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这样说，或许是因为我的生活是如此美丽，没有人能指望过我和谢尔盖在一起时的那样美的生活。也许她肯定我不会有事的。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从未想过人能经受住这么多。我不曾想像人们能够如此坚强而有毅力。人能够经受住任何痛苦。但语言却是可以痛彻心肺的，语言可以造成永难愈合的伤痛。的确如此。然而，语言也可以使幸福地久天长。
我总觉得谢尔盖比我更高一筹。他比我坚强，比我聪明，比我更沉稳，他总能保护我。现在他走了，我觉得脆弱，不安全，这种感觉我从未有过。我不敢相信人。我害怕说话，我怕我会伤害别人的情感，或者别人所说的会伤害我。我从来没有过这些担心。我发现我对人们的动机难以确定。
我以前一直认为我是勇敢的，我总是第一个从高处跳入水中。现在就好像25年我第一次离开家，就好像从前我是生活在童话里，现在则如同被抛入了原始森林。
童话，这就是和谢尔盖在一起的生活。他是那么诚实、镇定，而且坚强。谢尔盖首先是一个男人，然后才是一个滑冰运动员。不像我，首先是一个滑冰运动员，然后才是一个女人，然后才是一个母亲。我但愿我不是那样的。我希望我为谢尔盖和我的女儿保留了更多的力量。我努力去学谢尔盖的样子。他是那样一位好父亲和温柔的丈夫，坚强又不失体贴。我却把过多的心思，过多的情感用在了冰场上，总是这样。
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但我已经开始把谢尔盖想做的事列出清单。
他想让达利娅学空手道。
他想在1998年长野奥运会上滑冰。在利勒哈默尔，尽管我们赢得了第二块奥运金牌，但他出现了一次小失误，那是他比赛时的惟一一次失误，惟一的一次。他总是叫人很放心。那次失误，是因为他为我担心。他想再赛一次，从他脑海中洗刷掉那惟一的瑕疵。他有此想法一年多后才向我提及。第三次参加奥运会。我认为我无法再次承受奥运会的压力，但我不能说不，因为我从他眼中看到了希望。
谢尔盖想以整个大世界为我们的家园。他喜欢去我们到过的地方，喜欢学习地理，他希望能带达利娅去这些地方。
他希望他的姐姐纳塔利娅能来看我们。他想让纳塔利娅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学英语。不会说英语令谢尔盖感到很遗憾，尽管他能听得很明白。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如果不能说得正确无误，他是羞于启齿的。在莫斯科，家教很昂贵，但谢尔盖说，不论花多少钱，他都愿意为斯韦特兰娜出这笔费用。她13岁了，他认为这正是学习的好年龄。
他希望有一天能够搬到爱达荷州去，搬到太阳谷。我们在那儿滑过几次冰，都很喜欢那个地方。谢尔盖喜欢滑雪。我爱高山。我们爱那里的自然、森林、美丽的星空、野生的动植物和广袤的大地。那是一个家园之梦。
他想开车带着我去欧洲旅行，或者乘坐最好的火车。他想在每一个城市都停下来，参观那里的教堂和博物馆。他想坐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午餐时有葡萄酒相伴，累了就足足地睡个午觉。他想和我手拉着手在林阴大道上散步，不必顾及任何安排，不必为表演而滑冰，不必为比赛而训练，这些已占据了我们生活中太多的时间。不再走马观花。我们已经说过很多遍要来一次这种旅行了。
我将留着这张清单，当我想到其他事时，再往上补充。除了滑冰，谢尔盖还有这么多事想做。

《童年》：
回首往昔，我发现我是过于一帆风顺了，从未有过悲伤的经历。甚至在遇到谢尔盖以前，我也是个幸福的孩子，天真烂漫，身体健康，人们都爱我。
我的父亲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尔杰耶夫是著名的梅西耶夫民间舞蹈团的演员。这个舞蹈团曾在世界各地演出。他有着强壮的双腿和像芭蕾舞演员那样的长脖子，腹部极其平坦。他做每一件事都很迅速，在家里也总是风风火火。我记得父亲跳舞时，高高跳起，双腿抬及下巴的高度，利剑从他身下一闪而过，一连跳上14、15、16次。有时他跳俄罗斯民间舞时，蹲下踢腿，左边，右边，左边，右边，身手十分敏捷。
父亲想让我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这是他的梦想，可我却成了一名滑冰运动员，令他很失望。他有着灰蓝色的眼睛，和我眼睛的颜色一样。他还有着一张和善的脸，可他做事却极严格认真，好像那张和善的脸与他嘴里说出的话并不相配。
他是在舞蹈课上遇到我母亲叶莲娜．列沃夫娜的，那时她14岁。她19岁时，他们结婚了，20岁时，生下了我。母亲是一位可爱的女人，对孩子关心备至，这世上我最佩服的就是她，无私、慷慨，年轻时很美。她身高5．6英尺，腰身纤细，女人味十足。走路像个芭蕾舞演员，双脚呈一条直线。她的头发是棕色的，和我的一样，而且如波浪起伏。她的指甲看上去很健康，染成了红色。她每天都化妆，我曾经看她化妆看得入迷。她对妹妹玛利娅和我总是很温柔，常常微笑，不像父亲。
母亲是苏联塔斯社的无线电报务员。她以她的工作为荣，每月挣250卢布，比父亲挣得多。她去上班时喜欢打扮得漂亮一些，总穿高跟鞋和父亲从国外带回来的漂亮衣服。她的装束使她在苏联妇女中十分惹眼。她也因公出差。我11岁时，母亲曾在南斯拉夫工作过6个月，第二年在西德的波恩工作了12个月。即使她在莫斯科工作，工作时间也很长而且不固定，早晨8点到晚上8点；第二天又是从晚上8点到早晨8点。
不过我们不必为日托或保姆而担心。姥姥莉迪娅．费多谢耶娃负责照顾我和妹妹。我们管她叫巴布什卡。她在我的生活中是一个重要人物。她个子矮小，有些胖，走路却很灵活而且充满活力。
12岁时，我和其他小运动员一起去黑海训练。我们的分工是男孩子们负责箱包，女孩子们负责网球拍。下飞机时，我拿着这些男孩子们的网球拍，可一个男孩儿却把我的箱子落在了莫斯科机场。我气得真想杀了他。于是我打电话回家，让家人把我的箱子寄来。
姥姥去机场拿到了箱子，但她不放心用飞机托运，就乘夜里的火车来到了500英里以外的克拉斯诺达尔，又乘汽车来到了训练基地。门口的警卫打电话告诉我箱子到了。我去取箱子，一看到姥姥差点哭出来。“巴布什卡，你来这儿干什么？”我问。
她说她给我带来了箱子。她只呆了几个小时，就去汽车站了，然后坐夜里的火车回到了莫斯科。
