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张居正反对派群体述论
第一节 反对派群体概念界定
一、反对派群体概念的界定
所谓反对派，是指与主导地位政治集团对立的实体。张居正及其改革的反对派群体，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概念。该群体是由那些对张居正道德情操、工作作风和改革措施不满并加以反对的众多成员所构成。这些成员，有些是分散的个体，有些是有联系的团体，总体上看，他们并不是一个完全有组织、有纲领和有预谋的“反对党”,也不是对张居正改革所有的措施和政策都进行反对的人，他们常常只是针对张居正改革的某项措施、作风和操守加以反对，只有少数人对张居正的整个改革表示不满和抗拮。
对张居正及其改革的反对派的研究，陈舜臣在其《中国的历史》中专有一段“张居正强力压制反对派推行新政”的叙述，但属于概述，并未提到过反对派的具体名字。韦庆远在其《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在讲述一条鞭法和夺情等问题时，涉及到一些反对者，但没有专力于此。

其实，由于改革是涉及到利益调整的大事件，必然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导致他们对改革政策的反对反抗和反扑。对张居正改革进行反对的人，涉及各个层面。王公贵族、朝臣、地方官员、地主豪绅、儒家意识形态的维护者儒生，都对张居正本人或其改革有着抗拒和敌意。张居正推行的考成法，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1576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17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2名，河南9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按时交纳，既惹怒了地方官员，也触怒了地主。虽然使得田赋清晰、国库充盈，但是地方官和地主却恨之入骨。张居正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俸禄开支，当时对两京九卿及各属沉滥者的裁汰，汰掉冗员十分之二三，虽然有利于国家和百姓，但却引起官僚队伍的不满和愤恨。张居正还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军费开支，通过通贡互市与鞑靼人搞好关系，保持边境安宁，减少了战争费用，同时大量削减抚赏开支。到万历二年(1574年),北边的三镇中，所费不过万余，所省则达到百余万；此外还通过裁减客兵和清粮糗的办法减少军费支出，每岁所省，几达数十百万，此一举措，虽然利国利民，但却导致军中将领对之痛恨不已。张居正还要求神宗皇帝搏节费用，教育皇帝节用爱民，在皇室的开销上镭铢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1579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两银，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张居正据理力争，声称户部收支入不敷出，还要防备四方水早之灾的突然发生和疆場的意外之变，导致十万两银子不仅没有要到，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削掉，更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虽然利国利民，但导致皇帝内心的不悦，积郁久了必然横泄。张居正的夺情视事，惹得代表意识形态的儒生和儒臣对他产生不满。因此，张居正改革并不缺乏反对派，反对他的大有人在。

笔者通过对张居正反对派群体的梳理，认为张居正改革的反对派，分两个方面，即对其政策进行反对的人(一条鞭法、考成法),和对其作风和操守(夺情)进行反对的人。具体而言，分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张居正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进行反对的人，二是对其用考成法加强内阁权威等措施进行反对的人，三是对其夺情表示反对的人，四是在张居正死后，对其政策、人事安排、个人操守等进行全面反对的人。
张居正及其改革的反对派群体构成，一般而言，都是官僚机构内部的人，以言官为主要成份，但是也有少部分非官员的读书人或民间士人。
张居正夺情的反对派成员，除了士大夫外，还有普通的民间士人，如邹元标上疏反对夺情受到廷杖时，当时遭受廷杖的还有浙江余姚的布衣韩万言，他也上了一封奏疏反对张居正夺情视事，结果重杖之后发回原籍：“布衣余姚韩万言疏摘居正，杖一百回籍。”除韩万言外，宁国诸生吴仕期也是一位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的人。“先是，宁国诸生吴仕期与沈懋学善，懋学移疾归里，仕期欲为万言书以上江陵，懋学止之，书未发，为太平丞龙宗武所伺，以白操江胡横。横知仕期为懋学友，使宗武捕仕期，攀引懋学以悦居正。居正不欲彰闻，置之。宗武已毙仕期于狱。”吴仕期因上疏而被捕，死于狱中，他就不是政府官员，而仅是一位“诸生”。说明张居正的反对派虽不一定属于官僚，但也会具有一定的传统教育背景，受到流行的儒家观念的影响。

