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连 超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天下多变。为寻求精神自由与个性解放，士人大多崇尚老庄，谈玄说理，并在此基础上炼丹服食、修身养气以求长生成仙，因此道教与神仙信仰在当时也异常流行。这一现象是士族文化的产物，形成了魏晋时期独具特色的道教形式。受社会环境及家族环境影响，东晋的大书法家王羲之也是一位忠实的道教徒，他信奉五斗米道，非常相信神仙并喜好服食，晚年对此更为热忱。本文将从道教修身“养气”的角度来探析王羲之的书法之“气”，并进而说明这二者之间的紧密关联。
一、王羲之信奉道教，修身养气
东汉末年，张陵假托“天人”、“仙人”之名创立了五斗米道，后传于张衡，张衡死后其子张鲁继之。据载，张鲁在巴蜀传教三十多年，信徒云集，广为盛行。至魏晋期间，在嵇康、葛洪的极力推崇和发扬下，道教及神仙信仰更为流行。嵇康在其《养生论》中认为，只要做到“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平和”，就可延年益寿，得道升仙。东晋的葛洪继承和发扬了嵇康的理论，创建了较为完善的神仙道教体系。他的《抱朴子》告诫世人：神仙实有，神仙可学；金丹可成，神仙可至。在葛洪神仙道教理论的倡导下，东晋朝野上下修炼服食十分狂热。王羲之也是其中虔诚的一位。
据有关记载，王羲之对道教服食乐此不疲：“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转》)。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记》也提及了王羲之服食之事：
吾服食久，尤为劣劣，大都比之年时为复可也。
得足下旃罽，胡桃药二种，知足下至戎盐乃要也，是服食所须，知足下谓须服食，方回来近之，未许吾此志，知我者希。
比服寒食酒，如似为佳。
得散力，烦不得眠。食至少，疾患经日......
服食故不可乃将冷药，仆即复是中之者。肠胃中一冷，不可如何。是以要春秋辄大起，多腹中不调适，君宜深以为意，省君书亦比锝之，物养之妙，岂复容言，直无其人耳。许君见脸，何烦多云矣。
吾昨频哀感，便欲不自胜举。旦服散行之，益顿乏，推理皆如足下所诲。
顷劳服食之资，如有万一，方欲思尽颐养。
除了服食，王羲之始终关心道教的“养气”之法，道友许迈曾经向他详细地阐述过这样的修身方法：“但能养精神，调元气，吞津液，液精内固，乃生荣华……。”这种修炼方法实为当时茅山派的房中术，我们下面将结合史料，指出它与道教养气法的密切关联，而由此便可表明王羲之对修身养气是极其重视的。
我们知道，道教是通过借鉴、吸取先秦道家思想而形成的，在道家思想中就很重视“气”。其气论可分为宇宙生成论的“气”和养生论的“气”。《老子》与《庄子》皆以阴阳二气的中和来说明从“道”生成万物的过程，比如，《庄子·知北游篇》以“气”的聚散离合来说明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生灭变化：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可见，人类的生命是秉气而生的，而这种生命之气与天地阴阳的自然之气同属一元，这就奠定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
道教借用了道家（老庄）关于“气”的学说，而其最鲜明的特点与最根本的教义则是追求长生不死、羽化成仙。而为了达此目的，“养气”成了道教极为重要的环节。在五斗米道的基本典籍，同时也是道教的基本经典《老子想尔注》之中，有许多关于长生不死的修炼之道，其中就提出了“精”、“气”、“神”这三个重要的修炼概念。按其阐述，精者，道之别气也；神者，精结成神；而神成气来，载营人身。可见，这三者其实都是“气”在不同阶段的表现，而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发挥好气的中介作用，这就是“养气”。因此“气”乃修身之根本。
关于这种神仙道教系统中的“气”，嵇康在其《养生论》中说：
夫神仙虽不目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而论之，其有必矣。似特受异气，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
嵇康认为，至人、神仙并不是禀受的气较其他人为多，而是从自然中禀受了“异气”，不是凡人学了以后便可形成的，但人可通过修炼，得以长生久视。他认为天地万物皆出于元气，而元气分为阴阳，因此，人类是由阴阳二气陶冶而成的。那么凡人何以能够获得长生呢？那就是要通过引入天地元气而涤荡体内的不洁之气。因此，他指出要积极地通过饮食含有清洁之气的流泉甘醴、琼蕊玉英，使体内和气充盈，澡涤五脏之污，“练骸易气，染骨柔筋”（《答难养生论》）。这种导入外在元气，而使身体内的气发生变化的思想，成为神仙道教养气法的基础。