姥姥的头发总是剪得短而整齐。她19岁时，头发就全变白了，像纸似的。从那以后，她就经常去理发店。她的脸庞俊美，声音柔和舒缓。我喜欢听她在晚上给我和妹妹读书。我最爱听格林童话里那些非常非常吓人的童话。饭大多是姥姥做，我喜欢在厨房里给她帮忙。她教我纺织缝纫，我11岁以前的滑冰服都是她做的。她还教我怎样把蛋黄从鸡蛋里吸出来，用蛋壳做复活节的装饰物。那是我们家最喜欢的节日之一。从前，在复活节前几星期，姥姥常常拿一个盘子，装满土，然后在土里种上草。她浇水，照顾它，直到草长出来。复活节早晨，我们就把彩蛋藏在草里，让妹妹玛利娅来找。
姥爷也和我们住在一起。他叫列夫．法罗西耶夫，我叫他嘉卡，那是姥爷的爱称。二战时，他是坦克部队的上校。这一显赫的地位使我们的生活虽称不上奢华，按照苏联的标准倒也算得上舒适。他在莫斯科的红军学院教坦克战，上班时总穿着军装，冬天再穿一件暖和的灰色外衣，毛皮的大帽子，硬邦邦的皮靴。我总觉得他的军装闻起来怪怪的，刺鼻而且有股霉味，所以他一到家就把军装脱下来，然后细嚼慢咽地吃上一顿美餐，再来一两杯白兰地酒。 

姥爷把一个塑料袋藏在我的裤腿里，他的兜里也装一个，这样蘑菇就会让我们靠近。我们一直走到了白桦林的深处。我得尽量跟上他的大步子，否则下次他就不带我来了。
看到我们拿着装满蘑菇的塑料袋回家，所有人都会兴奋起来，因为姥姥会用我们采的蘑菇做顿美餐。我们认真地把蘑菇洗干净，用刷子刷两遍，然后姥姥就开始做饭了。她把蘑菇切好，与洋葱、鸡蛋、香料拌在一起，做成小馅饼，在黄油里炸；或者做成蘑菇汤；或者腌起来。我喜欢吃腌的，姥姥有时会给我腌整整一坛子，都是最小的蘑菇，因为我也是最小的。不过，我讨厌喝蘑菇汤。我更喜欢和姥爷采蘑菇，而不是吃蘑菇。
姥爷不带我去钓鱼。他给我做了一个特殊的钓竿，很小，给他自己则做了一个大钓竿。我们先到一些脏地方找虫子，当然这不太文雅，现在我大概不会那么做了。但我10岁、11岁的时候，可喜欢把虫子放在钩上了。红色的虫子，很难看，越大越好。我们用虫子来钓鲤鱼。父亲有时候会去抓鳗鱼。夜里他到河边用灯照着河水，当鳗鱼朝光柱游来时，他就用矛来叉鱼。他把鳗鱼带回家，我就帮他一起用赤杨木熏鱼。非常非常好吃。所以，你看，这是一个美好的童年，有着许多幸福的回忆。
我当时是练单人滑－－女孩子11岁时，俱乐部才给她们找搭档。父母从来不去看我练习，这令我很骄傲。很多父母都去看他们的孩子训练。我真为那些运动员遗憾。这些孩子长大后滑冰时，每做完一套节目，第一件事就是看教练，然后就是看父母。
父亲经常询问我练习的情况，每天都问。这就是我总想做好的原因。我不能对他撒谎。如果哪天我做得不好，我就告诉他我做得不好，他就会表示不满。我常希望练习后会是姥姥来接我，而不是父亲。她知道这一点，尽管不得不倒两次公共汽车，还要坐地铁，她总是尽量来接我。但还是父亲开车来接我的次数多。如果我说那天成绩平平，可就太糟了。这绝对是个错误的回答。如果我说练得还可以，他就会说：“告诉我怎么还可以？”他想知道我做的每一次跳跃，以及我认为为什么会失误。每天晚上我都要接受检查。
在军队俱乐部，如果滑冰运动员这一年中没有足够的进步，就别想在体育学校升级。为了让您能明白这有多难，我可以告诉您，当我开始在中央红军俱乐部滑冰时，班上大约有40个孩子，毕业时，只剩下了5个男孩儿和5个女孩儿。
俱乐部每年都有一次年终比赛，就像期末考试。我的弹跳不太有力，所以单人滑的成绩总是不太好。在这种比赛中，我取得的最好成绩是第三名，最差的一次大概是第六名。我9岁时，有一次父亲来看比赛，比赛是在早晨7点举行。父亲的到来使我非常紧张。穿滑冰服时，我不知怎的把头发来到了拉链里。我开始滑冰，却无法转动头部，因为马尾辫的辫梢卡在了拉链里。最后我只好停下来去见裁判。裁判让我把头发拿出来，重新开始。比赛后，父亲的脸拉得老长，眉头拧成了疙瘩。此后很长时间他都不再去看我比赛，直到我开始练双人滑。
父亲仍然期望我能成为一个芭蕾舞演员。10岁时，他让我去考莫斯科的中央芭蕾舞学校。我去考了，只因为他想让我去。我就是这么乖。但凭良心说，我没有尽力。我是跟我的朋友奥克萨娜．科瓦尔一起去的，她也是个滑冰运动员，比我高出一头。她通过了考试，我却没有，因为我不够高。奥克萨娜现在是一个芭蕾舞演员了，如果她当初没有通过考试， 和谢尔盖滑冰的可能就是她。这就是命。
我没通过考试令父亲很失望、焦虑，母亲却稍稍放下了心。她知道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芭蕾舞演员有多难，而且被选中后失败又是多么容易。至于我，根本就不在乎，因为一个滑冰教练对我说：“不要担心这次考试。你会成为一个杰出的双人滑运动员。”他跟我父亲也谈过了，并向他保证给我找一个好搭档，而且在滑冰方面我会大有发展。但父亲还是不高兴。我从来不能令他高兴。也许只有在奥运会上他对我的表现还算满意。

扎哈罗夫对双人滑的入门训练十分在行。他自己就曾是双人滑选手。他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人，那里出了许多出色的双人滑选手。他知道如何最好、最简单地做所有的基本动作。我们俄罗斯人有句俗话：重新发明自行车是愚蠢的。我认为这是美国和加拿大双人滑运动员的问题之一：他们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学基本动作，就好像以前没有人做过似的。
基本上说，扎哈罗夫是个平和的人，和蔼文静，第一遍讲解动作时很耐心。后来他才变得急躁起来。他有着橄榄油色的皮肤，夏天时会晒得黝黑，还有着蓝蓝的眼睛。扎哈罗夫大约40岁，个子不太高，但却强壮结实。他那有力的双手尤其令我印象深刻。他是那么内行，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从冰面上举起来，告诉谢尔盖托举的正确姿势。谢尔盖不过才十几岁，对于他来说，这可一点也不容易。扎哈罗夫曾经让他用一个很沉的铁椅子来练习所有的托举动作，因为椅子非常难举，人也一样。
作为一个双人滑运动员，你得把单人滑时所学的东西全部再学一遍。甚至像十字交叉这么简单的动作都不同了，因为你是在和另一个一起做，你必须使你们的身体排成一排。我们用了一星期的时间每天在冰场上练两个小时的十字交叉。可怜的谢尔盖，他的腿比我的长那么多，所以不能把步子迈开，每一滑总比正常的要短。我们不得不重新学习旋转，因为我们必须使身体的各个角度都同步旋转－－我们的“形体”－－要相互协调。终止盘旋是一个非常难练的基本动作。两人必须找准胳膊上适当的劲。一会儿我过于后仰了，一会儿又是谢尔盖；每次我们还刚一开始准备旋转就会倒在一起。学习终止盘旋累得我全身都疼。可是做好了，看上去又是那么毫不费力。不过那只是假像。女孩儿的腹肌必须一直用劲。
我们没完没了地练习跳跃。单人滑时，准备好了你就可以跳。可是有了搭档，你们就得一起做，就在那一点，准确无误，不管你准备好没有。像其他动作一样，托举也是全靠技巧，每个人握手的方式都不一样。我的手总是很疼，为了加强手部力量，我就握着一个拴了重锤的棒子，把重锤翻上来，再放下去。谢尔盖不得不练特殊的步伐，这样在举起我时，才不会被绊倒。这些都是扎哈罗夫教的。