至于普通农民和手工业者，由于多数人是张居正改革的受益者，因此一般不会是其反对派，当然，这种判断也受制于史料的匮乏。
二、反对派群体概念的限定
在界定其反对派时，也不能无限扩大。反对他的某些行为的人并不一定属于反对派。一般而言，对张居正改革措施因立场不同而予以批判和抨击的人，属于反对派。然而，有些反对张居正某些行为的人，其立场是出于对张居正的爱护，怕出现异常，而向其建言献策，就不属于反对派。

在反对张居正夺情声浪中，张居正的门客、华亭人贡生宋尧愈就曾经从居正本身的根本利益和得失出发，婉劝他退位终丧，告诉：“相公留，天子苍生幸甚；相公去，天下万世幸甚。”他分析道，居正自柄政以来，迭建重大业绩，“建威立法，主圣民安”,“屏危疑而奏速效，功成名遂”,可以身退了。并推算居正解任退位后，极可能发生不测事件，然而这仍然属于次要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用较低的代价避免当代舆情和后世的谴贵，其利远过于弊，他说：“诚以此时飘然魏阙，服除之后，主上不忘老臣，安车屡命而后从容就途，以洗汉唐之陋，以复含鼓之风，岂非上臣之盛轨与!即不幸身去而谤讪蜂起，先皇之命在耳，两宫之口足征，主上之鉴如日，老臣之迹可按也，亦何藉要津利器以防民之口哉?故当去而去，即受祸，祸微；欲去，不得去，即祸不及身，其祸重。”①此外，张居正的“畏友”原大理寺卿陆光祖，受到张居正重用且关系密切的蓟镇总兵戚继光，以及被为腹心的礼部尚书张瀚，都写信或直接劝说张居正服丧守制，除开受到传统纲常礼教束缚的影响之外，他们对夺情的严重后果是有准确评估的，劝张居正守制终丧，用心是良苦。因此，不能把他们也算作张居正的反对派。

有些不合作的人，也不能算作反对派。如李廷机，字尔张，号九我，晋江人。万历癸
未会元，廷试第二人及第，历官东阁大学士。当他万历二年(甲戌年)下第，“江陵相公为其子延公，时相公有贤名，第公性故不喜贵介处，辟去之。及丁丑相公夺情矣，再招公，不往”。虽然李廷机在张居正如日中天时，不与合作，但并不意味着是他的反对派。
有些为反对派说情的人，也不属于反对派。当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艾穆、主事沈思孝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将要受到重处时，礼部尚书马自强便为他们说情。“时大宗伯马自强曲为营解，居正跪而以一手捻须曰：‘公饶我，公饶我!'”马自强就不属于张居正的反对派。

有些反对派，对张居正才能和改革并不完全否认，如江东之在张居正死后反对张居正的政策和清除其余党时，便还注意到张居正的功绩，甚至认为是谄媚者促成其恶：“大学士张居正，十年勤劳，不谓无辅理之功，但才太高，性太拗，权太专，心太险，媚己者立跻要地，异己者坠之重渊，是以邪佞之徒趋媚太甚，以成居正之恶。”“在墙倒众人推和落井下石的环境下，他还能为张居正任命的那些官员说话：“是时，诸官辇毂下者，皆江陵旧人，多回面内愧，又恐人暴其短，从旁椰榆。诸少年不察，遂有曹起而击，赐环诸君者矣。东之曰：‘诸臣无罪!言江陵与不善事，新贵人其罪诸臣可议!臣请与俱罢。’人遂以党击之，乃力求去。”其实江东之根本不是张居正党人，而是反对派成员之一，但却是一位能够全面看待张居正及其事业和人事安排的人。

