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领导工作中，如果把实现领导任务看作战略目标，那么领导方法就是实现领导目标的战术，两者缺一不可。毛泽东历来重视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他说，“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他提醒领导干部：“领导方法很重要。要不犯错误，就要注意领导方法。”他撰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工作方法十六条》等文章中，多次论述了领导方法问题，提出了许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领导方法，如“调查研究”方法、“解剖麻雀”方法、“弹钢琴”方法、“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方法”、“群众路线”方法。在这些领导方法体系中，毛泽东指出有两个“必须采用”的方法，即在1943年发表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提出的“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与“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对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巨大的指导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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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领导方法的灵魂
毛泽东在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他强调：“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一般号召是党在某一时期内结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时代背景制定的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需要各级领导干部认真贯彻执行，保持政令畅通，形成统一意志。遵循一般号召，体现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原则性，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入领会其精神实质，保证一般号召的权威性、严肃性和统一性。如果随意地加以曲解、变更、扭曲和删减，就会使领导行为偏离方向，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甚至会错失发展良机。
我国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的国家，如果仅仅满足于一般号召，只是被动地传达上级指令，召开会议，把政令布置给下级，制定僵化的考核指标体系强力推行，而没有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搞“一刀切”，或者没有发挥本地区、本部门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不能使一般号召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就不能收到实效，工作就有陷入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危险。正如毛泽东所批评的那样：“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行政环境是行政活动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土壤，领导者要随着行政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运作方式，行政活动才能在适应行政生态环境的同时又能动地影响和改造行政生态环境。领导活动的有效性和领导力的达成不仅取决于领导者的行为，而且取决于领导者能否根据不同的情景采取相应的领导方式。从辩证发展的观点看，在一种情景下有效的领导方式在另一种情景下并非有效，领导行为要随情境的改变而改变。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写道：“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告诫各级领导干部：“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实事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当前，由于社会变革的加速化和复杂性，冲击了传统行政治理的结构和网络，迫使领导主体及时转变思维模式和应对策略，必须在精准把握一般号召的精神内核后，因时因地制宜，推动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完美结合。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是领导方法的灵魂。领导干部要在坚持一般号召的精神实质的同时，从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结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况，理论联系实际，认真调研，摸清实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定与行政系统和环境相适宜的措施，并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地调整完善，在实现领导目标的同时，加以提炼总结，获得经验，进一步提高指导其他单位、其他部门的普适性，不断检验和提高一般号召的科学性和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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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必由之路，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强调的第二个领导方法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也就是要发挥两个积极性，即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和群众的积极性，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都难以实现领导目标，完成组织任务。毛泽东明确指出：“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毛泽东认为，要保证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其先在条件是要有一个素质优良的领导团队。领导团队是优势互补、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确保组织有序运行、实现领导目标和组织任务的基本构建模块。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团队，也就没有足够的领导力，难以引领群众，发动群众，难以顺利贯彻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毛泽东以学校为例指出：“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在毛泽东看来，领导团队是由一个首要负责人和由少数领导骨干组成的集合体，是组织中的中坚力量。一般来说，领导者是比群众高明的人，比普通群众具有更高的素质标准，是一个组织中的关键少数。要保证领导干部的积极性，就要选拔优秀的领导骨干和组建良好的领导团队。从领导个体来看，毛泽东认为，领导骨干要具有“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特征，还要具有“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四条标准；从领导团队来看，要具备“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经常健全”的团队特征。领导者个体仅具有上述标准是不够的，因为，若干个领导者在一起就形成了领导团队，只有领导团队的所有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互相配合，才能保证党的各项事业取得成功。毛泽东说得很清楚：“许多地方和许多机关工作推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领导团队中的成员虽有性格、气质、知识结构、领导风格等方面的不同，但是有其共性，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对于行政组织来说，其一以贯之、永恒不变的目标是人民的利益。这也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因此领导团队要始终坚守为人民谋福利的共同价值观，走群众路线，领导班子才能具有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也才能减少摩擦，克服阻碍，这是领导力得以发挥的组织保障。