我从来不害怕被举起来，因为在谢尔盖的臂弯中，我觉得很安全。和他一起滑冰的这许多年，甚至从初学时算起，他大概只有3次在托举时摔倒了。我害怕的是抛接(注：抛跳）动作。当男孩儿把女孩儿像玩具娃娃似的抛出去时，女孩儿要跳跃，男孩儿则要抓住她的胳膊和腰。后内结环三周跳，抛接两次前外一周半跳－－这些是我和谢尔盖练的基本动作。有了男孩儿的推动，女孩儿要比单人滑时跳得高得多，在空中滑行得更远。我们先在厚垫子上练。掌握了再去冰场上练。非常非常可怕。扎哈罗夫常说一些这样的话：“今天我们先练习螺旋，托举，旋转，然后抛接。”一旦他说“抛接”，整个训练过程我都会提心吊胆。
学落冰时，我一遍又一遍地摔倒。我旋转得不够远，要么就是胳膊张开得太晚，要么右腿没有弯曲，左腿没有准备好伸出点冰。当你被抛到空中时，冰面在哪儿都很难知道。我不断地摔倒，摔倒，摔倒。谢尔盖说：“你是不是应该解开冰鞋呆一会儿？”他累了就会这么做：假装冰鞋出了什么问题。我会说：“为什么我要去坐着？我会冻僵的，等待时，我会更害怕。我宁愿再做上十几次，把它解决掉。”
于是谢尔盖会陪我再练几次，我会继续不断地摔倒。他的表情总是很忧伤，目光躲避着我，好像不忍再看，因为这太痛苦了。如果女孩儿没有平稳落冰，有的搭档就会生气尖叫。双人滑对女孩儿来说极其危险。我见过一些男孩儿残酷到了极点，他们故意不按他们的搭档所期待的方向把她抛出去，或者有意把她抛得过高。这样做可能会致命的。但谢尔盖从来不这样。
训练时我从不哭。也许偶尔哭过，但我真的记不清了。过了一段时间，斯坦尼斯拉夫．朱克成了我们的教练。他对谢尔盖说：“你把她抛出去时，要把她当做一只水晶花瓶。”也许应该是这样，但我不喜欢这个比喻。为什么是只花瓶？为什么不是一个人？我不是一只花瓶。不过也许这能使谢尔盖把我抛出去时，更轻柔一点。只要扎哈罗夫说我们今天练抛接，我就会紧张，希望自己能生病，对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 

俱乐部里的其他滑冰运动员常管我叫巴巴卡嘉，意思是“小奶奶”。我不太喜欢这个外号。他们这样叫我是因为我喜欢绣花边，也许还因为我非常严肃，非常谨慎。不论去哪儿，我总带着姥姥给我收拾的行李包，里面装满了滑冰服出现问题时所需的任何东西：别针、绸带、橡胶带、剪刀、线，还有小曲奇饼、糖果和零食。姥姥说：“如果你不想吃，就给谢尔盖吃。”她喜欢谢尔盖，常给他做夹肉和乡村奶酪的馅饼。
9月，我们刚刚开始第二年的训练。一天早晨，谢尔盖没有来。我当然是去了。不论什么，我都会准时参加。如果你叫我去月球，我也会去的。那天，扎哈罗夫失去了耐心，他叫我回家去，晚上也不用来了。他说：“跟谢尔盖一起练，你没什么前途，我不会再教他了。你 ，卡嘉，继续练，我们会为你再找一个搭档的。”
我认为这不公平。我为能和谢尔盖一起滑冰感到骄傲。他使我觉得安全，就像我的哥哥，而且我知道他并不比其他男孩子逃的练习多。在我印象里，他基本不比扎哈罗夫要求的练习多。谢尔盖只是一个普通的十几岁的孩子，还没有完全投入到滑冰中去，他不能肯定是否要继续滑冰。可扎哈罗夫逼人太甚，对谢尔盖的缺点反应过于强烈。
扎哈罗夫给我们的父母打电话，叫他们第二天到俱乐部来开会。这当然不同寻常，于是我父母决定下午先和谢尔盖的父母见个面，商量一下，然后再去见扎哈罗夫。这是我父母头一次去谢尔盖家。父亲说他认为谢尔盖是个优秀的滑冰运动员，身体好，虽然不够强壮，但对于16岁的孩子来说，还是不错的。但他觉得谢尔盖必须对训练更认真一些。他们都想让谢尔盖认识到他不应该耽误这么多练习，于是就在他家等他。谢尔盖回家时，看到他们坐在那里，非常吃惊。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卡嘉在哪儿？”因为我呆在家里，没有去参加晚上的训练。他还不知道扎哈罗夫对他有多生气。
我父母让谢尔盖给我往家里打电话。他打了。我们决定第二天训练前在地铁站见面，把事情讲清楚。这是我们头一次在冰场外见面。当时我非常焦急，我哭了，因为我知道扎哈罗夫有多么生气。我知道扎哈罗夫不会再教谢尔盖了，换搭档这个念头让我很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总认为我只能和谢尔盖滑冰。这与对他的浪漫情感无关。当然，我也认为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但我当时那么小，他比我大那么多，我从未想过他对我会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不过我总想像着在他身边会很有趣的。
并不是任何人都会征求我的意见。在美国，人们才会考虑滑冰运动员的感觉。对于我们，人们总是说：“去滑吧。如果你不喜欢那就太糟了。”
那天上午，扎哈罗夫和我们父母见面时，说话极其生硬。他说我不能和谢尔盖滑冰，因为谢尔盖不是一个好搭档。谢尔盖的母亲说：“好吧，我们会离开中央红军俱乐部去另一家体育俱乐部，谢尔盖会成为一名冰舞运动员。”她总认为双人滑是最难的，因为男子要做那么多托举动作，而且在冰舞中不用跳跃。但我父母了解我的感情，他们告诉她，我不会和别人滑冰的。他们认为应该由我和谢尔盖来决定我们是否要一起滑冰，而不是由扎哈罗夫决定。就在那时，谢尔盖和我决定要一起滑冰，成为搭档。
就这样，扎哈罗夫训练我们一年后就不再教我们了。我们的新教练是娜杰日达．西瓦罗夫斯卡娅，她也在中央红军俱乐部工作。她有一个老朋友曾是一名冰舞运动员，当时在莫斯科国家戏剧学院学习，准备拿下编舞的学位。西瓦罗夫斯卡娅请她的这位朋友为谢尔盖和我编几套节目。就这样，无与伦比的玛利娜．苏耶娃走入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年轻，她也年轻。谢尔盖和我成了玛利娜的作业。毕业前，她必须把一套编排好的节目提交给老师们组成的检查小组，我们则为她来表演这套节目。男声合唱作为伴奏音乐，非常浪漫柔和，不必担心任何抛接动作。但是，教授们来冰场检查她的编排时，我还是感到紧张。玛利娜对我们说：“不要担心裁判。他们只是想欣赏你的表演。我们很高兴不必去办公室，所以尽量使他们满意。”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也多次这样说过。

朱克的目标似乎是使我们越忙越好，使我们尽可能地围着他转。也许这是因为他很孤独，也许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使自己不喝酒。朱克想控制我们的生活。他曾对我们说：“如果我不训练你们，你们永远别想参加世界锦标赛或奥运会。”他想让我们完全依靠他，想让我们认为只有他才关心我们的健康，只有他才能教会我们应如何饮食起居。