三、反对派的三种情况
张居正改革有许多人自始至终的都是“反对派”,但也有人是中途转化的反对派，还有的人开始是反对派，后来通过实践和认识提高，从反对派转化为支持者。
第一，顽固不化的反对派。
在张居正的反对派中，有些人是从头到尾反对的反对者。杨四知就是这样的人。万历十年(1582年)九月，他在一篇《追论党恶权奸欺君误国乞正国法彰天讨疏》中指出自己从万历二年进京时，便“熟闻朝廷有腹心之大患、社稷之元恶三人，曰冯保也，徐爵也，故太师张居正也。三人同心一体，挟天子以令群臣，权倾中外，包藏祸心”。他当时就“窃忧之，即欲出位劾奏，以死报国”,但考虑到“以一死不足恤，恐天下后世谓我皇上杀直臣，成朝廷过举，臣死不瞑目耳”!所以便隐忍下来，等待时机。万历十年(1582年)“蒙圣恩擢居御史，亟欲论列，而居正已死”,于是决定对张居正及其盟友冯保和冯何的心腹徐爵朝廷声讨和“追论”。显然他对张居正从始自终都无好感。赵志皋万历初年迁侍读时，便反对张居正的为人和政策。张居正夺情时，编修吴中行、赵用贤因反对而将遭廷杖，赵志皋“纠同志七人，以至情大分面诘江陵，冀遏吴、赵之祸”。但神宗仍然将吴、赵二人廷杖，并决定“一切劾疏悉不付史局”。但是，“公以职掌坚请之，使不得密”。张居正“怒甚”,“会星变察百僚，遂出公广东按察司副使”。但“江陵怒犹未释。辛巳例察京僚，又黜公”。张居正死后，赵志皋逐步高升，万历二十年(1582年)担任首辅，对张居正的措施进行了所谓的“拨乱反正”工作。除赵志皋外，还有张位、习孔教等人也是如此。“张位、赵志皋、习孔教皆以考察谪外。江陵乖谬至是极究，徒为诸贤增长声价耳!”魏允贞也是自始至终反对张居正的人。他在万历五年中进士，座主是张四维，授荆州府推官，应该是受到重用，但是“大学士张居正归葬，群吏趋事恐后，允贞独不赴，且扶其奴”,居正死后，又陈“时弊四事”,指责：“自居正窃柄，吏、兵二部迁除必先关白，故所用悉其私人。”又称“自居正三子连登制科，流弊迄今未已”。“自居正恶闻说言，每遇科道员缺，率择才性便给、工谄媚、善逢迎者授之，致昌言不闻，佞臣得志”。魏允贞还“劾兵部尚书吴兑附高拱、张居正，馈冯保金一千两，署名操封宛然尚在”。看来对张居正及其同道从未放弃穷追猛打。艾穆也是始终如一地反对张居正及其改革政策。他对张居正一直都十分反感，“张居正知穆名，欲用为诰敕房中书舍人，不应”。万历初，任刑部进员外郎时，反对张居正的严刑政策：“录囚陕西。时居正法严，决囚不如额者罪。穆与御史议，止决二人。御史惧不称，穆曰：‘我终不以人命博官也。’还朝，居正盛气谯让。穆曰：‘主上冲年，小臣体好生德，佐公平允之治，有罪甘之。’揖而退。”夺情事件中，艾穆“直请令终制，故居正尤怒”。结果被杖八十，戴沉重枷锁，投进诏狱，遣戍凉州。“可谓坚定的反张斗士。

