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朝（840—846年的李德裕）
　　武宗即位以后，政治报复行为从内廷蔓延及于外廷。最初的打击目标是牛党的宰相杨嗣复和李珏（785—853年）；这两人是在文宗时代的末年爬上最高官位的。仇士良既要罢他们的官，又要他们的脑袋，因为他们支持过武宗的弟弟和对手。武宗并不反对这个想法，也可能让人们处他们以死刑，若不是最不可能为他们辩护的李德裕出头干预的话。李德裕在840年末被任命为宰相，他不顾朋党的利益，激切地为他的政治对手们的性命请命，不是一次，而是三次向皇帝迫切陈词，并且动员朝廷的舆论来支持他的行动。最后武宗咆哮着向李德裕说道：“特为卿等释之！”［40］ 很少有更好的例子能说明李德裕在这位反复无常的天子面前所享有的如此特殊的恩宠以及他如此善于发挥宰相的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时五十几岁的李德裕，已为获得这样的机会准备了一辈子。他的传记和诔词异乎寻常地谈到了他的抱负、克制和干劲。但是，除了他个人的奉献和自力更生精神以外，他还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他善于找出和利用每一个可能推进他的事业的关节。自然，他是宪宗时代的贵官和宰相李吉甫之子，从一开始就沾了很大的光，但在他的公务生活中再没有什么偶然机遇之赐了。在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代，李德裕在方镇中入幕，度过了他早年的大部分生涯，主要是为了避免因他著名的父亲而涉循私之嫌。可是，他在方镇任职时期小心翼翼地巴结了一名宦官，据说给了这个宦官以巨贿，使之能关照他的利益。在这个宦官回到长安以后，李德裕被穆宗召为翰林学士，这不是一个年轻人能凭偶然机会得到的职位。
　　李德裕在翰林院中结好于李绅和元稹，像前面已讲过的那样，他卷进了日益扩展的朋党活动之中。在这个时期内，李德裕在实际协调他们那一派的政治方略时究竟做到什么程度，这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9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他离开长安比在京师做官的时间多得多。他两次任浙西节度使，在长江下游的那个方镇几乎长达八年之久；他又在西川供职三年，在这里获得了对外事务方面的经验。他在9世纪30年代初期文宗时代确曾做过短时期的宰相，但甘露之变的密谋者编造一个情节把他也株连在一个莫须有的叛逆罪名中，此后他便被贬为湖南南部的一个刺史。可是，他没有被贬逐多久。甘露阴谋失败以后，他又被任命为节度使。通过他与另一名宦官——仇士良的下属——的友谊，李德裕最后在840年被召回长安，在新皇帝下面当了宰相。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武宗于846年春去世时止，李德裕是唐王朝京师里主宰一切的政治人物。
　　李德裕作为宰相的政治作风肯定地是赞成儒家的理论和实践中主张搞极权主义的一派。他钦佩管子和西汉的一些强有力的宰相。他继承他的意志坚强和说干就干的父亲的品性以及他在几个方镇任内拥有的长期行政经验，使他自然而然地能够把一个负责的宰相之治运用到高级行政中来。他的作用受到皇帝的嘉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同于代宗后期元载的强人统治。它也大大不同于唐代的制度，因为按照唐代的规矩，国家大事都要由几位理论上权力相等的宰相在皇帝面前展开辩论，宰相们在文宗晚年出于派性而争吵不休。［41］ 与此相反，李德裕现在被赋予实际权力，能为政府做出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据我们所知，他的方法是先搞一个最小规模的磋商，再彻底检讨有关的讯息和情报，然后独自退往后花园拟定计划。