他让我们写日记：练了多少次跳跃，多少次成功落冰，多少次抛接，多少次旋转；练习前感觉如何，练习后感觉如何。他要求我们每晚都有所提高。谢尔盖不愿写日记，就拿我的日记抄。我对日记当然是一丝不苟，而且写得非常好。我们每天练习时都要把日记拿给朱克检查，每个月还要把这些统计数字加起来－－在冰上一共练习多长时间，多少次跳跃，多少次落冰，失误多少次。非常非常可怕。
夏天，朱克喜欢把我们带到两个地方做场外练习。5月中旬和6月初，我们去黑海边，那里气候非常温和，就像南卡罗来纳或弗吉尼。我们每天早晨7点开始练习，朱克会先说一说当天的计划。7点15分到8点45分是跑步时间。我们经常在一段普通的路上跑，平平常常，不远不近。朱克只说跑到那儿再跑回来，跑两次这类的话。有时我们也会沿着海岸跑，在石头、贝壳和沙地上跑步不太舒服，但对加强踝部力量也许有好处。
9点吃早饭，然后是臂部练习。我们来到海边，那儿有些圆圆的大石头，我们把这些石头向前抛，向后抛，再向旁边抛。据说这样可使我们跳得更好。石头重约五磅，我们得来回扔上50次到70次。朱克对遍数非常认真。我当然会一遍不差地照他的指令去做。之后，我们有时会再做些俯卧撑和仰卧起坐。
最糟的就是跑楼梯。朱克总把我们带到有楼梯的地方。最长的有225级台阶，还有一段楼梯是175级。有时他不叫我们跑楼梯，他让我们蹦着上楼梯，先用一条腿，再换另一条腿。他用跑表记时。我们还得把成绩写在日记里。晚上见面时，他会说：“今天你有进步。”或“今天你退步了，我们得采取些措施。”
朱克还认为潜水对滑冰运动员有好处。他说用通气管潜游有助于控制呼吸。这种方法可以使你学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气。但滑冰时，你不必控制呼吸。只有朱克这个疯子，才认为你得控制呼吸。我记得5月中旬的一天，朱克让所有人都和他一起去叉鱼。那是他最喜欢的爱好。自然，只有我去了。他们不去也不告诉我，让我很生气。只有我和朱克两个人。夏天不没到，海水冰冷，我都要冻僵了。朱克让我在游泳衣外穿些衣服，这样可以暖和些。我照办了。由于人造蹼的号都太大，我就又穿了几双袜子。我穿上一件毛衣和一条暖和的裤子，甚至还戴了一顶暖和的帽子。不管怎么说，我讨厌海，而且我不擅长游泳，所以心里很害怕。这时，朱克拿着矛枪潜到了水里，让我跟上他。
7月份，当天气又热又潮时，朱克常带我们去伊西库尔，那是山区的一处疗养胜地。与黑海相比，我更喜欢这里。尽管由于纬度高，使楼梯训练变得艰难而且痛苦。在伊西库尔有一个美丽的湖，湖水很深，关于这个湖有着许多传说。下午，我们常在林间漫步，还踢足球，打网球，有时谢尔盖和我会来场混合赛。尽管他和其他男孩子不相上下，和我比却不行。但我一有失误就不高兴，谢尔盖会摇着头笑，问我为什么不高兴。我们玩是为了开心。


朱克最喜欢我们在诺沃戈尔斯克训练。那里是优秀运动员的训练中心，距莫斯科有30分钟的路程。诺沃戈尔斯克是在乡间，周围有森林环绕。那儿的饭店不止一个，而且每个饭店都有各自的自助餐厅，还有足球场、电影院、游泳池、医疗中心，当然还有冰场。那里并不只对滑冰运动员开放。优秀的足球、排球和篮球运动员也在那里训练。每次重大比赛（全国比赛、欧洲锦标赛，世界锦标赛）前15天，我们总要去诺沃戈尔斯克。
对朱克来说，那里非常理想，因为每天晚上，我们都得留在饭店，不能回到父母身边，这样他就可以把我们召集在一起。他总有事要干：要么听音乐，要么检查日记，要么谈一谈第二天的安排。
我总是想家，晚上经常哭着进入梦乡。我和安娜．孔德拉晓娃合住一间。我们俩一起去自助餐厅吃饭，但后来就不再去了，因为安娜的体重减不下来，朱克就常常嘲笑我们，他会对别人说我们吃了多少，以及若我们这样吃下去会有多胖。他只嘲笑女孩子。不去自助餐厅后，我们就步行15分钟去城里买水果、蔬菜和糖果，买很多糖果。此时此刻把这些写下来时，我简直不能相信我在说些什么。我们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们怎么会听他的？
有一次，我看见朱克打了安娜。我正在洗澡间，这是，朱克来了，对安娜大喊大叫。我想我最好还是呆在那儿，但接着他们就打了起来。我出来时，他正在打她的背。我跑出去找谢尔盖，但等我们回来时，朱克已经走了，只有安娜在那里哭。这并不反常，她几乎每天都哭。
朱克曾对她说：“我看见你昨晚去法捷耶夫的房间了，你在那儿干什么？”即使她那样做了，当然也与他无关。可他却监视她，折磨她。我当时还太小，安娜从来不对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我明白了：他是想让安娜和他一起睡觉。许多年里，他和很多女孩儿睡过觉。幸运的是，他没有和我睡过，因为我太小了。如果哪个女孩儿拒绝他，他就有本事让她不能再滑冰。这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
也许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养成了顽强的性格，不是坚强，像我母亲那样的坚强。我的顽强使我可以对付任何事。顽强，虽不是以一种令人赞赏的方式，但却可以使你应付生活中碰到的倒霉事。虽然我是个顽强的人，但仍感到很艰难，有时真是太难了。
1986年的全国比赛在列宁格勒举行，这是谢尔盖和我头一次参加高水平的比赛。我们滑得不错，但说实话，我根本不担心在基本动作上会出现失误，因为我们训练得好极了。在我看来，我们是训练过度了，脑子里除了训练没别的。我们做了并肩连续两次前外一周半跳、后内结环三周跳、抛接两次前外一周半跳和三周跳。我们输给了前世界冠军－－叶莲娜．瓦洛娃和奥列格．瓦西里耶夫。但朱克说我们比他们滑得好。“没关系，”他说：“在欧洲锦标赛上你们会得冠军。”
那年的欧洲锦标赛在哥本哈根举行。出发前，朱克让我去看了一位针炙医生，她把针放在某个特殊位置，就可以消除疼痛。我不知道朱克是在哪儿找到她的。她的真正神奇之处是能发现我身体上最弱的地方。她把那儿叫做穴。她在我的左肩胛骨下面找到了这样一个穴位。在她告诉我并把这个点按疼之前，我根本不知道那儿是个问题。那儿是我最易受伤的地方。有意思的是，我好像根本就不存在让这位女士给治疗的问题。你14时能有什么问题？我惟一的问题就是没有时间和我的洋娃娃们玩。那才是问题。但这位女士却能在我的背上看到一个弱点，她可以摸到它，而且由于我受了那么多的训练，那里的确有些疼。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穴位。她给了我一个特别的用胶带固定的金属盘放在穴位上，说可以保护我。现在我已经为比赛做好了准备。
