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管仲变法进行参照对比I】
如果切实按照《管子》书里谈到的进行，首先阐述的是治国哪些核心点，比如君臣所应各自具备的素养最终要全部联系到君民臣民君臣间相互关系上。可谓谋已定，韬必出，经纬有方，德法兼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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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天下总势中齐国的定位，有尊王攘夷这杆大旗则相当于领联合国常务席位。把齐桓公往抬高了说，他是齐人共主，但要获得尊崇就要会用人会纳言，总之秉持公心之类的。再有齐桓公是周天子的臣，所以加上前述对君主的权利是有个被上下一定约束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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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各篇中不少首先从“道”开始说。凡事可能将会上的哪条“道”？都要给你先灌输一下他的“理”，“道理”讲完你无论存疑还是接受，都已是“道上之人”。用“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从道的角度总有解释天下事的理，有老天对万物都是一视同仁的论据作为出发，最终都要归一，那就是看不见的“道之尽头”，“源”？或许爱因斯坦如果是道家人，那么他苦苦探究的“统一场论”就是“道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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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诸子百家各有各道，由此产生了“由道而法”的进阶。历来不乏有人对法家颇有严辞，但是无论哪家都有自己的“法典”“家法”“规矩”“守则”。。。。儒家有儒法，例如《春秋》一书可称儒家“法典”，不然这书解释权会何被儒士们争的头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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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有墨法，正因为当某些墨家家法后来甚至凌驾于君王命令之上，所以墨家的衰落隐退原因之一就有说头了。以纵横术闻名的外交家们，有纵横法。农家有农法，兵家有兵法，轻重家是搞经济的自然有轻重法。总之，谁家没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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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也不乏有认为诸子百家说穿了都是为君主服务的观点。但据考古校正修复的古籍或有不同于今版的新内容被发现又怎么解释？书到了不同人手中会被如何学习运用是不确定的事。

【由管仲变法进行参照对比II】
管仲变法如果相对于周制周礼来说，是偏霸的。因为除了周朝和齐国，周边全是管仲眼中认为欠收拾的。为了对周边进行打压，对内他把士农工商都进行产业化划分，最初还没像后来那样按照文字先后排尊卑，区别对待各阶，毕竟齐国官商民商都存在情况下不能说商人一行必须最下等自轻自贱吧。天子、诸侯、国人、野人这几个阶层划分对于当时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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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改革后齐国最拿的出手的不是军事无敌，而是利用轻重术对周边各国进行经济打击。逻辑简化就是，经济是政治基础，战争是政治延续，经济垮了那么政治和其衍生的战争又当如何？何况管仲大佬属于杂家，诸子百家都有运用，还有值得一说的“兵法”，从中可学到“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重点。 总之，效果大概就是齐国上下笑嘻嘻，敌国上下苦哈哈，化敌为友成邦国，友邦才可谈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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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管仲也不是光为了齐国招黑搞个恶名霸主让诸侯群起而殴之，在制霸过程中和完成后合情利用周天子定位，让其他诸侯国在伐交时处于劣势，羁縻和统战都搞。把诸侯的矛盾转移到异族人身上，异族被群起殴之后如果能接受周制周礼那就接着找没有周制周礼的或者说存在物理上不服的异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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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对于管仲来说是制齐桓和制列国等等的多项目合作者，让天子得尊（王）齐桓得霸，自然管仲就有了得名的结果。

【由管仲变法进行参照对比III】
相对于管仲改革李悝吴起变法因为更集中强化军事，所以从“道上”讲向“霸”的方向更进一步，此时管仲的原本王霸之道相对而言就变得“王道”了，李悝吴起变法成了“王霸之道”。依此类推到了商鞅变法时推行纯纯的霸术变法把“霸道”推向顶点，以至后来封建统治理论上再难以超越这个“霸”框架。但在君主眼中仍有不完美地方，如此才能有《韩非子》对集权核心重点论述的市场，当两个“极致”交融就成“独霸”。“法术势”是个三体问题，求解你懂的，所以古典法家从诞生起就给不了终极解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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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变法难，其一就是上述组织和政论上的东西基本都被商鞅和韩非子挖掘完了。其二因为也有帝王是王霸道杂之，总有耿直者会提出阻挠太左的“至霸”。又或者帝王自己都觉得要点脸，好似slogan“你可以暂时欺骗所有的人，你甚至可以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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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限制变法的有很多因素。比如有些变法需要搞试点定点，一气呵成不符合“烹小鲜”的常理，但如何避免恶性“温水煮蛙”？又比如君臣民的素质参差不齐，如何保证强不欺弱，或者偷奸耍滑等等等，光修吏治和教育就够了？太复杂了，我也没水平没时间去水完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