这种方法特别不寻常，因此值得他的同时代人予以评论。通过他留下的大量政事文书来看，我们知道李德裕之享有一位极端干练的行政官员的名声，不光是同情他的历史学家描写的结果。他善于掌握细节；会斟酌别人的长处和短处而量才加以使用；能够协调大规模的政府行动，并且向皇帝提交设想复杂的建议：这些才能都不时地反映在他的奏疏和代拟的制诰之中。在这些方面他足以与陆贽相匹，而在实际工作方面又或过之。主要由于李德裕的努力，唐政府才能够顶住9世纪40年代之初经常发生的外国可能的入侵、方镇的叛乱和国内的骚动等危机。
　　如果李德裕在他恢复掌权时能够使李党获得胜利，那么，这个胜利是低调的。他不断地对他的个人政敌牛僧孺和李宗闵施加压力，从而把他们一劳永逸地从高层政治中排挤出去，但从另一方面说，他对于进行特别过火的派性清洗活动似乎不感兴趣。［42］ 同样地，他对与他共事很久的人报之以宰相之职，例如诗人李绅（842—844年在职）便是著名的例子，但是这些人无疑都当的是配角。不言而喻，李德裕不能全由自己来直接指挥唐政府的活动，但他对助手的挑选似乎表明他意在加强他自己的威望，而不在于改变中层官僚阶层的结构。
　　同样地，李德裕对政府事务进行的一些小改革是要给坚强的行政权提供便利，以符合他的政出一门——即政令应出自宰相府——的原则。［43］ 公事程序的改革包括把常务（日常事务）的主要责任交还给中书舍人。这些中书舍人直接受宰相管理，因而改革的企图是想解除翰林学士五十多年来不受外廷监督的那种职能

因而改革的企图是想解除翰林学士五十多年来不受外廷监督的那种职能。［44］ 与此相应的努力是要使宰相府囊括一切重要事务，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和与节度使交往的文书，并且把有关这些事务的文件保管在宰相府的特设档案内。很显然，这些办事程序在以前是杂乱无章的，主要是根据问题一件件处理的。［45］ 李德裕还想控制宫内主要的记注和历史写作过程。他恢复了《时政记》的编纂（这是由知印宰相每日撰写的一种纪事，但要由其他宰相副署）。这是为了私下保存宰相处理的政务记录，它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撰写，而完全不受翰林学士、宦官或皇帝宠幸的干扰。他还要求《起居注》（这是皇帝的行为和诏令的主要记录，也是最后编成历朝《实录》的大宗文献的基石性资料）应交给宰相审查和作编排上的改动，以免“军国大政，传闻疑误”。他这样关心宫廷记注，不完全是历史方面的原因。李德裕特别注意去赢得定某些事务为“密”的特权（这些事务太敏感，不应让公众知悉，也不宜写入起居注），从而增加他实际上指导政府的权力，不受别人干预。［46］ 在这些程序的修改中有一些似乎在李德裕任期内颇著成效，但另外一些修改，特别是那些官僚们很感兴趣的关于限制皇帝使用翰林学士的修改，受到了武宗的抵制及其继承人宣宗的忽视。所以总的来说，是李德裕在宰相职务上的个人作为，而不是行政上的重大结构改变，形成了9世纪40年代的宫廷政治生活。
　　武宗和李德裕之间的关系使李德裕有可能取得他的一切成就，因此这种关系是很令人神往的。这位宰相很有魅力，能言善辩，知识渊博而又精于算计，城府森严而又傲慢自大，他酷爱奇花异草，所以他只喜欢幽居在自己豪华的后花园内；但他又决不放弃政治上的刺激。他蔑视宫廷诗的矫揉造作和举子们的装模作样，但是他本人却是一位相当好的诗人和散文名家；如果有需要，他也能够采取因袭的态度和做作的感情。相反，皇帝却是既鲁莽，又暴躁，又执拗。但是不像他的哥哥文宗，他也很精明而有决断。如同以前的几位皇帝，宗教像政治那样紧紧控制着他。李氏家族的弱点是炼药求长生，武宗又对道教产生了真正的兴趣。在他统治时期的晚年，他所服用的丹药使他丧失了完全控制自己的能力。我们的材料表明，他既患有抑郁症，联系他对佛教的迫害，他也患有绝对的躁狂症。［47］ 可是，在李德裕和武宗所分管的事项方面，却从未见有混乱不清的情况。虽然李德裕很细心地准备他的奏疏，也强烈地要求应把它们比别人的建议置于优先地位，但他上奏武宗时是把它们作为出自武宗的圣断而提出来的。李德裕从未犯过把皇帝置于被庇护地位的错误。至于武宗，他注意自己时不时地不受李德裕的支配而独立行使权力，以促使大家能看到他们二人之间地位的差别。很显然，终武宗之世他们之间的关系未受到任何重大损害。