您猜怎么着？我洗澡时把金属盘弄丢了。我心想，哦，不，糟糕，我会摔倒的。由于左肩胛骨下这个弱点暴露无遗，所有的基本动作我都会失误。我们当时已在哥本哈根准备参加欧洲锦标赛了，我却心神不定。就在比赛前，我在饭店房间的地板上找到了金属盘。我把它重新带上，得救了。 

朱克也让谢尔盖和法捷耶夫去见那们女士，他们却只是嘲笑他。朱克是不能逼他们去的。谢尔盖对朱克的话从来不当回事，除非在训练的时候。当然他这样做是对的。不过他并不给朱克找麻烦，或是对他大喊大叫，或撵他走。他只是知道，在冰场外，他的私生活是他自己的。在冰场上，他会完全按照朱克所说的话去做，但到此为止。他不像我那么乖，听所有人的话。
但朱克的确帮我树立了信心。没有人想到我们会参加1986年的欧洲锦标赛。朱克煞费苦心地告诉我们，名单上甚至没有我们的名字。他对我说：“你会滑得干净利索的。”不过对这一点，我已经知道了。我从不为谢尔盖担心，我对他有绝对的把握。就是在训练时，我也不能有任何失误，因为不论我们有何失误，朱克都会让我们重做。就像父亲让我做家庭作业。惟一的区别是朱克不是让我们做一次，而是做三次。我就是这样学会的连续两次前外一周半跳。朱克让我一口气做5遍连续两次前外一周半跳。如果我做好了4遍，第5遍失误了，就得从头再来。朱克还给我们规定跳跃练习的次数。
在哥本哈根的欧洲锦标赛上，我们没有任何心理负担。我们又输给了瓦洛娃和瓦西里耶夫，得了第二名，但我们的整套节目没有任何失误。自由滑结束后，瓦洛娃哭得很伤心，因为她知道我们比她和瓦西里耶夫滑得好，尽管他们赢了。她的身体状况不好，腿有很多问题，无法发挥出最佳水平。
哥本哈根之行对于我来说更像是度假，而不是比赛。丹麦女王出席了星期日的表演，送给了我们几大盒丹麦巧克力。我们还去购物，我记得我买了一双红靴子，后来我穿着那双靴子参加了日内瓦的世界锦标赛。我们每天有20美元的生活费，我用这些钱来买我喜欢穿的牛仔服，在莫斯科是买不到的。
我清楚地看到西方的生活在各方面都比我的家乡好。街道更干净，食品更好，服务更快捷，态度也更友好。与我们所熟悉的一切完全不同－－这里生活更好也更昂贵。我经常把口香糖和一些上好的水果带回家。冬天，在莫斯科是不可能买到橘子和苹果的。我还给玛利娅买了作为纪念口的棉毛衫，给姥爷买了胸针。
一回到家，我们就得为世界锦标赛做准备了，连休整的机会都没有。出国参加比赛后，身体上虚弱和精神上放松都人容易生病。我得了感冒，病倒了。但谢尔盖和我必须继续练习，还是我们在全国比赛以及欧洲锦标赛上做得非常好的那套节目。在朱克那挑剔的目光下，我们练了一遍又一遍。
就这样，1986年，当我们去日内瓦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时，没有了欧洲锦标赛前那种放松的心境。这次就像是去工作。我从来没有那么疲劳和紧张过。整个比赛过程中，我只想着一件事：我想回家和我妈在一起。我太想她了。
在自由滑比赛前，朱克让谢尔盖带我去散步。我们去日内瓦湖喂天鹅，谢尔盖问我是不是紧张。我说是的。他看上去总是那么平静，看着他也总能使我感到平静。我们没有多说话，也没有身体上接触。我们之间仍然有年龄障碍。
我们滑得还是干净利索，但瓦洛娃和瓦西里耶夫出现了失误，那一年我们头一次击败了他们。我无法相信我们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就得了冠军。我甚至不喜欢朱克为我们编排的节目，没有主题，没有舞蹈性。那些动作对我毫无意义。音乐不是古典乐，也不是爵士乐－－简直就像餐厅音乐，只是在结尾处有些可笑而幼稚的噪音，就像过了一辆火车。朱克让我们做的手上动作与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动作毫无关系。我们只是把基本动作一个个地做下来，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只求不出现失误。
头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我们赢了，但我的确感失望，尽管这听上去挺奇怪的。当我们站在领奖台上时，我记得我当时想，他们为什么要给我这枚奖牌？这是世界锦标赛，你只在电视上看到的世界锦标赛。我从未梦想过会成为奥运会或世界锦标赛冠军。但突然之间，我成了冠军，可感觉不太对。
回到饭店，我坐在床上哭了起来。太容易了，不能令我满意。我哭啊哭啊。安娜．孔德拉晓娃看着我说：“你怎么啦，疯了吗？你很棒。”但我并不高兴。
第二天，谢尔盖去日内瓦湖的喷泉，把名字写在了上面。过了许多年，他才用开玩笑的口吻告诉我：“哦，你没有跟我去？太糟了。”
那年，我们和其他获奖运动员共同进行了一次26城市巡演，这是由国际滑冰联盟（ISU）组织的。巡演途经瑞士、法国和德国。我们乘汽车旅行。尽管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种巡演，由于朱克在，我们惟一的乐趣就是向窗外看。绣花边来打发时间。日子过得很无聊，滑冰的动作也很难。每天晚上朱克让我们要么做短节目，要么做长节目，因为我们没有表演节目－－那些运动员为表演准备的滑稽而无意义的节目。表演节目不像比赛节目那么难。朱克却让我们做所有的抛接和跳跃动作。我们滑冰的场地，比如达沃斯非常冷，我们甚至没机会做些热身运动。
朱克和谢尔盖同住一屋。他一直跟着谢尔盖，监视他，从不让他独自去任何地方。朱克跟所有的苏联滑冰运动员找麻烦，不让我们和其他人一起去蹦迪。他对我们说，如果我们去了，就永远不会成为奥运会冠军。最糟的是，我是那么听话，即使有人让我一同去，我也不会去。
布里安．鲍伊塔诺也参加了此次巡演，后来他告诉我有一天他和人称萨沙的亚历山大．法捷耶夫一起散步，谢尔盖也去了。萨沙会说英语，布里安就让他问谢尔盖为什么喜欢滑冰。谢尔盖说他不喜欢滑冰，他滑冰是因为他必须滑冰。
他的那种情绪最终还是改变了，但我想当时恐怕是真的。每天都得听朱克的命令让人太压抑了。整个赛季他都在给我们施加压力；从全国比赛到欧洲锦标赛，到世界锦标赛，到巡演。所以我不喜欢回忆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的情景。

谢尔盖20岁生日那天，是欧洲锦标赛长节目的比赛。由于一件不幸的偶然事故，我们怎么也忘不了那一天。第一分钟，我们就成功地完成了捻转四周，但是，就连做电视评论的斯科特．汉密尔顿也错误地把它当成了三周跳。大部分裁判也是这样认为的。这就是我们在参加卡尔加里奥运会前放弃这个基本动作的原因之一：这个动作是如此耗费体能，却又不能为我们增加多少分数。就在这时，谢尔盖裤脚的松紧带不知怎么断了。