领导干部仅是领会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是不够的，还要通过具体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把这种价值导向化为实际的行动，达到目标与手段的统一性，感召、引领、说服群众，使群众接受、认同、追随党的领导。如果仅是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贴在墙上，喊在嘴上，写在纸上，而采取的行为和手段是简单粗暴的，不是人民群众所想要的，甚至是反感、排斥的，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追随，也就谈不上领导力。譬如，近几年在全国各地推行的殡葬改革，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具体执行时，手段粗野，作风霸道，严重地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情感，最终导致负面舆情，狼狈收场。领导力的关键在于影响力，是领导者影响他人，让他人跟从的能力。领导行为要依据追随者的能力和意愿而定，要根据追随者知识、经验、技能和意愿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领导风格，如告知、引导、解释、说服、激励、合作以及授权等方法。总而言之，领导行为应以追随者的准备度而定，既不能太过超前也不能过于落后。毛泽东说过：“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领导者唯有抓住追随者的内在需求，营造协同合作的领导情境和工作氛围，才能激发他们的活力、积极性和创造力。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要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各级领导干部价值追求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相对于领导干部而言，群众的觉悟、见识、境界和文化水平等是有差距的，领导干部只有通过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群众的呼声和期盼，倾听群众的关切和诉求，体察群众的担忧与顾虑，从而采用与群众现实条件相适宜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才能赢得群众，使群众信服，最终实现“上下同欲者胜”的领导目标。
当前的行政组织中，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表现出心系群众、勇于担当的工作责任感，但不可否认，在某些地区和少数干部身上还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懒政、怠政、避责、工作被动等消极行为，甚至出现“二传手干部”的现象，有的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长官意志严重，群众工作的意识和能力不强，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在一些工作中，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甚至造成与群众的对立，使基层治理陷入被动。因此，重申毛泽东提出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坚持走群众路线，提高领导干部与群众两个积极性，不断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主观主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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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领导力的提升在于领导目标与领导方法的和谐统一
坚持“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领导方法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它宣示了共产党人领导工作的价值导向，体现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利益的伟大使命感。现代社会里，任何一个伟大的组织，都有超越自身和成员个体之上的宏伟目标和崇高理想。基于这种价值观的领导力被称为使命驱动型领导力。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以超越性的目标作为价值引领，为共产党人指明了方向和目标。有了目标之后，还要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工具和方法。如果说领导目标涉及的是价值理性维度，那么领导方法就是工具理性维度。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所取得的丰功伟绩无不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完美结合。新时代的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领导生态环境复杂多变，对各级领导干部的领导力带来巨大考验。因此，新时代的领导干部除了要不断明确价值追求、强化使命感、勇于担当之外，还要根据时代发展变化和现实情境，不断调适领导行为和领导方法，了解群众，带动群众，服务群众，把领导目标和领导方法和谐统一起来，才能不断提升领导力和执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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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领导方法的灵魂
毛泽东在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他强调：“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一般号召是党在某一时期内结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时代背景制定的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需要各级领导干部认真贯彻执行，保持政令畅通，形成统一意志。遵循一般号召，体现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原则性，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入领会其精神实质，保证一般号召的权威性、严肃性和统一性。如果随意地加以曲解、变更、扭曲和删减，就会使领导行为偏离方向，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甚至会错失发展良机。
我国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的国家，如果仅仅满足于一般号召，只是被动地传达上级指令，召开会议，把政令布置给下级，制定僵化的考核指标体系强力推行，而没有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搞“一刀切”，或者没有发挥本地区、本部门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不能使一般号召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就不能收到实效，工作就有陷入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危险。正如毛泽东所批评的那样：“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行政环境是行政活动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土壤，领导者要随着行政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运作方式，行政活动才能在适应行政生态环境的同时又能动地影响和改造行政生态环境。领导活动的有效性和领导力的达成不仅取决于领导者的行为，而且取决于领导者能否根据不同的情景采取相应的领导方式。从辩证发展的观点看，在一种情景下有效的领导方式在另一种情景下并非有效，领导行为要随情境的改变而改变。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写道：“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告诫各级领导干部：“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实事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当前，由于社会变革的加速化和复杂性，冲击了传统行政治理的结构和网络，迫使领导主体及时转变思维模式和应对策略，必须在精准把握一般号召的精神内核后，因时因地制宜，推动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完美结合。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是领导方法的灵魂。