第二，中途转化的“反对派”。
有些反对派一开始并不反对张居正，有时候甚至还是张居正改革政策的有力支持者，但后来却中止对张居正的支持，甚至因此受到张居正的打击和报复。如张瀚就是如此。张瀚，字子文，号元洲，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嘉靖十四年进士。历大名知府、右副都御史。万历初，受到张居正的重用，擢吏部尚书，对张居正改革多有支持，但因不曲从张居正夺情的要求，受到张居正的亲信给事中王道成、御史谢思启的弹劾，被迫辞归故里，成为张居正的反对派一员。据载：“张太宰瀚为太宰日，江陵相父丧不解政，忽传中旨眷留，令吏部往谕，江陵亦自为牍，风公使留己。曹郎请复议，公苦不喻其意者，谓政府奔丧当以殊典恤之，宗伯事也，何关吏部!江陵复令所善客说公，弗听。已有诏切责，谓公奉谕不复，无人臣礼。于是廷臣惴栗，交章奏留。御史大夫名清介至不能自持，公独拊膺太息曰：三纲沦矣。江陵益怒，嗾台臣首幼公，省臣继之，遂奉旨致仕。公北面顿首曰：臣耄不能任国事，然宁负相君，不敢负陛下!辞归。”张四维也是一位中途转化的反对派。张四维入阁，是张居正竭力推荐的，曾是张居正的政治盟友，但张居正大权独揽，使张四维渐生不满，张居正也发现了这一点。张四维“曲事居正，积不能堪，拟旨不尽如居正意，居正亦渐恶之”,结果临终不推荐张四维任首辅，而希望自己的座主潘晟继任。因此，当张居正死后，张四维成为首辅后，便利用自己的门生，对张居正及其改革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和否定。申时行也是先赞同后反对张居正改革的人。他是嘉靖四十一年的状元，张居正对他的文笔十分欣赏，一直抬着他上升，申时行在张居正推行改革时，也都一直支持其工作。然而，当张居正死后，申时行便在否定张居正的大环境下，开始对张居正的一些改革措施产生怀疑并加以否定。他指出：“向者清丈田粮，海内一时并举，盖所谓无事而自扰之。今议论纷纷，威称困累。此不得不为厘正者。”①这种反对派，不能简单地以“两面派”来看待，有些人的确是改变了看法和观念。

第三，改弦易辙的反对派。
张居正及其改革的反对派中，也有少部分人在认识到张居正的功绩和改革的价值后，幡然醒悟，或为阻止迫害张居正家人，或为张居正平反，四处奔走，又成为张居正及其改革的支持者。于慎行就是一位先反对张居正，但在众人落井下石的时候，又挺身而出为之说话的人。当“御史刘台，上疏被逮，人以江陵故率避匿”时，于慎行“独往视”。张居正意欲“夺情”视事，于慎行“与同官兰赂赵公，新建张公辈七人共为疏，力言其不可，而疏草则公与张公所创。具时，昆陵吴公，姑苏赵公以言夺情事，杖。比阙下，公疏入，而桂林吕公从中止勿奏。江陵以讲臣故未敢显斥，乃佯以他事致公丧次，字谓公：‘子，吾所厚，而亦从人为此也?’公正色曰：‘以公厚我，故为此相报耳’。江陵艳然”。于慎行被迫“引疾归里”。但是，当张居正去世后，就在“言者振暴其罪，上震怒，命司寇丘公同内珰往籍其家。当江陵柄国日，既大失大夫心，及其败也，咸推波助澜，欲甚之以为快”时，于慎行“独贻书丘公，言江陵尝有劳于国家。是非功过当为别白。即间有所受取，亦可指数家之所藏。远较分宜，近视冯珰，皆万分不及。而必欲捕空捉虚，广为搜括以称上命。窃恐株连蔓引金楚，公私皆受其累，是江右之已事也。又江陵老母在堂，诸孤少不支事，覆巢之下，颠沛可伤。宜谋于有司请于明主，乞以聚庐之居，立锥之地，以合于古人帷盖之义，缀绳千余，言极其切”。“他认为“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这封信，对神宗后停止清算张居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曾有议论道：“江陵负盖世之才，中道宅忧，墨衰从变，物情大骇。诸君子攻之或纾或峻，并罹重谴。然为诸君子计，当朝命再留，即须婉导，庶可止也。彼疏暂留，其志已决，而后与之角，岂能遽引罪回车相避乎?进言易易耳，亦当设为江陵地，不识诸君子身后以为然否!”诸君子身后再看张居正夺情，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自从世上已无张居正后，“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内忧外患连绵不绝，帝国应对无力，回想张居正当年奋发图强，使做实事讲实效的官场风气蔚然成风，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导致民富国强的局面。也正是因为有此对比和认识，一些原来反对张居正的人，开始怀念张居正时代，并为张居正平反奔走呼号。邹元标就是这样的人。他曾是反对张居正夺情被杖戍的纲常维护者，在弹劾张居正时还列举了他的四大罪过，即“进贤未广”、“决囚太滥”、“言路未通”、“民隐未周”特别强调张居正是可以被替代的。①然而，邹元标在张居正死后回京，目睹吏治腐败、国运衰颓，再回想万历新政时的生机盎然景象，深切地感觉到张居正才是难得的中兴之臣，于是向熹宗提出为张居正平反的要求，指出：“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家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之臣，奚愧焉?”熹宗接纳了邹元标的建议，部分恢复张居正的名誉。数年后，崇祯帝正式为张居正彻底平反，但此时邹元标已死，不久明朝也灭亡了。《明史》载；“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熹宗时，廷臣稍稍追述之。而邹元标为都御史，亦称居正。诏复故官，予葬祭”。崇祯三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讼居正冤。帝令部议，复二荫及诰命”十三年，尚书李日宣等言：“故辅居正，受遗辅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又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帝可其奏，复张敬修官。“像邹元标这样先是以纲常为指导，不遗余力地反对张居正的人，现在终于认识到居正的功绩和不可取代的价值，是算改弦易辙了。