松紧带在谢尔盖的脚腕边挂着。这本没什么危险，因为松紧带向后翘起，并没有拖在地上。但是美国裁判本．赖特担心谢尔盖会绊倒，开始吹哨。我们听到了哨声，却不知道那是让我们停下来。而且快要做后内结环三周跳了，我的注意力都在这个动作上。当我平稳落冰时，所有的难动作都已做完，我们自然想继续做下去。朱克总对我们说，不管周围发生什么，都要接着滑，只听教练的命令。
本．赖特让技术员关掉了我们的音乐。整个冰场只有我们在滑冰，周围一片寂静，感觉很怪。我们朝列昂诺维奇看去，他没有做任何手势让我们停下来。“接着滑？”我问谢尔盖。“是的，接着滑。”他很快地说。尽管没有伴奏音乐，我们继续做着动作，由于必须全神贯注，十分累人。但我们滑得不错，没有失误。在我们结束前很久，观众就开始鼓掌了。比赛后，我们疲惫极了，而且很糊涂。
裁判被告知不要给我们打分。俄罗斯的裁判告诉列昂诺维奇，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会儿，等另外两对选手出场后再滑一次。但谢尔盖和我都不想再滑了，我们认为我们不会比刚才滑得好。我们不知道如果不再滑一次，就会被取消资格。另外两对选手出场后，列昂诺维奇来问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我们说没有。我们都筋疲力尽了。他应该再劝劝我们，但列昂诺维奇从不强人所难。谢尔盖只是不想再滑一次，我也不想。我们被取消了欧洲锦标赛的资格。
这是列昂诺维奇经验不足的一个标志。首先，当哨声响起时，他应该让我们停下来。其次，既然知道在发生这样一起不幸事故后，裁判肯定会对前世界锦标赛冠军手下留情，他就应坚持让我们再试一次，不管我们有多累。这个错误我们三人都有责任。我们为1987年辛辛那提世界锦标赛做准备时，仍然忿忿不平。
本．赖特也参加了1987年的世界锦标赛，他还为上次所发生的事向我们道歉。我们说我们也很遗憾，但并不怪他。在辛辛那提，我们还是做的那套自由滑节目，这次有音乐伴奏，我们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事实上，在我们的所有比赛中，1987年世界锦标赛是我们滑得最好的一次。我们成功地保住了冠军的头衔。这次比赛结束后，我也不再想哭了。
之后，我们随宣传推广人汤姆．科林斯开始了我们第一次美洲之行。汤姆是个好人，他每年都要组织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冠军的表演。他与国际滑冰联盟有一个全权的协定，而且滑冰运动员们－－当时都是业余的－－也喜欢被邀请参加他的巡演，演出将囊括北美所有竞技场。根据国际滑冰联盟的规则，我想我们每年大概只应得到800瑞士法郎，但汤姆总多给我们钱，每星期大约50到100美元。我们不能透露出去。这些钱足够我在回家前给父母买一台400美元的电视机。谢尔盖帮我在纽约选了一家由俄罗斯水手开的商店，还帮我挑了一个箱子，这样我就可以把给我和妹妹买的衣服，还有给父母和姥姥、姥爷的礼物都装进去。俄罗斯滑冰运动员在回家里总要碰到行李过多的问题。
我当时几乎不懂英语。在学校我们学过英语，但由于要滑冰我缺了很多课，甚至连字母表都忘了。谢尔盖和我去餐厅时，翻开菜单，常常是不知所云。这每每会令我害臊。
那次巡演，我的同屋是加拿大冰舞运动员特蕾西．威尔逊，她的搭档是罗伯．麦科尔。她比我大，我想汤姆．科林斯是想让她来照顾我。她每天都要求把早餐送到房间里，还常常问我是否也想吃些什么。如果我说好的，不论我怎样要求，她也不会让我付款。
在汽车上，我常常和谢尔盖坐在一起。他总是读书，我则看着窗外或是绣花边。冰场外和他在一起，这可是一种新体验。他有时会到我房间里来找我一起去散步，或者去吃饭。我们没多少钱，所以只是去麦当劳或是去吃比萨饼。萨沙．法捷耶夫也参加了巡演，但谢尔盖还是经常和我出去。 

也许他只是在照顾我，我不知道。他总是帮我拿行李或是扶我下车。但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也扶我后面的女士下车。他是位绅士，或许他是跟列昂诺维奇学的。列昂诺维奇对他的搭档玛利娜．别斯托娃总是彬彬有礼。他认为一对搭档相处得如何与他们在练习时的表现同样重要。如果在冰场外一切都好，在冰场上也会一切都好。我认为列昂诺维奇心地太善良，当不了好教练。
在洛杉矶，谢尔盖和我，还有谢尔盖．波诺马连科、玛利娜．克利莫娃夫妇一起去了迪斯尼乐园，只有我们4个人。谢尔盖那天非常高兴，情绪很高，总在笑，还开玩笑。他给我买了冰激凌。有一两次，在开了段车后，他拥抱了我，排队时还搂着我。他以前从未这样做过，我很兴奋。对我来说，那一天太美妙了。
巡演途经25个城市，历时一个月。一路上有那么多新鲜的事。在纽约，我们去萨迪餐厅吃了顿饭，墙上挂满了名人的照片。然后去看了歌剧《幽灵》，是汤姆．科林斯给我们买的票。谢尔盖和我还在有自动电唱机的舞厅跳舞，不过那次还有其他人。我们是四五个人一起跳的。有时在滑冰后等着终场时，谢尔盖会在走廊里拥抱我，不过如果有人在旁边，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对这些点点滴滴的殷勤，我没有多加注意，至少我不记得有什么过多的想法。谢尔盖和我去看了几次电影，看电影时，我们手拉着手。既然我们在滑冰时一直拉着手，我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寻常。但这样拉手不同，这很美妙。我记得当他拉住我的手时，我的心跳得有多快。事后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对微笑。我从未问过他为什么要拉我的手，我所知道的就是那种感觉真好。
我想也许只是巡演让他很兴奋，他心情好极了，所以才会那么做。我认为那与我没什么关系。回到莫斯科，他还会成为老样子的。但巡演后，情况改变了。母亲很喜欢谢尔盖，她开始常常邀请他来 。她喜欢他和我们的丹麦大狗威尔德玩。现在我送给他东西更容易了，甚至能跟他稍微调调情，如果他有这个念头。我并没有什么计划，或是谋划好了使他坠入情网。不是事到临头，谢尔盖和我从来没有任何计划，尤其是在我们的关系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美国女人比俄罗斯的女人更有计划性。至少是比成长在七八十年代苏联解体前的俄罗斯女人计划性强。美国女人有很多事要计划。她们不仅仅是要为自己找一个当医生、律师或商人的生活伴侣，而且他还要长得好看。
在俄罗斯，大家都或多或少处于同一水平，富人与穷人之前的差别很小。所以，如果你找到了一个你喜欢或者爱的人，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何时结婚，并不考虑他是否能给你一个优裕的生活，或者你们俩是否相配，无需进行精心策划。现在当然不同了，俄罗斯女人知道如何找一个有钱的商人结婚，就像美国人一样。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