领导干部要在坚持一般号召的精神实质的同时，从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结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况，理论联系实际，认真调研，摸清实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定与行政系统和环境相适宜的措施，并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地调整完善，在实现领导目标的同时，加以提炼总结，获得经验，进一步提高指导其他单位、其他部门的普适性，不断检验和提高一般号召的科学性和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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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必由之路，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强调的第二个领导方法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也就是要发挥两个积极性，即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和群众的积极性，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都难以实现领导目标，完成组织任务。毛泽东明确指出：“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毛泽东认为，要保证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其先在条件是要有一个素质优良的领导团队。领导团队是优势互补、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确保组织有序运行、实现领导目标和组织任务的基本构建模块。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团队，也就没有足够的领导力，难以引领群众，发动群众，难以顺利贯彻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毛泽东以学校为例指出：“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在毛泽东看来，领导团队是由一个首要负责人和由少数领导骨干组成的集合体，是组织中的中坚力量。一般来说，领导者是比群众高明的人，比普通群众具有更高的素质标准，是一个组织中的关键少数。要保证领导干部的积极性，就要选拔优秀的领导骨干和组建良好的领导团队。从领导个体来看，毛泽东认为，领导骨干要具有“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特征，还要具有“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四条标准；从领导团队来看，要具备“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经常健全”的团队特征。领导者个体仅具有上述标准是不够的，因为，若干个领导者在一起就形成了领导团队，只有领导团队的所有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互相配合，才能保证党的各项事业取得成功。毛泽东说得很清楚：“许多地方和许多机关工作推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领导团队中的成员虽有性格、气质、知识结构、领导风格等方面的不同，但是有其共性，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对于行政组织来说，其一以贯之、永恒不变的目标是人民的利益。这也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因此领导团队要始终坚守为人民谋福利的共同价值观，走群众路线，领导班子才能具有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也才能减少摩擦，克服阻碍，这是领导力得以发挥的组织保障。
领导干部仅是领会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是不够的，还要通过具体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把这种价值导向化为实际的行动，达到目标与手段的统一性，感召、引领、说服群众，使群众接受、认同、追随党的领导。如果仅是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贴在墙上，喊在嘴上，写在纸上，而采取的行为和手段是简单粗暴的，不是人民群众所想要的，甚至是反感、排斥的，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追随，也就谈不上领导力。譬如，近几年在全国各地推行的殡葬改革，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具体执行时，手段粗野，作风霸道，严重地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情感，最终导致负面舆情，狼狈收场。领导力的关键在于影响力，是领导者影响他人，让他人跟从的能力。领导行为要依据追随者的能力和意愿而定，要根据追随者知识、经验、技能和意愿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领导风格，如告知、引导、解释、说服、激励、合作以及授权等方法。总而言之，领导行为应以追随者的准备度而定，既不能太过超前也不能过于落后。毛泽东说过：“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领导者唯有抓住追随者的内在需求，营造协同合作的领导情境和工作氛围，才能激发他们的活力、积极性和创造力。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要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各级领导干部价值追求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相对于领导干部而言，群众的觉悟、见识、境界和文化水平等是有差距的，领导干部只有通过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群众的呼声和期盼，倾听群众的关切和诉求，体察群众的担忧与顾虑，从而采用与群众现实条件相适宜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才能赢得群众，使群众信服，最终实现“上下同欲者胜”的领导目标。
当前的行政组织中，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表现出心系群众、勇于担当的工作责任感，但不可否认，在某些地区和少数干部身上还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懒政、怠政、避责、工作被动等消极行为，甚至出现“二传手干部”的现象，有的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长官意志严重，群众工作的意识和能力不强，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在一些工作中，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甚至造成与群众的对立，使基层治理陷入被动。因此，重申毛泽东提出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坚持走群众路线，提高领导干部与群众两个积极性，不断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主观主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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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领导力的提升在于领导目标与领导方法的和谐统一
坚持“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领导方法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它宣示了共产党人领导工作的价值导向，体现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利益的伟大使命感。现代社会里，任何一个伟大的组织，都有超越自身和成员个体之上的宏伟目标和崇高理想。基于这种价值观的领导力被称为使命驱动型领导力。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以超越性的目标作为价值引领，为共产党人指明了方向和目标。有了目标之后，还要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工具和方法。如果说领导目标涉及的是价值理性维度，那么领导方法就是工具理性维度。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所取得的丰功伟绩无不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完美结合。新时代的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领导生态环境复杂多变，对各级领导干部的领导力带来巨大考验。因此，新时代的领导干部除了要不断明确价值追求、强化使命感、勇于担当之外，还要根据时代发展变化和现实情境，不断调适领导行为和领导方法，了解群众，带动群众，服务群众，把领导目标和领导方法和谐统一起来，才能不断提升领导力和执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