葛洪的《抱朴子》传承并完善了嵇康的养生论，同时也继承了五斗米道的理论和教义，他提出了不消耗体内之气的呼吸法（“胎息”）。这种养气法要求摄取自然的精华之气，而不摄取那些能够污染体内之气的食物（服食辟谷），由此把外部的新鲜元气导入体内使之到处循环。而为了达成使凡人成为神仙的质变，则须进一步引入外部的“异气”，因此服食灵药——金丹被认为是唯一可能的方法。正由于提倡服食丹药以求长生而成仙，因而葛洪成为了历史上著名的炼丹学家，他特别注意炼丹术的研究和医药学的研究，希望能炼出金丹神药，使人服食之后便能长生不死，化为神仙。他在《金丹》中说：
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人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九，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有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此是借之劲以扦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治荣卫，非但铜青之外傅矣。
他还说：“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同时，葛洪对各种神仙方术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他在《极言》中指出：“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药及修小术者，可以延年迟死耳，不得仙也。”另外为使金丹见效，葛洪指出：“先服草木以救亏损，后服金丹以定无穷，长生之理尽于此矣。”即必须先服那些有轻身益气之效的草木小药以助金丹。更重要的是，葛洪指出金丹要与修身养气相配合，因此他强调“行气”的重要性。他说：“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善行气者，内以修身，外以却恶。”可见，行气可使人的内气充盈，身形不离。但葛洪同时指出：“行气者，一家之偏说耳，不可便孤用也”，行气要成功还要懂得房中之术。房中术通过“还精补脑”可以使人固精保气、阴阳相交而元气通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许迈向王羲之介绍的修炼方法正是当时茅山派的房中术，王羲之对此极为热忱。由此，我们可以想见王羲之对“行气存神、修身养气”应该有独到的体悟和了解，而事实也证明了王羲之的确忠诚于道教，注重修身养气。
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王羲之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其始祖王子晋得道而羽化登仙；其伯父王导性嗜清淡，养生度世；其诸子亦信五斗米道，次子王凝之、五子王徽之信道尤为强烈。另外，与王羲之家族世代通婚的高平郗氏也是著名的奉道世家，王羲之内弟郗昙、郗愔均信奉五斗米道。这样的家族环境为王羲之道教修身，服食养气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王羲之晚年在辞官之后，为摆脱心里的压抑沉闷，曾归隐山林，静心修道。他为了得到放绝尘世的仙境，在辞官之前就已选定古剡金庭为隐居之地。此地山清水秀，云峦叠嶂，回亘万变，清和一气，符合道教“致虚极，守静笃”、“清静为天下正”的要求。王羲之在此舍宅为观，将读书楼变为修身养气的场所，并起名“金庭观”。此举足见其对道教修身的执着。此外，升平四年（公元360年），王羲之还亲自炼丹于石鼓山（今金庭灵鹅村），并有题辞志石，辞云：
奥若吾先，琅琊肇址。临沂孝弟，郡公燮理。轩冕盈朝，会稽内史。兰亭适趣，被除上已。致政金庭，南明别墅。光鼓西涯，剡邑东鄙。绝巘周垂，崇高顿起。鼓宏对旗，颠夷若砥。其地可锄，有药堪饵。奚啻沃洲，岂让天姥。纯庵紫芝，爰居乐土。文坛武墠，鹅池墨沚。留候赤松，明哲可许。诗赋英发，簪盖良土。
眺望楼迟，思惟窃取。仲尼威仁，朝闻夕死。孟轲传道，无有乎尔。厥赋惟均，为之亦是。世远人非，知谁循此。右军镌石，鼓山同峙。
王羲之告别政坛之后，与东土士人畅游山水，戈钩为娱。他饱览东土青山绿水，不禁感慨道：“我卒当以乐死！”对于巴蜀之地，王羲之早就爱慕其山水之奇，《与谢安书》中说道：“蜀中山水，如峨眉山，夏含霜雹，碑版之所闻，昆仑之伯仲也。”他对于巴蜀山水向往的原因除了“欲广异闻”之外，亦与其道教信仰有关。因为五斗米道由东汉张陵在四川创立，其孙张鲁亦在巴蜀布五斗米道三十余年。根据道教教义“得道者，上能竦身于云霄，下能潜泳于川海”。在山川景色的遨游中便会产生“得道升仙”的妙境，得到“神超形趣”的感受。王羲之是一位五斗米道的忠实信徒，所以他有崇拜山岳的观念。因而与一般文人墨客不大相同，他热爱大自然更多的是出于其宗教信仰。