第二节反对派之间关系研究
一、姻亲等各种关系
晚明的政治生态是十分复杂多样的，围绕着不同的信仰和利益，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和集团。对此，黄仁宇有生动的描述：“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生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进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终身不渝……文官名义上任职于各部院寺，各有其官方的组织，但是背后又有他们私人派系。”康
张居正的反对派，也是依照一定的道德信仰和政治利益组成的群体。上面提到的各种关系，反对张居正的派系基本上都有存在。

在血缘或姻亲关系上，习孔教与刘台就属于姻亲关系。这种关系对于他们站在同一条阵线上反对张居正，多少会有一些影响。由于是亲戚之故，不免会多接触，或在餐桌上，或在婚宴上，或在客厅中，都会时行一些交流和交谈，彼此难免会产生一些影响。刘台在反张居正专权时，挺身弹劾，而习孔教也对张居正不满，当夺情议起，习孔教等诸翰林“皆以为不可”,但是当权者“弗听”,习孔教也被“以考察谪外”。据明人黄景昉称：“张位、赵志皋、习孔教皆以考察谪外”,“习谪吾郡，推御史，尚阿江陵意，劾罢之。后起仅佐铨，不获偕”,而张位和赵用贤后来“大用”,“考习故刘台姻也，宜见憾”,意思是说，习孔教被贬后，因为是刘台的姻亲，因此被当局特别愤恨，故仕途异常坎坷。此外，郎中赵南星与吏科都给事中王三余是儿女亲家，“科臣王三余为南星之亲家”,“吏科都给事中王三余系郎中赵南星亲也”⑩。二人虽然也有一些矛盾，但在反对张居正上站在同一阵线。赵南星任户部主事时，就公然反对朝士们建醮为卧的张居正祈安，并称张居正与冯保为“二竖”,做诗讥刺：“二竖能忧国，千官为祝年。”在疏陈“天下四大害”时，抨击故相张居正任人惟亲和陷害忠良，也攻击清丈田亩、清查偷税漏税的官员。“赵南星的反张居正立场，也影响到王三余，后者对张居正的决囚等政策提出了猛烈的批判。不能说，姻亲关系对于反对张居正群体的联系没有影响。