我们没有参加奥运会前在北美举行的比赛－－美国滑冰赛和加拿大滑冰赛－－这样，队里的医生就可以尽可能地调理我们的身体状况。苏联的体育机制是不允许出现偶然事件的。这没什么不好。我们知道目标是奥运会。随着赛期的临近，压力越来越大，一切都变得更紧张了。
11月中旬，我们赢了一场叫做“莫斯科新闻杯”的比赛。随后是一场表演。当练习星式托举时，谢尔盖的冰鞋被冰面上的一条辙痕绊住了。我正像一颗星星似地被他高高举起，双手和双腿都极力外伸，正在这时，谢尔盖把我摔了下来。我的前额首先碰到了冰面。
起初我并没有觉得疼，但接着，整个头部就像要裂开似的。有人把我扶了起来，大概是列昂诺维奇，然后我就昏过去了。我被送到了急救室，接着被送进了医院。
我在医院里呆了6天，严重脑震荡。我躺在床上，挂念着奥运会和耽误的练习。我很生气，认为这次事故都是谢尔盖的错。这时，传来了敲门声，是谢尔盖。
他带来了一打玫瑰，这是他第一次送花给我。他非常非常难过。我很吃惊，看到他那难受的样子我甚至感到高兴。很多男孩子－－和我一起训练的就有几个－－若是把他们的搭档大头朝下摔到冰上大概还会高兴呢。在一起训练这么长时间，彼此间难免会有很深的矛盾，成功的搭档并不一定关系融洽。但谢尔盖是那么难过，我开始替他难受了。把花送给我后，他留在走廊里没走。当我被推出房间做检查时，他吓坏了。那天晚上，他必须赶回“莫斯科新闻杯”的表演现场去领奖。第二天的报纸上有他的照片，看得出他很悲伤。他那明显的忧郁倒使我的心情好了起来。在我出院前，谢尔盖来看了我3次。
还有一个人给我送来了花，是我学校里的一个朋友瓦列里．哈尔拉莫夫，他是叫这个名字的著名冰球运动员的侄子。我提起他是因为除了谢尔盖，他是我生活中惟一可算做男朋友的人，尽管是他想做我的男朋友，而我并不想这样。虽然我和他去看过一次电影，我对他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谢尔盖只有一次见到我们在一起，有意思的是，他很难过。我去参加练习，瓦列里和我一起坐在汽车上，谢尔盖也上了这辆车。看到他，我觉得很尴尬。后来，谢尔盖无心再练习。他嘲笑我说：“也许你该走了，因为有人在等你。”他是真的嫉妒。那天我俩心情都不好。
出院后，我还得过一星期才能训练，谢尔盖每天都来 探望我。当我终于又可以滑冰时，我发现谢尔盖抱我的方式变了。他把我抱得更紧了，好像不愿给我任何机会碰到冰面。我觉得更安全了。在我们无法滑冰的这段时间里，他像是长大了。这两星期有什么事情改变了，就连我这么专注于滑冰、对训练和生活这么认真的人，也意识到他对我的想法改变了。在那以前，我们是两个滑冰运动员；在那以后，我们成了一对。
由于耽搁了一些训练时间，花样滑冰联盟的人说我们不必参加圣诞节期间的全国比赛，就可以代表苏联参加奥运会。那一年，我的家人头一次邀请谢尔盖来和我们欢度除夕。
从来不习惯于在25日庆祝圣诞，对我们来说，12月31日才是重大的节日。圣诞树是在夜里从森林运到莫斯科的，所以28日或29日父亲会起得非常早，以便买到最好的圣诞树。我和妹妹还很小的时候，父母会等我们都睡着了才把树摆好，然后就在夜里装饰树。我们醒来后，首先就会看到房间里这颗美妙绝伦的圣诞树，魔术般缀满了装饰品。
玛利娅和我长大后，也帮着来完成这项杰作。30日，我们一家人会把树和房间都装扮得漂漂亮亮。31日，母亲和姥姥就开始做圣诞餐了，有时是鱼，有时是鸭，每年都不一样。我喜欢帮她们做饭。我们做凉菜，拌沙拉，切水果，都是些进口水果，专门为圣诞节准备的。
我们总在树底下放一个特制的包，那是姥姥缝的圣诞老人包，红白相间，顶上有一根白色的绸带，非常漂亮。新年前几天，我们会把礼物陆续塞到包里，直到包鼓起来。你把礼物放进去时，不能被别人看见，这样就像是包自己越长越大。午夜时分，当我们喝过了香槟酒，并祝彼此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后，就可以打开礼物了。
事实上，是我父母要邀请谢尔盖的。我告诉他们不用请，他不会来的，他有自己的朋友。但我还是邀请了他。他说他会尽量来，但当他真的来到时，我还是吃了一惊。我想也许他会和我们坐一会儿，然后就走，可他和我们度过了整个晚上。起初他有些害羞，因为他头一次和我的家人这样在一起。那晚只有谢尔盖、我、父亲、母亲、妹妹和姥姥、姥爷。我们点了很多去蜡烛，一切都很美，因为圣诞节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节日。我送给谢尔盖一幅我的刺绣，一个坐在海边喂小鸟的小丑，咧着大嘴笑，还有几滴泪珠挂在脸上。这幅刺绣至今还挂在他母亲的房间里。他一开始不要，说：“不，我不需要礼物。”他这么说或许是因为他没有给我准备礼物。

母亲说12点整，她会把一只旧盘子摔到地上，在零点钟声的第12响敲响以前，每人都要赶快捡一个碎片，藏到房间的某个地方，许个愿。如果这一年有人找到了碎片，不能碰它，否则愿望就实现不了，甚至在我们打扫房间时，也不能碰，所以我们必须把碎片藏得好好的。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出这个主意的。
头一次这样做。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第一下时，母亲摔碎了盘子，我们一拥而上抢一个碎片，马上就跑。我不记得我把我的那片藏到哪儿了，但我还记得我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我能在奥运会上取得成功。这个愿望实现了。
那年的欧洲锦标赛在布拉格举行。我的身体状况仍然不太好。自从摔了那一跤，我的体重减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有劲了，而且还头疼，胃口也不好。不知什么原因，我对任何事都紧张。谢尔盖和我没有发挥出最佳水平，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赢了。我出现了失误－－是跳跃，还是抛接，我记不清了－－我很担心，像是做了件十分可怕的事。谢尔盖说：“别担心，还没到奥运会。我们到时候会准备好的。”
这次锦标赛，我比以往更明显地感到，谢尔盖在冰场上对我更加负责了。这点让我很满意。我一直有些担心他对训练重视不足，但现在，当我不够强壮时，谢尔盖就变得更强壮，更让人放心，更认真了。不论我有什么弱点，谢尔盖总会照顾我。在欧洲锦标赛上，我们一日三餐都在一起吃。赢得冠军后，在宴会上一同跳舞。我记得我们跳的是快步舞，那是我们头一次单独跳舞。对跳舞，谢尔盖从来没有什么兴趣。
