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魏末六镇暴动、尔朱荣专权没有改变北朝社会汉化大势1940年代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认为由鲜卑化的六镇军人所发起的六镇之乱（暴动）是北朝后期政治社会由汉化转向胡化的转折点，“故自宣武以后，洛阳之汉化愈深，而腐化乃愈甚，其同时之代北六镇保守胡化亦愈固，即反抗洛阳之汉化腐化力因随之而益强……其后高欢得六镇流民之大部，贺拔岳、宇文泰得其少数，东西两国俱以六镇流民创业，初自表面观察，可谓魏孝文迁都洛阳以后之汉化政策遭一大打击，而逆转为胡化，诚北朝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略论稿，48页）。根据笔者在《5-6世纪北边六镇豪强酋帅社会地位演变》研究，统领六镇军人的六镇豪帅并非一个整体，而是分为具有“良家子”身份、在北魏统治集团出身地位不高、掌握军镇军政权力的良家豪帅；承担兵源赋役调发，以被征服者身份强行被北魏国家迁至六镇的高车等众多胡族部落豪帅。六镇暴动性质主要是由在军镇内部没有地位的匈奴、高车等胡族部落豪帅领导，以高车部落兵为主体，为生存反抗当地军镇压迫的抗暴斗争，大多数六镇良家豪帅为保住在当地政治和经济利益，站在军镇和洛阳汉化朝廷一边，成为镇压暴动的重要力量，六镇暴动没有反抗洛阳朝廷、反汉化的性质。因此，东西魏是由六镇军人所建，六镇暴动作为东魏北齐史的开端没有问题，但不能作为就从胡汉冲突视角研究东魏北齐史的逻辑起点。既然如此，由六镇暴动引发的尔朱荣专权，能否作为胡汉冲突视角研究北朝后期史的起点，如陈寅恪所论是对孝文迁都洛阳以后之汉化政策遭一大打击，而逆转为胡化，诚北朝政治社会之一大变呢？六镇暴动后，盘踞并、肆的契胡酋帅尔朱荣统帅的亲族部落与被其收容的六镇豪帅组成的联合武装，成为北方军事实力最强的政治军事集团。尔朱荣借孝明帝被毒杀为由，南下洛阳拥立宗王元子攸为帝（孝庄帝）夺取执政权。胡风尚武的尔朱荣与洛阳胡汉门阀有较深隔阂，如尔朱荣遣人征诏门阀穆绍，穆绍“以为必死，哭辞家庙”（《魏书》卷二七《穆崇传》）。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大肆屠杀洛阳朝廷的胡汉门阀，其原因是如其所说“责天下丧乱，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缘此等贪虐，不相匡弼所致”（《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并非为反汉化。孝文帝改革所建立的门阀体制和政治经济制度，使汉族门阀大族与北魏皇帝、宗室和勋贵结合在一起。胡汉门阀普遍支持孝文帝改革，“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贯。礼俗之叙，粲然复兴，河洛之间，重隆周道”（《魏书》卷二四《崔僧渊传》）。尔朱荣虽武力强大，但也无法与尊崇孝文帝改制的社会潮流对抗，其十余万武装也不足以控制遍布世家大族私人武装的整个北方。因此，尔朱荣集团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推翻孝文帝所开创以门阀制为核心的汉化制度。这是他发动河阴之变后精神恍惚打消其称帝念头，只能转而尊奉魏帝，建立霸府遥控朝政，采取将家族亲信安插到汉化官僚体制之内的方式专权，“身虽居外，恒遥制朝廷，广布亲戚，列为左右，伺察动静，小大必知。或有侥幸求官者，皆诣荣承候，得其启请，无不遂之”（《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尔朱荣专权是孝文帝汉化改革后残存的鲜卑化军事勋贵，大力提拔中下层寒人，企图解决门阀体制贪污、重文轻武等诸多缺陷的尝试，“六合宁一，八表无尘，然后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观风俗，布政教”（《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尔朱氏虽没有废除门阀制的想法，但仍对高度汉化的北魏皇室、胡汉门阀的政治特权构成巨大冲击。为维护自身特权和利益，洛阳胡汉士族联合对尔朱荣专权不满的孝庄帝将尔朱荣谋杀。随即尔朱兆等尔朱氏核心成员以为尔朱荣报仇为名，攻占洛阳。尔朱兆攻入洛阳后大肆报复，“兆营于尚书省，用天子金鼓，设刻漏于庭，扑杀皇子，污辱嫔御妃主，纵兵大掠，杀司空临淮王彧、尚书左仆射范阳王诲、青州刺史李延寔等”（《资治通鉴》卷一五四《梁纪十》武帝中大通二年[530]十二月甲辰条）。尔朱氏诛杀皇帝，擅行废立的不臣之举，使其在政治上彻底破产，遭到拥有政治权威的胡汉门阀士族的一致反对，在地方上拥有宗族部曲势力的汉人士族门阀更是不能容忍。这使尔朱兆、尔朱世隆等人重掌政权后空前孤立，只能控制朝廷和几个战略要地，各自为政，“尔朱兆之在晋阳，天光之据陇右，仲远镇捍东南，世隆专秉朝政，于时立君废主易于弈棋，庆赏威刑咸出于己”（《魏书》卷七五《史臣曰》）。