在幽美的大自然里，王羲之寄情于之，玩味其中，尽情地感受着宇宙时空的浩瀚与壮美， 正所谓“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正是由于王羲之炼丹服食，修身养气，使其体内之气与天地万物之气融合贯通，并借助服食具有延年益寿之功效的药物来充盈体内精气，以除内部污浊之气而摄外部清洁之气，从而他达到了“练骸易气，染骨柔筋”的目的。同时，因他遍览名山，亲近自然，因此他也较好的禀受了天地山川之气，并使其体内之气与体外之气得到了完美的化合，最终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王羲之崇尚自然，坦诚直率，胸怀宽广，神逸恣旷，这最终促成了他那令世人所景仰的“骨鲠”之气，而这种崇高的人格与超凡的气质，也进一步融入了他的书法艺术，使其书法彰显出一派熊秀天然之气。王羲之因而被后人推举为一代“书圣”。下面我们就结合王羲之的道教“养气”思想来浅谈一下他的书法之气。
二、王羲之的书法之气
传统书法十分重视“书法之气”，要求作书必须具备阴阳二气。气不仅是对书法的一种比喻，更是体现书法的一种内在本质。古人述文强调“骨劲气猛”，书法同样要讲求“气”，书法之气是书家主体才学、胸襟、修养在书法本体的集中显现，也是人格力量与自然苍茫之气的有机结合，它与书法之“神”比邻，甚至比其更深刻稳固，更具典型意义，更能体现书法美的内涵。
书法艺术关键在于抒发作者的思想情感，即作者的胸中之气。因此为了进行书法的创造，主体就必须首先培养其心神和志气。而这种心神和志气的养成又与对自然阴阳的感悟是一体的，因为由此，人们才能通过体悟宇宙万物之所以成形的道理而赋予书法以一定的形式。正如唐虞世南所云：
然则字虽有质，迹本无为，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达性通变，其常不主。
唐孙过庭亦云：
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
并强调书法要“达其情性，形其哀乐”。这种人之情性，通于天地之理的思想，即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而如前所述，这要以横贯天人、充塞天地的“气”为前提。气论自先秦诸子提出后，即不断被人们所重视，其中道家及道教强调通过修身养性实现天人合一的“养气”观颇为典型。“气”用于物，指天地之灵气；用于人，指人的精神状态。而一切文学、艺术行为都是气的表现，它们不仅是人的精神活动，而且是天地之气充塞于人的心胸并沛然而发的天人合一活动。由此，按照这些气的表现，才显示出诸如神采、气势、雄强、浑厚等各种艺术特点。
东晋士人多远离尘世，退隐山林，为追求高雅宁静的人生，留恋于山水之间，投身于大自然，研习文艺，谈玄论道。由于时代使然，作为东晋名士的王羲之，其行为举止、心态品格自然打上了风神潇洒的印记。而王羲之又通过道教养气修身，致力于在宇宙自然之中“致虚极，守静笃”，以达物我化一，返朴归真之境，因而逐渐养成了清雄超逸之气质。而作为书圣，其养气思想与超逸气质又会直接与他的书法艺术相联系。
关于书法之气，王羲之在《记白云先生书诀》中亦有精辟的论述：
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宝齐贵，万古能名。阳气明则华壁生，阴气太则风神生。把笔抵锋，肇乎本性。力圆则润，势疾则涩；紧则劲，险则俊；内贵盈，外贵虚；起不孤，伏不寡；回仰非近，背接非远；望之惟逸，发之惟静。敬兹法也，书妙尽矣。
可见，书法之气同样源于大道的混元一气，而气分阴阳，阴阳既矛盾又统一。王羲之将气学思想运用于书法领域，并就此指出，只有将阴阳二气调和，才能使书法生华彩显风神。另外王羲之在《用笔赋》中所讲的文质统一观，同样也是以天地之道、混元之理来解释“书之气”的。可见，王羲之对书法之气的认识和理解与其道教修身养气一脉相承。
俗话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曰如其人”。因此，书法气格的高低取决于作者个人气格的修养。就王羲之而言，关于自身，他忠诚道教，崇尚自然，在修身养气方面有独到的体悟与造诣；关于书法，他博涉多优，精善诸体，以其超凡的气质与功力，铸就了非凡的书法艺术。朱熹在《晦庵题跋》中有言：
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窃意书家者流，虽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者。
这就是说，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之所以具有从容衍裕、气象超然、不为法拘的美，是因为这种美源自于王羲之的纯净心灵、潇洒风流、超然出尘的气质品格。而如前所述，这种气质品格与其投身于道教修身养气是密切相关的。下面，我们可再具体地结合其传世作品来对此加以分析。
王羲之书迹为历代所珍视，其传世代表作有《乐毅论》《黄庭经》《兰亭序》《十七帖》《丧乱帖》等。我们且以《黄庭经》《兰亭序》为例来浅谈一下他的书法所彰显出来的气象。
图一