比赛结束后，我们就去了诺沃戈尔斯克，为卡尔加里之赛做最后的准备。全体冬奥会成员都在那儿。医生每天都要给我们量血压和体重。这一赛季的训练开始时，我是90磅重，现在则降到了84磅。虽然我觉得还可以，却常常感到压抑、疲劳。我睡不好，也吃不好，只想减轻体重。我想那是因为整个赛季人们都对奥运会特别重视，因为医生总是给我们检查身体，因为教练总对我们说我们必须处于这一生中的最佳状态。我相信奥运会是为神举办的为期一年的庆祝典礼。我当时还太小，不明白那对我的身体会有什么影响。
我记得我们在诺沃戈尔斯克开了好几次会，代表队的官员们一次次地给我们讲安排，还有奥林匹克精神。他们介绍了加拿大，还大谈我们为何必须成为一个团体，互相帮助，对彼此更加友好，注意身体，等等。谁也没注意听他们讲话。我不喜欢开会，觉得浪费时间，本来我们可以休息的。
我们发了奥运会服装。发给我的开幕式上穿的靴子不合适，我只能给我妈留着。我经常碰到这种事。裙子和上衣也都太大了，就连姥姥都无法将衣裙改小。我穿上这套服装，那样子真可怕。我总是嫉妒加拿大和美国的代表队，因为他们中身材最小的女孩儿也能领到尺寸合适的服装。我却穿着这么大的衣服，真难看。
出发的日子临近了，大家开始纷纷给我提建议。他们都为我担心，因为我是那么年轻而且瘦小。我都要给逼疯了。“你看过这本书吗？”一个我几乎不认识的人也会这样问我。“也许你应该看看这本书。”一切都变得那么疯狂。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等待、艰苦的工作和训练，去参加奥运会的日子终于到了，我却不想走了。我是那么想母亲。我们进行了一种又一种训练，参加了一场又一场比赛，我觉得我简直是被迫离开的家。我只想在家和我妈在一起，这个念头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我已经决定了比赛结束后该怎样庆祝。在奥林匹克村的体育室有一个特殊的冷饮柜，在那儿你可以吃到你想要的任何一种冰激凌：顶上带调味品的或是搅拌过的，有100种口味可供选择。我向自己许诺双人滑比赛结束后，我要每天都去那儿。我总是这样，比赛结束后，才能放纵自己。安娜．孔德拉晓娃就没有这种顾虑，我每天都看着她吃一客棒极了的圣代冰激凌。她会让我尝一小口，每一口都像看上去那样好。
我记得在自由滑前，我看了看列昂诺维奇，他是那么苍白憔悴，我看着都想笑。我对他说：“斯坦尼斯拉夫．维克多罗维奇，请你看上去高兴一些。情况不会像你的脸色那样糟的。”我们滑冰前，列昂诺维奇总是变得越来越沉默，沉默，沉默。即便他要说些什么，我们也听不见，因为他的声音太小了。比赛前，他的力气就全都烟消云散了。每到这时候，我就会突然想起一些好笑的事。这次我在想，可怜的斯塔斯，为什么一定要为我们这么紧张？他可以和妻子、孩子呆在家里，彻底放松，从电视上欣赏滑冰。
我们的长节目像以往滑得一样好，裁判们一致给了我们最高分，我们得了金牌。比赛后，我感到骄傲，但并没有狂喜。我们没有举行任何特殊的庆祝，至少不包括我。列昂诺维奇从来不带我去任何地方。获得银牌的叶莲娜和奥列格跟谢尔盖一起出去了，也没有带我。我留下来一个人享受冰激凌，但结果就连这也没能实现。等待这么多天后，当我去体育室想制作一个美妙的圣代冰激凌时，却发现冷饮柜已经被永久地关上了。我气极了，就去自助餐厅吃了三碗冰激凌，但跟那种不一样。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道：
我在我的房间里，很奇怪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发生得这么快。我们为此准备了这么长时间，却只用一秒钟就结束了。当然我很高兴。我从新闻中心给我妈打了电话，她当时正在塔*斯社上班，非常吃惊。比赛后，列昂诺维奇告诉我，在我们自由滑比赛前，他梦见我们赢了。他以前从来没有梦见过花样滑冰。他不知道是否应该在比赛前告诉我们这个梦，也不知道做这样一个梦是好运气，还是坏运气。我真的想回家。我真的想我妈。在这儿，我已经有些厌倦了。
在赢得奥运会金牌后我竟会感到厌倦，这的确是昏了头，但也可以理解，因为我被甩下了，没有人与我分享成功的喜悦。
第二天，卢什金代表联盟向我们表示祝贺，并给了我们每人3860美元的现金。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因为我们当然没想到赢得比赛会得到奖金。我每月已经能挣大约350卢布的薪水，比父母挣得都要多。不过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
奥运会还要持续十天左右，我不能说那些天我过得很好。很多摄影师，很多采访，没有时间和谢尔盖在一起。在接受NBC公司采访时，我遇见了佩吉．弗莱明，她送给了我一件红色套头衫，胸前有一只熊猫。《Fashion》杂志想给我单独拍一张照片，没有谢尔盖，还想让我穿上滑冰服，但我不喜欢穿上滑冰服却不穿冰鞋，而且他们还要把背景弄成森林。穿着滑冰服站在森林里，我觉得很愚蠢。这张照片让我不舒服。我只想独自呆着。
现在回想起卡尔加里，我感到生气的是，在我们参加的第一场奥运会上，我对谢尔盖竟一点印象都没有。我甚至想像不出他在那儿，也许是因为我太专注于比赛了，根本就没有看见他。我记不起我们曾在自由滑比赛前去散步，我们通常是这样做的。或者如果我们去散步了，我们去了哪儿？或者我们到底说了些什么？我怎么也记不起来了，为此我对自己很生气。
得金牌后，我认为我得慰劳慰劳自己。于是我第一次烫了头发，还扎了耳朵眼，买了副小钻石耳环。我当然观看了所有的滑冰比赛，布里安．鲍伊塔诺、布里安．奥尔塞和维克多．彼得连科真是了不起。看德比．汤姆斯和卡特琳娜．韦特一决雌雄也很有意思。德比滑得不太好。我就坐在K&C区，她的教练阿历克斯．麦高文也站在那儿。我记得德比在比赛中途，转身对她的教练说：“对不起。”
卡特琳娜．维特已经先滑过了，而且滑得非常好。她紧张地走来走去，想找到一个站的地方，在这儿停一会儿，又跑到那边停一会儿。看着德比，她总是停不下来。我真为她难受，因为电视摄影机一直对着她的脸，记录下她的反应。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她总是走来走去，想躲开摄像机。我独自坐在人群中吃玉米花，每次摄像机扫过观众席，总要停在我身上。第二天，所有人都问我：“玉米花怎么样？”这就跟奥克萨娜．拜乌尔似的。当她去看冰球比赛时，也不知道该坐在哪儿，因为摄像机总能找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