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重新设想世界

我们首先必须坚持一种客观的立场：我们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主体间世界，并且，我的世界作为我们的世界的一个元素而存在，于是我的世界同样具有我们的世界的性质。那么，我们规定我们的世界的普遍统一的根据是什么？

如果从精神能力的种类去设想世界，就会产生各种不能调和的原则，产生一系列不能统一的世界，即所谓观察的世界、直观的世界、想象的世界和体验的世界。这样的话，我们便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主体间世界，甚至心灵也是多元的、分裂的。这种立场非常危险，将走向极端的主观主义和唯我论。我们决不需要这种破碎的心灵。我们的世界必须以一个统一的原则为根据。

胡塞尔所持的现象学立场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在他看来，意向活动是构造性的，它构造了我们的世界。在这种构造活动中，意向活动的种种具体方式，如知觉的，想象、判断的等，只不过是次要方面，意向活动的意义才是根据的方面，才是构造世界所依据的根据，意向活动正是通过这种意义而规定了对象，构造了世界（参见胡塞尔：《观念：纯粹现象学的普遍悖论》）。

显然，我们必须以意义为我们的世界的根据。因为任何东西如果不通过意义就无法呈现为我们的对象，无法从非意识状态的混沌中独立出来而成为我们可以认识的事实。意义作为意识的自觉内容，它包含着一种“对象性关系”（如胡塞尔所说的），正是这种对象性关系使我们能够构造我们的世界、认识我们的世界。根据意义是规定我们的世界的根据这一原则，我企图进一步对我们的世界作一种描述。

我们的世界至少包含两个层次：科学的和艺术的。科学的层次由语言的意义所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我倾向于接受逻辑主义的观点。艺术的层次是一个被艺术形式即轨迹所规定的领域，轨迹的意义虽然和科学的对象（物理事实）无关，但它却是我们的世界中的一个真实的领域——我们真实地拥有它并了解它。

当我把艺术当作我们的世界中的一种真实的领域，实际上就把艺术看成和语言一样具有严格性的意义。艺术作为超越语言的一种形式虽然众所周知，然而对它的一般论述却往往是不恰当的。

艺术总被认为和某种神秘的领会能力相关，艺术的意义则被认为是联想的或象征的或表现的。且不说这些象征的或表现的现象是偶然的、私人主观的，关键是这些现象只不过是艺术的伴随效果而并非艺术本身，即呈现给我们的那种确定的艺术形式。

这种确定的艺术形式的意义必然是严格的。我们知道，语言的意义是严格的，无论到底是指称还是用法，总之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以一种唯一的主体间的理解。艺术也一样，任何一个艺术品所提供的轨迹都是确定的，它只提供一种可能性，我们对它所能共同达到的真正理解就是那种确定的、唯一的轨迹的意义。

因此，轨迹的意义就像一个只有唯一用法的词的意义一样严格。所谓艺术意义是模糊的，实际上是没有弄清楚哪一种意义才是艺术真正的意义，于是便把本来不属于艺术而属于语言可以描写的东西，如自己“表现”或“象征”出来的意义强加给艺术。因此，模糊的不是艺术的意义而是误解艺术的那些观念。

艺术的确定的轨迹的意义决定了真正的审美经验，那些表现的或象征的偶然效果可能伴随审美经验，但即不是本质的也不是必然的，这些偶然效果完全可以在别的种类的行为或经验中发生，并且很可能会更好地发生。

正是这些在效果上使人们以为对艺术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这些“不同的理解”显然是非艺术的，一个艺术品的艺术形式既然是确定和唯一的，那么当我们客观地和纯粹地接受它时，我们必定中只能有同一种理解。

我们对艺术的意义重新理解打破了语言对意义的垄断，意义的形式可能是语言也可能是艺术。确切地说，存在着意义的不同形式，但不同形式的意义都具有意义之所以成为意义的本质，也即一般普遍的意义本身。由此看来，语言作为世界的划界标准是过于狭窄的，意义才是世界的合适的划界标准。

我们能规定我们的世界，我们是否还能设想在我们的世界之外的世界？这样提问是自相矛盾的。试想我们的世界的界限是一堵墙，墙外面是否有什么我们并不知道。如果我们能爬过这堵墙而看到什么的话，那么墙那边的领域便在是我们的世界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能爬过墙的话，墙那边即使有什么，那也不属于我们的世界。

诚然，我们在墙这边“理智地”假想墙外好像有些什么，但这是一个信念的问题。关于信念，很容易有一个误解，即把对“拥有信念”的断定和对“信念所指的真实性”的断定混为一谈，不难看出，命题“我有信念x”并不等于命题“x是y”，前者的真值并不能是后者的真值，同样，当x的所指不存在，这只证明了“x是y”是伪命题，而“我有信念x”仍然是真命题，这两个命题不具有p←→q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