工雕刻。“我们作为国家级非遗，是有严格要求的，一定要按照最传统的方式传承。”严格不等于一成不变，例如毫无技术含量的掏空步骤，唐骏选择交给机器来处理。“像是花瓶、笔筒等的掏空，过去需要花20天。但这种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工作，交给机器只要1天。”他说。
曾狠狠“吃亏”
方懂传承精髓
唐骏从16岁跟着姨妈学艺，白花石刻传承到他这里，已经是第五代。在此之前，有许多手艺人都曾为这项手艺的传承努力。唐骏介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第二代艺人魏礼先。
“魏礼先老师对白花石刻的传承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魏礼先和第三代传人张礼云曾经将郭沫若手书的“广元皇泽寺”雕刻为寺碑。郭沫若来到广元看到石碑后，询问是谁人所刻，才有了他参观白花石刻的故事。
“魏礼先、张礼云这两位老师既是表兄弟的关系，也是师兄弟的关系。这两位老师在他们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宣传意识。”唐骏说。
虽然名列中国四大名刻之中，但是白花石刻仍旧是小众的艺术。而在传承过程中，白花石刻也几度面临失传。
20世纪80年代，白花石刻的传承岌岌可危。但是广元市领导前往日本的一次访问，改变了白花石刻的命运。“当时一个日本商户就说，我想要这个石刻，你们从彩电里头挑一个来换吧！”这时大家才意识到，原来白花石刻的价值早已超过人们的想象。
而在外贸订单最盛的时候，白花石刻也曾狠狠“吃”过一次亏。“有一次做出口产品的时候，原本该做5道程序，减为3道程序。东西还没到目的地，中途就被退了回来。坚持了许久的品牌一瞬间就没了。”从那以后，白花石刻的外贸订单大受影响，渐渐地，连企业都被淘汰在历史的长河中。
唐骏说：“学白花石刻，头脑聪明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人品。如果有人手艺不够，出去影响了白花石刻的声誉，这才是影响最大的。”
又苦又累的基本功
是成就与趣味的基础
十年学艺终出师。回忆起学艺的时光，唐骏说最苦的，莫过于头三年。“打毛坯的这三年又脏又累，就是个体力活。”唐骏说，“但是这三年又很重要，因为练的是基本功。”很多人都熬不过这三年，唐骏手下的徒弟同样如此。
但是一旦熬过这三年，开始接触到雕花的工艺，成就感和趣味性一下就留住了唐骏。“其实也是这三年将人的性子磨下来了，沉下来就不浮躁了。”他说。
学艺时间长，也是所有非遗技艺面临的问题。“我师父的师父说这个手艺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倒不是说这个手艺赚钱，而是说只要坚持下来了，总能看到情况的好转。”唐骏认为，一方面需要坚持，另一方面还是应得到市场的认可。“非遗最好的传承是面向市场。”他补充道。
白花石刻带给唐骏最大的改变，莫过于将一个“想到学习就脑壳青痛”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随时随地都在主动学习的人。“哪怕是没有培训，我也要多出去看看，回来跟自己的东西作比较。学习才能取长补短，艺术的东西要交流才能发展。”
吸收摩崖造像手法在石头上“画画”
唐骏正在工作。
白花石刻作品：蜀道高远。
唐骏与师傅刘玉琼。受访者供图
白花石刻作品。受访者供图
白花石刻挂件。
白花石刻作品：玉堂富贵。
唐骏在挑选原石。受访者供图
清道光年间，生活在四川广元的人们找到了一种赤白相间的石头。他们发现，这种石头用来做砚台、茶叶罐等生活物件非常合适。于是，白花石刻制作技艺以最为实用的形式诞生了。这是目前白花石刻技艺所能追溯的最早历史。日前，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白花石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唐骏介绍，广元的石刻艺术却远不止于此。始凿于北魏时期的千佛崖和皇泽寺，历来名声不小。白花石刻吸收了摩崖造像艺术的手法，以当地特有的白花石为原料，发展成为广元特有的雕刻种类，并列入中国四大名刻之一。2008年，白花石刻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边敲边改边画
并非一蹴而就
唐骏介绍，广元境内的大巴山矿产资源丰富，白花石就是其中的一种。这种已经接近玉化的石头，又尚未达到玉石的硬度，因此易于雕刻。
最初，白花石刻主要被制作为砚台。这是因为白花石的结构细腻，与端砚的材质接近，特别适合做砚。而后，广元的匠人们赋予了白花石刻更多美学上的意味，逐渐演变成以装饰为主的雕刻艺术。
制作时，以白色石头的走势为主设定主题，配以猪肝色、青色、墨绿色等底色，根据石头色彩的厚度和结构，设计出图案，用画笔勾勒大致形状。接下来就是敲掉多余的石头，精雕细琢、打磨。所谓“大致”，并不是指工艺的粗糙。唐骏介绍，最初的设计与最终的成品反差极大，这在白花石刻中是很常见的。
“例如雕刻一幅以‘蜀道’为主题的作品，原本定位为人物的地方，在敲掉第一层石头后，可能就会发现瑕疵，例如水眼、蛀眼，这时就要重新调整画稿。”边敲边改，边改边画。白花石刻并非一笔而成的画。
没有原材料的时候，唐骏所在工作室的一行人，便要上山“打石头”。一年的时间里，大约要补充上万斤的石头，但真正能用的只有几百斤。“白花石在山上零散分布，所以原材料的收集一直比较困难。”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白花石刻并不能大规模地生产，也存在着很强的地区局限性。