二、师生之间形成的反张群体
在反对张居正的政治集团中，由师生之间所构成的群体十分明显。
明代的师生关系含义较广，包括了座师与门生之间的关系。座师也称座主，是主持某科进士考生的考官，而门生则是由该考官点选的进士，形成特殊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不如课堂教学形成的师生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联盟。门生依赖在官场已成气候的座师的提携，而座师则寄希望门生飞黄腾达后的投桃报李。一旦形成师生关系，又与一般的政治同盟有所不同，有一种私人的关系。正如江东之所说的那样“夫门生之与座主情有所昵，属官之奉上司势有所畏”.
在张居正反对群体中，这种座师与门生结成的同盟关系十分普遍，甚至可以说左右了张居正改革的未来命运。张居正临死前后，首先向他发难的就是以座师张四维与其门生李植、羊可立、王国、王继光、冯景隆、丁此吕、曾乾亨、方万山等人形成的倒张同盟。李植等人之所以向张居正的政治遗产发难，主要是张四维害怕张居正的继承人跃居己上。张四维与张居正的关系，前面曾经结盟，而后面已成敌对。张居正夺情后，“益偏恣”,“帝令(张)四维等理阁中细务，大事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后惫甚不能遍阅，然尚不使四维等参之”,排斥张四维，甚至“居正度不起”时，推荐“前礼部尚书潘晟及尚书梁梦龙、侍郎余有丁、许国、陈经邦，已，复荐尚书徐学谟、曾省吾、张学颜、侍郎王篆等可大用”,神宗“为黏御屏”。这些推荐的人都不是张四维的人，也不是张四维所愿见的人。张居正死后，“于是四维始为政，而与居正所荐引王篆、曾省吾等交恶”。他窥见神宗对冯保和张居正有所不满，决心推到张居正这尊偶像。“初，帝所幸中官张诚见恶冯保，斥于外，帝使密调保及居正。至是，诚复入，悉以两人交结恣横状闻，且谓其宝藏逾天府。帝心动。左右亦浸言保过恶”,这时，张四维与其门生发力了，“四维门人御史李植极论徐爵与保挟诈通奸诸罪”。结果“帝执保禁中，逮爵诏狱。谪保奉御居南京，尽籍其家金银珠宝巨万计。帝疑居正多蓄，益心艳之”。这时言官乘机“劾篆、省吾，并劾居正，篆、省吾俱得罪。新进者益务攻居正”。于是“诏夺上柱国、太师，再夺谥。居正诸所引用者，斥削殆尽。召还中行、用贤等，迁官有差。刘台赠官，还其产”。张四维的另一个门人“御史羊可立复追论居正罪，指居正构辽庶人宪[火节]狱”。这时庶人妃因上疏辩冤，且曰：“庶人金宝万计，悉入居正。”神宗“命司礼张诚及侍郎丘樨偕锦衣指挥、给事中籍居正家”。“来了个大反攻，终于扳倒了张居正。

在反对张居正的群体中，张四维的门生最多，这不会是巧合，背后折射出张四维的盘算和谋划。与张居正与其门生的关系全面恶化、门生纷纷倒戈不同，张四维特别重视与门生之间的关系和感情联络，因此在倒张过程中，他的门生用力最多，弹劾最勤。万历十年六月二十三日，就在张居正死后第三天，御史雷士桢、王国、给事中王继光就向皇帝上疏，弹劾潘晟，三人中除了雷士桢是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外，其他两人都是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座师都是张四维。王继光是万历五年丁丑科(1577年)第三甲第五名进士，王国是其同年。“张居正疾笃，疏荐其座主潘晟入内阁，帝从之。国与同官魏允贞、雷士桢及给事中王继光、孙炜、牛惟炳、张鼎思抗言不可，寝其命”。这里提到的魏允贞、张鼎思也都是万历五年(1577年)的进士，座师也是张四维，后来张鼎思又弹劾张居正的军中盟友戚继光，导致戚继光先改广东，后被罢黜。针对徐爵、冯保和张居正进行弹劾的是江东之，也是万历五年(1577年)的进士，座师也是张四维。反对冯保的尚有孙玮，也是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在张居正执政时，便“劾中官魏朝及东厂办事官郑如金罪”,二人都是冯保心腹。张居正死后，“厂卫承冯保余威，滥受民讼；抚按访察奸猾，多累无辜”,孙玮“极陈其害”。作为张四维的门生，丁此吕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十二月，慈宁宫发生火灾后，“建言谴谪诸臣，去张居正余党，速诛徐爵、游七”,报闻。又参奏“江陵科场诸作奸”案的有关人员。曾乾亨也是明万历五年(1577年)中进士，张四维门生。万历十一年(1583年)十月，时为山东道监察御史的他，奏上《奸险大臣蔑视公论乞赐罢斥以正人心疏》,对张居正任用的兵部尚书张学颜进行了揭露和清算，“夫学颜结纳故相张居正，潜通货贿，欺隐钻刺以至九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