　　李德裕在对付宦官方面也很细致。一方面，他必须注意他们的愿望，特别是仍为长安最有权势的宦官仇士良的愿望。例如在840年，一名给事中曾想阻止仇士良的养子利用荫庇特权（这又是宦官想僭用官员荫子特权的一例），李德裕却把此人降级使用，从而引起了官员们的憎恶。可是，李德裕又很注意限制宦官权力中涉及自己的那一部分权力。有时武宗也帮助他这样做。例如在842年，朝臣们建议武宗加尊号，这自然是一个大庆典，而且要宣布大赦。仇士良和其他高层宦官开始怀疑李德裕计划利用大赦的机会来削减他们的某些特权和财源。宦官们在宫内示威反对这个计划，但武宗在公开场合大声斥责了他们，他说道：他是他自己的朝廷的主人，也是大赦令的唯一颁订者。不久，皇帝迫使受到羞辱的仇土良隐退。仇士良这位处于关键地位的宦官于843年死去以及他的心腹爪牙被清除以后，李德裕铲除了宦官的各种权力基地。他撤消了他们除神策军以外的其他兵权，还企图削弱他们对内库的控制权，等等。［48］ 可是，如果把他的这些举动看做是对宦官全面进行的讨伐运动，那也是不对的。它们只要取得有限的和实际的成效。可是，在武宗治下的后期和整个宣宗时代，宦官的权力至少不像9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那样肆无忌惮了。
　　李德裕作为宰相能够有所成就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他上任以后事情接踵而来，而危机的气氛有利于实干家。

840年秋天，大批回鹘突厥人突然地开始沿今天内蒙的河套地区进抵唐王朝边境。那个地区的诸节度使只能眼看着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回鹘大约十万之众集结在阴山南部塞下——这是数百年来在北方所见最壮观的游牧民的大迁徙。［49］
　　他们为什么要来到此地，他们又要求什么东西呢？李德裕从长安派去几个外交使团之后，中国人已得知9世纪30年代回鹘领导层因严重内讧而导致分裂的详情。在9世纪40年代，回鹘的一个臣服民族黠戛斯决定利用回鹘的弱点。黠戛斯从南西伯利亚根据地突然倾巢南下，把回鹘人赶出了他们舒适的首都，杀了可汗，并自封为草原上新的主人。惊恐的回鹘人分两股逃奔。一支人马前往西南，它的成员最后定居吐鲁番附近的高昌（今哈拉和卓），他们的子孙在这里建立了出色的定居社会，迄13世纪时为止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另一支人马从他们的首都斡耳朵八里直接南下，与中国人相对峙。李德裕派往这第二支回鹘难民游牧部落的信使在841年获悉，李德裕虽曾有计划让他们返回故居，但他们的统治者——即自封为可汗的继位者——不想再回原地。反之，可汗要求中国人给一个有城垣的边塞堡垒作为他们的大本营。回鹘人显然想继续留在那里尽可能过他们半定居式的生活，继续进行贸易，侵扰中国边境和等待时机。
　　回鹘人的这种想法恰恰与中国的传统战略利益南辕而北辙，也是任何长安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威胁。需要采取行动，但在这种形势下却有着严重的危险。在788年以后与回鹘人的长期和平期间，北方的边境一直没有得到安宁。因此在842年初李德裕开始一项应急的防卫计划，同时给回鹘人送去了大批粮食和布匹作为羁縻他们的礼物。边防要塞要重建；交通要恢复；部队要增援。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取得了很快的进展。