即便有着地区局限性，唐骏仍担心白花石资源的枯竭。“我们非常希望政府能够对原材料进行保护、调配，在这方面我们个人的能力是微不足道的，但这件事情迫在眉睫。”他说。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一度行路难于上天的四川，水陆交通发达的广元自古以来就是入川的重要通道。至唐代，朝廷在广元设立利州都督府，形成“一方之都会”。唐骏说，南来北往的商人路过这里，都会花钱雇请当地的石刻艺人雕刻一尊佛像，祈求路途的平安。唐代经济的繁荣、对佛教的崇尚，都成为广元摩崖造像艺术兴盛发展的推手。
在这其中，又以广元皇泽寺和千佛崖的佛像造诣艺术为最高。唐骏介绍，画家张大千、书画家齐白石都曾对这里的造像艺术予以赞美。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梁思成曾用“至为壮观”“千载名迹”形容广元千佛崖。
在雕刻手法上，白花石刻吸收了广元深厚的摩崖造像的艺术手法，镂空雕、浮雕、浅浮雕、深浮雕，繁复的传统工艺都要运用于其中。唐骏介绍，被誉为“千佛崖最美造像”的持莲观音像，用的就是镂空雕的手法。
为了能够在这质地特殊的石头上雕出“花儿”来，白花石刻的手艺人还要自己制作工具。他们采用一种特殊的弹簧钢，做成錾子等各类工具。唐骏笑称，“我们又是石匠又是铁匠”。
百姓需要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虽然初次欣赏白花石刻的作品时，人们会被雕成的白玉兰花吸引，但是仔细欣赏后才会发现，圆润小巧的梅花，仿佛早已透出了香气。唐骏介绍，梅花其实才是白花石刻最经典的主题。
随着白花石刻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层面对其有一个总体性的规划，要让非遗走入寻常百姓家。“作为一个古老的工艺，如果与时代脱节了，就会退出历史舞台。所以应当是老百姓喜欢什么，我们就要创造什么。”身为青年非遗传承人，唐骏有着相同的想法。
以往，白花石刻多为笔筒、砚台等物件，而唐骏发现随着生活习惯的变化，这些物件的实用性逐渐消失。“我们要会创新，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唐骏在采访中几次强调。于是，桌面摆件、茶壶、茶具、挂件等应运而生。
除此之外，蜀道、山水、风景等一系列适应青年人审美的石刻作品得以面世。这些都是当代白花石刻艺人为了传承做出的改变。
但在工艺方面，唐骏始终坚持最为核心的手工雕刻。“我们作为国家级非遗，是有严格要求的，一定要按照最传统的方式传承。”严格不等于一成不变，例如毫无技术含量的掏空步骤，唐骏选择交给机器来处理。“像是花瓶、笔筒等的掏空，过去需要花20天。但这种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工作，交给机器只要1天。”他说。
曾狠狠“吃亏”
方懂传承精髓
唐骏从16岁跟着姨妈学艺，白花石刻传承到他这里，已经是第五代。在此之前，有许多手艺人都曾为这项手艺的传承努力。唐骏介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第二代艺人魏礼先。
“魏礼先老师对白花石刻的传承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魏礼先和第三代传人张礼云曾经将郭沫若手书的“广元皇泽寺”雕刻为寺碑。郭沫若来到广元看到石碑后，询问是谁人所刻，才有了他参观白花石刻的故事。
“魏礼先、张礼云这两位老师既是表兄弟的关系，也是师兄弟的关系。这两位老师在他们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宣传意识。”唐骏说。
虽然名列中国四大名刻之中，但是白花石刻仍旧是小众的艺术。而在传承过程中，白花石刻也几度面临失传。
20世纪80年代，白花石刻的传承岌岌可危。但是广元市领导前往日本的一次访问，改变了白花石刻的命运。“当时一个日本商户就说，我想要这个石刻，你们从彩电里头挑一个来换吧！”这时大家才意识到，原来白花石刻的价值早已超过人们的想象。
而在外贸订单最盛的时候，白花石刻也曾狠狠“吃”过一次亏。“有一次做出口产品的时候，原本该做5道程序，减为3道程序。东西还没到目的地，中途就被退了回来。坚持了许久的品牌一瞬间就没了。”从那以后，白花石刻的外贸订单大受影响，渐渐地，连企业都被淘汰在历史的长河中。
唐骏说：“学白花石刻，头脑聪明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人品。如果有人手艺不够，出去影响了白花石刻的声誉，这才是影响最大的。”
又苦又累的基本功
是成就与趣味的基础
十年学艺终出师。回忆起学艺的时光，唐骏说最苦的，莫过于头三年。“打毛坯的这三年又脏又累，就是个体力活。”唐骏说，“但是这三年又很重要，因为练的是基本功。”很多人都熬不过这三年，唐骏手下的徒弟同样如此。
但是一旦熬过这三年，开始接触到雕花的工艺，成就感和趣味性一下就留住了唐骏。“其实也是这三年将人的性子磨下来了，沉下来就不浮躁了。”他说。
学艺时间长，也是所有非遗技艺面临的问题。“我师父的师父说这个手艺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倒不是说这个手艺赚钱，而是说只要坚持下来了，总能看到情况的好转。”唐骏认为，一方面需要坚持，另一方面还是应得到市场的认可。“非遗最好的传承是面向市场。”他补充道。
白花石刻带给唐骏最大的改变，莫过于将一个“想到学习就脑壳青痛”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随时随地都在主动学习的人。“哪怕是没有培训，我也要多出去看看，回来跟自己的东西作比较。学习才能取长补短，艺术的东西要交流才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