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楼敬东皇太一~~

汉代的诸赋与军费
作者：马怡
     在汉代的财政收入中，赋税占有重要的地位。研究汉代的赋税，有这样一点颇值得注意：即汉代诸赋的征收与国家的军费需求之间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汉代的赋税，大体上可分为三宗——租、赋、税。租指田租，是地税，征收谷物与刍稿；赋指诸赋，按人或户征收，形式是货币；这两宗都由大司农掌管，归属国家。税大致是指按行业或地区征收的杂税，形式以货币为主，由少府掌管，归属皇室。在这三宗收入里，由大司农掌管的诸赋，供应汉代的军费开支。
     一
     赋在最初产生时就与军事需要相关。《汉书·食货志》在记述“先王”之制时说：“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汉书·刑法志》亦曰：“因井田而制军赋。......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可知赋是在土地与工商山林川泽之外的收入，其用途是供应军需。
     秦人的赋出现于战国中期。《史记·秦本纪》：“（秦孝公）十四年，初为赋。”《集解》徐广曰：“制贡赋之法也。”《索隐》谯周云：“初为军赋也。”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正是商鞅在秦国变法之时。征赋是商鞅的一项变法措施，其主要目的是供应军费，故称此赋为“军赋”。
     秦人的赋，开始时大约是以户为单位征收的。商鞅的变法令规定，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立门户的，就要加倍征赋：“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1]又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可（何）谓‘匿户’及‘敖童弗傅’？匿户弗繇使，弗令出户赋之谓也。”[2]可见秦人曾有“户赋”。但不清楚当时是否还另有人头税，也无法判定此“户赋”是否为一户之内人头税的**。我们能够确知的是，到秦始皇时，已经有了人头税。《淮南子·氾论训》：“（秦）发适戍，入刍稿，头会箕赋。”《史记·张耳陈馀列传》：“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百姓疲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畚”即畚箕，“头会箕赋”和“头会箕敛”即用畚箕按人头敛钱，“以供军费”则说明其目的是用作军费。
     秦朝的人头税叫作“口赋”。《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曰：“（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七国考·秦食货》引《咸阳大事记》曰：“秦赋户口，百姓贺死而吊生。故秦谣曰：‘渭水不洗口赋起。’”可知从秦人从很小起就缴纳口赋，其负担之重，到了“百姓贺死而吊生”的地步。秦朝口赋的缴纳数额，史籍中没有记载。当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3]秦始皇长时期大规模地用兵，军费消耗极巨，遂苛敛民赋以供需求。《汉书·食货志》记载：“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以上史料均称秦朝“收泰（太）半之赋”，即所征的赋达到了百姓收入的三分之二。这当中或许包括了田租和其他税项，如董仲舒所谓“盐铁之利”，但人头税应是其重要成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末“关东群盗并起”，冯去疾、李斯、冯劫向秦二世进谏：“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这表明，赋税沉重乃是导致秦朝动乱以至灭亡的原因之一。 二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局势趋于稳定，国家财政也发生了变化。《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初的情况：“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据此，“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是皇帝与王侯的“私奉养”，而民赋则供应“吏禄”与“官用”。《新论·谴非》记载西汉后半期的情况；“汉宣以来，百姓赋钱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官吏的俸禄用去民赋的一半，而另一半应是支应“官用”。在汉代，尽管战争与杀伐较秦时已大为减少，但从汉代诸赋的设置、征收和使用情况看，军费在“官用”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汉代国家军费的来源比秦代要复杂一些，但头绪相对清楚。汉代的赋共有三项，即按人征收的税项——人头税（口赋、算赋）和成年男子的代役金（更赋），以及按户征收的税项——家庭资产税，它们构成了汉代军费的基础，但开征名义与用途各不完全相同。