《黄庭经》（图一）传为王羲之永和十二年（356）所书，真迹早佚。《黄庭经》是魏晋时期流传的道家养生修炼之书，也是历代道教信徒所推崇之书。此书分为内景经和外景经，外景经在葛洪《抱朴子》中有著录。王羲之所写的是《黄庭外景经》。五斗米道讲究“道诚”，即“奉道诚，积善成功，积精成神，神成仙寿”，要求必须守诚信道。王羲之笃信道教，由他的爱书此经，便可见其对道教的虔诚。
《黄庭经》结字上左轻右重，左短右长，有明显的欹侧之势，给人一种动感。纵有行，横无列，字与字之间大小错落，婀娜多姿，如行云流水，飘逸空灵。整体章法既有变化，而又和谐统一。总体上看，该书帖骨肉兼备，刚柔相济，质朴秀美，丰腴含蓄，为世人所珍视。我们认为，这些特点与王羲之静心修道，存神炼气有很大关系。
我们知道，五斗米道提倡“贵中和，守道真，重清净”，即讲究“质朴无饰，诚信无欺，清静无欲”，正如其所书的《黄庭经》中所言：
虚无之舍在廉间，寂莫旷然口不言。恬淡无为游德园。积精香洁玉女存，作道忧柔身独居，扶养性命守虚无，恬淡无为何思虑。
羽翼已成正扶疏，长生久视乃飞去。五行参差同根节，三五合气要本一。谁与共之升日月，抱珠怀玉和子室。子自有之持无失，即欲不死藏金室。
而这种崇尚“虚无”、“恬淡”的道家思想就蕴藉于王羲之的书法之中，正如唐代孙过庭在评价《黄庭经》时所说的：“怡怿虚无”。此评就形象地描述了王羲之书写道经时的精神状态及其书法艺术的神采。
图二
王羲之的的另一幅代表作《兰亭序》（图二）从古至今，脍炙人口，享誉海内，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就连他自己也甚为得意，自叹不可企及也。日后虽“书百数十本无如祓禊所作之者”。《兰亭序》是王羲之于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在会稽山阴（绍兴）的兰亭湖畔与谢安等41位名流雅士集会时所作。这也是王羲之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与士人谈玄论道的活动。当日的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当地的景“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当时的人“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当初的情“游目骋怀，信可乐也”。可谓良晨美景、赏心乐事、贤主宾客样样俱全。《兰亭序》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问世而流芳百世。
与《黄庭经》相似，《兰亭序》在章法上亦纵成行，衡无列，结字大小参差，错落有致。字与字之间欹侧顾盼，遥相呼应。线条遒美柔和，婉转圆润，总体上长短不一，粗细各异，收放自如，藏露兼备，疏密得当，虚实相间，既富有变化又和谐统一。王羲之在那一刻，由景生情，由情入景，情景交融，从而将自己平和舒缓、恬淡自然的情感融入了自己的书法，因此，《兰亭序》可谓王羲之情感的宣泄，气格的辉映。正如罗丹所言：“艺术就是感情”。人们在欣赏这件作品时便会产生共鸣，恰似春风佛面，恣旷神逸，如“在山阴道上行走”一般。《兰亭序》为后世所推崇备至，评价甚高。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 在《兰亭序》中集中地体现了王羲之的书法艺术特色。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特色呢？南朝梁武帝萧衍曾说：“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元代赵子昂曾说：“大王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近人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也说：“惟右军书，醇粹之中，清雄之气，俯视一切，所以千古字学之圣。”可见，大家一致地将王羲之的书法特色概括为“雄逸”或“雄秀”、“清雄”之气。从美学角度来看，“雄”为壮美，即阳刚美；“逸”或“秀”、“清”为优美，即阴柔美。“雄”则必须具备胆量和骨气，“秀”等则必须具有很高的修养与灵气。如此，力和美才能在作品中同时显现，阴与阳才能于书法中得以契合。这只有王羲之才能做到。而如前所述，这种阴阳调和的“雄秀之气”或“清雄之气”作为“书法之气”，与王羲之试图通过修行而融合于天地阴阳之气的道教养气之法有着密切的关联。
通过上面的考察，我们看到，一方面，王羲之通过道教修身养气之法，将自身融于自然的怀抱，并从中禀受阴阳调和、轻灵鲜活之气，而使其体内之气变得充盈而清洁。另一方面，他将这种雄强超逸、虚灵质朴之气贯入笔端，倾入书法创作之中，最终使其书法臻于“达乎道，同混元之理”。王羲之的书法既有阳刚壮美之气，又有阴柔秀美之气，符合其道教“养气”，即养“阴阳二气”的思想。
修行书院——中华道家文化研习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