尔朱兆等人缺少掌握汉化政体的能力，围绕拥立皇帝及随之而来的权力分配问题几乎兵戎相见（《魏书》卷七五《尔朱彦伯传》）。以上是尔朱氏在高欢六镇军和河北大族联合讨伐下，经广阿、韩陵之战后就土崩瓦解的原因。由此，尔朱荣家族为代表的鲜卑军事勋贵与以魏帝为代表的胡汉门阀之间的相互残杀，是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不是废除孝文帝汉化典章制度之争，更非北朝社会汉化还是胡化的演进趋势之争。孝文帝汉化改革后士族化、胡汉交融是中国北方社会发展的趋势，不会因为鲜卑化军事勋贵集团短暂掌权和武力冲击而改变。从一度掌握朝政的尔朱荣军事集团骤兴骤亡来看，与这一趋势相背离，即使军事力量强大，部落组织有力，能够依靠武力大力屠杀门阀士族，也摆脱不了集团崩溃速亡的结局。

余论：胡汉冲突视角无法认识东魏北齐胡汉交融的深度陈寅恪先生指出北齐西胡化的风气也很盛。所谓“西胡化”是指那些鲜卑或鲜卑化贵族，沉溺于西域的歌舞、游戏与玩物中，甚至想做“龟兹国子”。北齐起用了大批西域胡人，专门从事游乐。促使北齐西胡化的胡人，大多是北魏洛阳西胡的子孙。鲜卑勋贵最反对汉化，却最热心西胡化（讲演录，252页、254页）。北魏都城平城是欧亚丝路进入中原的重要枢纽，西域胡人和异域奢侈品在北魏皇室和宗王勋贵的交往和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按陈寅恪先生西胡化定义，平城时代北魏统治集团就已在鲜卑化之上带有相当程度的西胡化特征。因此，北齐西胡化不应仅归结为是北魏洛阳西胡子孙的影响，而应当追溯到北魏前期平城时代的西胡化。陈连庆先生指出北魏后期大批西域商胡来到洛阳，与迁到洛阳转变为门阀的拓跋宗室鲜卑勋贵喜好购求西域贵重商品有关（《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652页）。追求异域奢侈品和奢侈之风自西晋以来就是门阀士族的风范，洛阳胡汉门阀喜好西胡器物和斗富在《魏书》《洛阳伽蓝纪》中也多有记载。可见，西胡化也是北魏宗室和鲜卑勋贵门阀化汉化的产物。孝文帝汉化改革禁胡语、胡服主要是在朝廷之上，定居洛阳的拓跋宗王、勋贵仍在语言、服饰等多方面保持着鲜卑特征，因此，西胡化与鲜卑化、汉化并不冲突，而是在汉化的鲜卑宗王勋贵身上交融在一起。东魏北齐是整体继承孝文帝汉化改制的政权，洛阳的奢侈浮华之风也移植到邺都，“浮巧成俗，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高，其性所尚习，得京、洛之风矣”（《隋书》卷三〇《地理志中》）。这使掌握统治权的高欢及北齐诸帝、宗室和六镇鲜卑勋贵要维持政权运转，与河北大族、原洛阳朝廷的胡汉门阀共处，就要遵循孝文帝汉化之路，与高度汉化的北魏帝室、宗王及胡汉门阀士族联姻，改鲜卑名为汉名，攀附汉人高门籍贯，以汉语为朝廷通用语（胡胜源：《东魏北齐鲜卑汉化的几个迹象》，《人文中国学报》第32期），在其过程中也吸收了北魏洛阳胡汉交融之风，在鲜卑勋贵聚居地太原出土《北齐徐显秀墓壁画》《北齐娄睿壁画》中有充分反映。如在服饰上，勋贵夫人身穿交领大袖襦裙，窄袖袍为胡服，大袖襦裙为汉家衣裳；在所用乐器上，既有中原汉地的笙箫，又有传自西域的胡琵琶；在出行上，牛车鞍马组合既保持了鲜卑的齐射之风，又吸收了魏晋士族风尚；在经济上，勋贵们在转变为大土地主同时，也享受着异域奢侈品与胡商驼队有密切往来（苗子兮：《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194-214页）就河北大族、原洛阳胡汉门阀来说，无法改变高齐皇室、鲜卑勋贵掌握军权的局面，只能与其共处，弥合文化观念生活习俗上的隔阂，其自身也融入一定程度的胡化因素，如与高齐皇室、勋贵联姻，学习鲜卑语、西域胡乐、胡舞、胡画、吃胡食、用胡床、笃信佛教等等。胡化因素也影响到汉人士族的家庭伦理。如受鲜卑妇女参与政务习俗影响，邺都门阀士族贵妇纷纷参与家族事务，“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颜氏家训·治家篇》）总之，与北魏孝文帝依靠皇权推动汉化不同，东魏北齐胡汉族群关系的主流是在维系共建政权、维系合作政治关系的大环境下，彼此自觉吸收兼容对方文化因素互动凝聚，在胡汉交融中实现在汉制中融入胡制，胡制改造汉制的过程，即中华化。因此，如跳出胡汉冲突视角，用胡汉交融中华化进程的角度，解释东魏北齐史的政体及统治集团的权力冲突乃至灭亡，应会得到新的史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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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视角来论述的有关于西魏北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