　　当回鹘和中国军队之间的战争终于爆发时，李德裕做了总指挥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的领导艺术胜过了晚唐的任何宰相。他监督战略和重大战术决策的执行，督促长安运往前线的供应，但是他把战术细节留给他精选的战地将军们去处理。一个特别的讨伐军指挥体系按惯例组成，但和安禄山之乱后的其他大多数政府军事行动大不一样的是，这一次行动协调得很好。增援边防军的部队是从许多内地方镇抽调来的。闹独立的幽州镇也参加了这次战役，这证明了李德裕对他直接控制范围以外的势力也能进行政治说服工作。公元843年初战役达到了高潮，那时一支中国特遣队以突袭方式攻下了回鹘的大营。中国人无情地追亡逐北；一万名回鹘人枕尸于南戈壁后来被名为“杀胡山”的地方，另有倍于此数的人投降。可汗在惨败中幸得逃脱，但他在几年之后在沙漠之中被捕杀。
　　外患尚未完全平息，国内又出现了昭义节度使职位方面的严重问题。［50］ 昭义横跨山西东部的太行山。它是那些靠河北诸镇与唐王朝的内地河东和关内之间的贸易为生的商人们的老家。可是昭义不像更加放肆的河北诸镇，它自757年建置以后便一直忠于朝廷。825年，敬宗的大臣们第一次准许它的节度使职位由父传子，尽管那时朝廷中对此不乏反对的意见。刘从谏（803—843年）这位新节度使在9世纪30年代越来越有势力，在甘露之变失败以后他在阻止宦官公开专权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他843年死去以后，他的侄儿刘稹示意要继承统制该镇的权利是没有人感到奇怪的。大多数官员都这样主张，即回鹘的局势尚在未定之天，所以刘稹可以署理此职。宰相李德裕认为，按照原则，昭义不应该永远划为化外。［51］ 为了严惩昭义，政府又组织了讨伐之役，这一次的最大特点是河北诸镇的铁杆核心成德和魏博空前地予以合作。李德裕答应以领土相酬，这两镇的节度使才被说服这样做的。他们的参战虽然不是全心全意的，但对切断刘稹的退路和预防像8世纪80年代那样的灾难性叛乱的蔓延，是起了作用的。刘稹和他的家族被部下在844年夏末所杀，此后朝廷便任命了一位新节度使。武宗对李德裕在处理这第二次危机中所取得的成就评价极高，因为这是9世纪中叶最严重的一次方镇威胁，因此他在844年封李德裕为卫国公。

　　武宗时代的第三件大事是“会昌灭佛”；因为会昌是武宗的年号。我们从来中国游学的日本僧人圆仁（793—864年）的《求法记》中得知，对佛教的压迫已在逐渐形成，但这一次则是在845年由政府扩大的全面镇压行动。［52］ 武宗连续下令关闭和毁坏数以万计的山野之间的招提、兰若，后来又攻击通都大邑的许多寺庙。仅有少数可予保留；上等州治可各留一寺，而长安及洛阳各准许保留两个寺，每寺只留30名僧人。［53］ 这一震惊天下的诏书强迫多达二三十万名僧尼还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杀或被伤害。佛教寺庙的财产、经籍和圣物严重地被破坏。虽然最厉害的迫害大约终止于武宗去世和他的叔父宣宗继位以后的九个月，但佛教作为一个组织恰像它经历过一个最大的发展时期那样，受到了最大的摧残。在后世的中国历史中，佛教再也没有像那时那样向国家权力提出挑战，甚至与它相抗衡了。
　　对佛教之所以肆行迫害，其动机是很复杂的，而最重要的原因在经济方面。［54］ 大约在820年以后，中国严重的货币紧缺有所缓和，但是由于各方面更加直接地伸手向国库要钱，财政的拮据状况毫无改善：例如后宫的奢侈和宦官的建置开销越来越大，加上后来反对西北、反对回鹘和昭义的庞大军费也都需要钱。在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鼓励铜钱的铸造也没有取得根本性进展。可是与国家的财政状况相反，佛教寺院集团却日益富足。佛教的律在古代是禁止僧人从事经济活动的，但它在中国已有数百年被置若罔闻。他们所持的理由是，佛教社团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作为个人来说，它能从货物流通中受益。