     三
     另一种人头税是算赋。算赋是15—56岁百姓的人头税。《汉书·高帝纪》：“（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八月，初为算赋。”注引如淳曰：“《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赋钱即算赋。这里清楚地指明，赋钱的用途（或主要用途）是供应军械和军马的开支。
     在汉代，中央和地方都有储存军事装备的武库。中央的武库设在长安和洛阳两地。《汉书·高帝纪》：“（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二月，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西汉王朝在初建都时就营造武库，将此视为要急。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发生巫蛊之乱，卫太子遣使者“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发武库兵”。此即长安武库，大约本由皇帝直接控制，故卫太子“矫制”发之。考古工作者在20世纪70 年代曾对长安武库遗址进行发掘。经考察，发现该武库位于未央、长乐两宫之间，东西长700余米，南北宽300余米，总面积为23万平方米，四周有夯土建造的厚达15米的围墙，宛若一座小城。在库房中，存放着刀、剑、矛、戟、镞和铠甲等，大多为铁制品[6]。洛阳武库更是一个大型的军械储备基地，史称“精兵所聚”[7]。王夫人曾向汉武帝请求将其子封到洛阳为王，而武帝以“洛阳有武库、敖仓，当关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来，传不为置王”，予以拒绝[8]。
     汉代靠近北边的郡国设有武库。《汉书·成帝纪》：“（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立故河间王弟上郡库令良为王。”注引如淳曰：“《汉官》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武库令的品秩是六百石[9]，在县长之上，而上郡的库令又是河间王弟，估计该武库规模不小。又《汉书·武五子传》：刘长为燕王旦命令群臣曰：“寡人赖先帝休德，获奉北藩，亲受明诏，职吏事，领库兵，饬武备。”知燕国亦当有武库。
     汉代在内地各郡也设武库。据记载，汉武帝时，南阳、楚、齐、燕赵之间，曾有“盗贼”攻城邑，“取库兵”谋反[10]；汉成帝时，颍川铁官徒申屠圣、山阳铁官徒苏令、广汉男子郑躬、陈留男子樊并“盗库兵”谋反[11]；汉平帝时，阳陵任横“盗库兵”谋反[12]；东汉时，因广柔县蛮夷反，蜀郡“发库兵击之。”[13]
     近年出土于尹湾汉墓的《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是一部记录汉成帝时期东海郡武库所收藏兵器与军车名目及数量的集簿。该集簿分两部分：“乘舆兵车器”部分登载了58种军械，共114693件；“库兵车”部分登载了182种军械，共23753794件。其中，剑、刀、矛等手执的兵器数量极大，如“剑九万九千九百一”，“刀十五万六千一百卅五”，“矛五万一百七十八”等。除一般兵器外，集簿还登载了各种车具和军车，如“车披具”、“冲车铁鞮”、“冲车”、“战车”、“轻车”、“将军鼓车”、“将军兵车”、“强弩车”、“连弩车”、“武刚连弩车”等。军车的数量也不少，一种名目可达数百辆，如“兵口车六百七十七两”，“轻车三百一乘”等[14]。
     军械制作的费用来自算赋。江陵凤凰山汉简提供了一个例证。算赋的征收单位是算，故又称算钱。在江陵凤凰山汉简中，有关于算钱征收情况的实物资料。据考证，这批简牍的年代属西汉文帝末年到汉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其中的4号、5号简，记录了当时市阳、郑里、当利这三个里的定算人数、算钱钱数及算钱名目。在算钱名目中，除“吏奉”、“口钱”、“传送”、“给转费”外，还有一项称作“缮兵”：“（当利里）二月算廿口口口缮兵。”[15]这条简文表明，当利里的纳算钱者在二月份每人出了20多钱用于“缮兵”。缮兵，即缮治武器。但凤凰山汉简中的这种“缮兵”费是用于地方武库还是上缴中央，目前还不清楚。因为从简文所记录的各种算钱名目来看，其去向不一：有的算钱可能用于地方，如“给转费”，有的则可能要上缴中央，如口钱。而要了解“缮兵”费的使用情况，尚嫌材料不足。
     中央的武库，经费由大司农供应。汉哀帝时，侍中董贤方贵，“上使中黄门发武库兵，前后十辈，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毋将）隆奏言：‘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养，共养劳赐，壹出少府，盖不以本臧给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16]“大司农钱”是出自“民力”，而“民力”在这里当指民赋。《汉书·百官公卿表》：“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有两丞。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续汉书·百官志》大司农条本注曰：“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大司农所掌“诸钱谷”，主要为诸赋和田租。可知民赋是中央武库经费的来源。
     算赋还用来支付官马的费用。前引《汉书·高帝纪》如淳注曰：算赋（赋钱）“为治库兵车马”。如前所述，口钱中用于“补车骑马”的数额并不大，因而官马的费用大概主要是由算赋来提供。汉代的官马可分三类。第一类是皇室和中央官署使用的乘舆厩马，如大厩、未央、家马等官厩中的马匹；第二类是边郡的苑马，由牧师苑管理，分布在北部和西部边境；第三类是各地驿传和亭中的马，如汉武帝时向封君至三百石吏征调的牝马，就交“天下亭”畜养。
     汉代官马的数量很多。据《汉仪注》记载，牧师苑的马匹曾多达30万匹。汉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和五年（公元前44年），曾两次赐给宗室有属籍者马匹“一匹至二驷”[17]。“二驷”即8匹。《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五年（公元5年）诏曰：“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之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汉平帝元始五年距汉元帝初元时不过50年左右，而“宗室子”为10余万人。据此估计，在汉元帝初元时，宗室有属籍者大概也会有几万人，而这两次赐马的数量则应以万计。

     更赋被用来支付戍边的费用。《汉书·卜式传》记载：“河南上富人助贫民者，上识卜式姓名......乃赐式外徭四百人。”注引苏林曰：“外徭，谓戍边也。一人出三百钱，谓之过更。”外徭即戍边，“赐式外徭四百人”，就是把四百人一年的更赋钱赏赐给卜式。《汉书·元帝纪》：“（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以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复除”，即免除赋税或徭役；“中外徭役”，指内地之役和戍边之役。复除者多，则役夫少、更赋少，导致了外徭供应的短缺。
     如前所述，300钱是戍边3日的代役金，3日300钱，则1日100钱。汉代戍边的役期一般是一年。《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高后五年，公元前183年）令戍卒岁更。”役夫前往边地做戍卒，若一岁而更，扣除自已应尽的戍边义务外，为他人代役３0０多日，应得３００００钱左右。据居延汉简记载，汉代戍卒的口粮、部分衣装乃至家属的口粮都是由官府供应的，因此官府大概不会将代役金如数发给戍卒。《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元年，公元58年）募士卒戍陇右，赐钱人三万。” 被招募的戍边士卒赐钱三万，则服役的戍卒所得的代役金有可能要低于此数。
     在居汉延简中，有不少关于“赋钱”收支的记载。例如：
     “未得四月尽六月秋三月奉用钱千八百已得赋钱千八百。”（８２·３３２）
     “出赋钱二千七百给令史三人七月积三月奉。”（１０４·３５）
     “出赋钱八万一百给佐史八十九人十月奉。”（１６１·５）
     “金曹调库赋钱万四千三…。”（１３９·２８）[19]
     以上简文中所提到的“赋钱”，有可能是指更赋，或主要是指更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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