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其编纂和修订过程复杂而漫长，涉及到多位作者和多次重大修改。从道武帝时期邓渊的《代记》开始，到太武帝时期崔浩的《国书》，再到孝文帝时期的李彪、崔光，以及后来的崔鸿、王遵业等人，这些作品都采用了编年体的形式。然而，这种体例在收书时发生了变化，转变为纪传体，这一改变标志着《魏书》编纂方式的重大转折。魏收在魏末因高澄的奏请开始修撰国史，直至齐文宣帝时期才最终完成。然而，这部史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甚至被称为“秽史”，以至于文宣帝下令暂不发行。这表明了《魏书》在初次完成后即遭遇了公信力的严重危机。随后，孝昭帝和武成帝分别下令魏收对《魏书》进行进一步的修订和审查。在这些过程中，魏收对原文进行了多处更改，包括为某些人物立传、调整传记内容等。特别是在武成帝时期，魏收的改动更是显著，他不仅增加了卢同的传记，还特意为崔绰立传，并在《杨愔传》中增添了内容。这些修订显示出《魏书》在不断地完善和调整中逐渐成形。到了后主纬天统五年，魏收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而在武平四年，朝廷又一次下令史馆对《魏书》进行重撰。这表明《魏书》即使在魏收多次修改后，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修订的空间。隋朝时期，由于对魏收版本的《魏书》褒贬失实的看法，魏澹受命重新撰写《魏史》，其版本在义例上与魏收的版本有所不同，显示出对历史记载方式的新探索和尝试。《魏书》的编纂和修订历程体现了作史之难，每一次的修改都是对历史记载准确性和公正性的追求。尽管《魏书》历经多次修订，但仍有其他历史学家对其进行评价和补充，如隋时的卢彦卿和唐时的张大素、裴安时等人的作品，虽然这些作品现已失传，但它们的存在证明了《魏书》作为一个历史资料的重要性及其引发的广泛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