［55］ 寺庙数百年来积累的财富不仅限于光彩夺目的金、银、铜制的圣像和佛教祭祀用品，即便它们拥有这么多贵金属的贮存对于严重缺乏货币的经济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同时也直接违反了政府关于禁止窖藏宝物的规定。而且，较大的寺庙还拥有土地（通常称为“寺庄”），它们大部分实际上都免税。事业心强的住持便把这些土地组织起来以农、林产品牟利。［56］ 这一发展是与世俗社会富豪之家大庄园的形成齐头并进的，而且这两种庄园制往往互相纠结在一起，因为富裕施主在死前仍保留名义上施舍给寺院的土地的利益。甚至佛教建筑物的建造费用也常由政府捐助。或许最令人气愤的事实是，在“出家”并因而摆脱民政的控制之后，僧尼就再也不用付两税法规定的个人税项了。由此产生的国家税收的损失使几代文官为之烦恼，同时由政府监督制度的许多尝试也一概未生效力。9世纪40年代的没收、还俗办法和其他惩罚性措施得到许多官员的赞同，认为这是阻止佛教寺院在唐帝国的经济事务中变成强大堡垒的唯一办法。
　　迫害佛教的政治方面要更复杂一些。武宗显然是支持灭佛运动的主要力量；他是一位热诚的道教徒；他的个人信仰带有狂热性。［57］ 但是除了他有几个宠幸的道士以外，他似乎并没有想在朝臣中促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道教压力集团，即一个从教义上来说敌视佛教的集团。反之，没有证据表明大多数官员不认为搞魔法的道教是一剂政治毒药——也许它是一种有趣的消遣，但不能贸然加入。对佛教的迫害也不大可能是由儒教意识形态的狂热分子所发起的。韩愈在819年发表的著名的诋佛言论代表了一种极端的意见，但有一点很重要，即也不要一成不变地认为他在倡导一个全面地毁弃释教而崇奉儒家的活动。反之，唐代后期的高级官员——包括李德裕和武宗的其他宰相在内——并未对佛教之侵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表现出像韩愈那样大的个人愤怒。自然，民众的过火的信教行为可能引起了上层人士的敌意，［58］ 但是，从检查唐代现存大量诗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佛教中比较严肃的哲学思想和礼仪深深地引起了许多统治阶层精英人物的注意。其次，如上所述，上层僧侣和掌握世俗权力的人的社交活动已变成司空见惯的事。把佛教讽刺为堕落的夷狄之教完全是为了应付论战需要的说法，而这一次不过是企图为9世纪40年代中叶的暴力行为巧为辩护之辞而已。
佛教史的历史作者都指责李德裕执行了这次迫害运动，他们很可能是对的，虽然他们对他的参与并无多少具体证据。［59］ 李德裕当然有很多充分的政治理由支持灭佛运动，因为首先它会给国家财政带来利益。它同时还使李德裕有机会精心提高国家的礼仪以支持他实际的政事活动，特别是加强对唐初几位伟大的皇帝和政治家的崇祀。比如，他建议用从佛寺中没收的钱在最近光复的昭义建昭武庙；另外，他还主张利用洛阳附近原来的佛教建筑以恢复安禄山之乱后被毁的重要的太庙神主。［60］ 另外，特别在迫害佛教运动的早期，它与李德裕想削弱宦官仇士良权力的努力有关，因为仇士良既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同时还任政府的功德使之职。最后一个原因的证据虽然不是直接的，但情况很可能是，李德裕在843年打败摩尼教的庇护者回鹘人以后对它进行的镇压为更广泛地打击佛教提供了现成的先例。
　　

费正清崔瑞德还真就不胡说。对他的评价很到位，打仗需要钱，他的币们也需要钱花销。果然他灭佛跟刘病已灭霍家和灭与霍家沾亲带故数千家把人家财产据为己有一模一样

汉武帝好就好在不排斥不属于中国的信仰，他为了求仙啥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