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辞句上：
王勃序文基本上都是标准的四六，偶尔使用七字长句，大体上较少出离四六范围，碑颂体则基本都是标准的四七句式，大体上较少出离四七的范围，所有文体均无长联句式。杨炯序文非常喜欢用长句，如《晦日药园诗序》“天下皆知礼之为贵，用周旋揖让之仪；天下皆知乐之为盛，节金石丝簧之变。”、“殊不知达人君子，遗形骸于得丧之机；心照神交，混荣辱于是非之境。”、“左太冲所云当衢向术，潘安仁以为面郊后市。”、“岂直帝神农旋赤鞭而驱毒，崔文子拥朱幡以救人”、“若使适情知足，则玉帛子女为伐性之源；达变通机，则尊官厚禄非保全之地。”，仅仅是这一篇序文就用了五处长句。同时非常也喜欢用长联句式，如《群官寻杨隐居诗序》“若夫太华千仞，长河万里，则吾土之山泽，壮于域中；西汉十轮，东京四代，则吾宗之人物，盛于天下。”直接影响到后面要谈的风格，相对来说，王勃的辞句对仗更为严谨精细，若前句用到了“烟”，那后句一定就是“雨、霞、风、月、云”之属，用到了“龙”，那后面一定是“鸾、凰、麟、龟、蛇、鹤”之属，用到了“桂”，那后面一定是“松、竹、芝、兰”之属，用到了“琴”，那后面一定是“酒、书”，不仅仅是词性对仗，更是属类对仗，极少出现例外。
比较之下，杨炯的文章对仗就显得略为宽松了，如“金城裂地之灾，玉弩惊天之祸。”、“三微历数，尽薰歇以声沉；万国衣裳，咸土崩而瓦散。”，“天悬两日，询去就于河宗；地震三川，考兴亡于柱史。”若是王勃则很少会以“弩”对“城”，也不会出现以“瓦”应“声”以及以“柱史”对“河宗”的情况，当然，倒不是批评杨炯，杨炯文章另有所侧重。

二、文风上：
综合上面辞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王勃更注重辞句声韵上的严谨，杨炯更侧重於气势，如上面提到的《群官寻杨隐居诗序》“若夫太华千仞，长河万里，则吾土之山泽，壮于域中；西汉十轮，东京四代，则吾宗之人物，盛于天下。”以及《登秘书省阁诗序》“假使神仙可得，自蔑松乔；富贵在天，终轻许史。”一“盛”、一“蔑”、一“轻”，杨炯文章通过长句和长联的使用，以及句意上的表达，透露出一种狂傲的气势，这和《旧唐书》对杨炯的纪实“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搒杀之。”以及杨炯对於四杰排名的言论“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是极为相符的。
另外，先引一段《旧唐书》崔融对王勃的评语，“其后崔融、李峤、张说俱重四杰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
较之于杨炯，王勃的序文风格则偏向于“清丽俊逸”，粗略地简称为“清俊”，“清丽”之处如“王孙芳草，处处争鲜；仲统园林，家家并翠。”、“傍临苍野,霜风橘柚之园;斜枕碧潭,夜月芙蓉之水。”，俊则如“阳侯息浪，长鲸卧横海之鳞；风伯停机，大鹏铩垂天之翼。”、“羽翼未备，独居草泽之间；翅翮若齐，即在云霄之上。”、“思假俊翮而游五都，愿乘长风而眺万里”，王勃文章相比杨炯出色在哪里呢？
关键就在于崔融所提到的“逸”上，这也是王勃的绝尘之迹的原因所在，在夸人方面，杨炯更偏向于“君像什么”，而王勃则更偏向于说“君是什么”，如《秋日饯别序》“接光仪于促席,直睹明月升天; 响词辩于中筵,但觉清风满室。 ”，换作杨炯，大概率会说“犹明月之升天，若清风之满室。”，当然只是举个例子，肯定不会这么俗。这一点在其他方面也有体现，如“思驻日於鲁阳之庭，愿回波於屈平之浦”，“回波”二字亦有异曲同工之妙。泛览同朝代的其他文人，很少有像王勃这样叙述的，往往都会比较直。在碑体上，王勃的文章使用四七比较平稳，七字以上长句虽有，但基本以四七为主流，因此气势恢宏且均衡，而杨炯长句和四七接近五五开，因此气势雄厚且盛壮。倘若用朗读王勃文章的语气来朗读杨炯的文章，就会有强烈的违和感。

另外，我个人也的确觉得王杨卢骆的排名非常准确，除去王勃之外，四杰之中最让我叹服和钦佩的莫过于杨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