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发展


书籍是记载和传播文化知识、供人们学习或查阅的工具。在我国悠久辉 煌的古代文明中，书籍产生的时代很早，有漫长的发展历史。不同时期的书 籍，由于所用材料及样式的不同，形成各异的书籍制度。概括而言，我国古 代书籍制度主要分为三大类，即简牍制度、卷轴制度和册页（叶）制度。这 三种书籍制度大体上代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也有交叉。至于商周的甲骨刻 辞、铜器铭文及后来的石刻碑文，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是古代的书籍，但甲骨 和青铜器并非书籍的写刻材料，刻辞和铭文也并不以传播文化知识为目的， 所以都不能算是书；碑石虽然有铭刻经典或诗文的，但并不能像普通书籍那 样流传，而且往往出于不同的动机，只能算是一种特殊的形式，所以也可略 而不论。

简牍形制的书，固然主要以竹木为载体，但个别也有用玉石的。1965 年 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侯马市秦村以西，发现了几百个晋国盟誓遗址， 共出土盟书五千多件，文字可辨识的有六百多件，大多是春秋时晋国的盟誓 公约，这就是著名的“侯马盟书”。这些盟书写在玉石片上，形状类似圭、 璋，也颇似简片，大多用朱笔写成，少数则为墨书。近年来在河南辉县，还 曾出土五十枚一束尚未写字的玉简。
用竹制简，首先须将竹竿截成段、劈成竹片，然后刮削修治成狭长条的 简片，亦即古书中所谓“截竹为筒，破以为牒”。(3)简原有青皮的一面称为
“篾青”，另一面称为“篾黄”，文字一般写在“蔑黄”的一面。新竹水分 多，易朽烂变形，所以还必须烘干水分，这叫“汗青”、“汗简”，也叫“杀 青”。东汉应劭《风俗通》说：“刘向《别录》云，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 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 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亦治也。”(4)“杀青”后的简，就可用来写字了， 所以后人常用作书籍的代称，南宋文天祥就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 照汗青”的诗句。(5)后来人们写定书稿，也称为“杀青”。在干燥少竹之地， 常用木材制简。上世纪末以来，人们在新疆南部、甘肃敦煌以及古居延等地 多次发现西汉至东晋时期的简。这些简几乎都是木制的。制简所用木材，多 半是白杨木、柳木、松木，因其色白、质软，易于吸收墨汁。制作方法大体 与制竹简相似。
把单根的简编连起来，就是“册”，古书里也常写作“策”。唐代孔颖 达说：“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6)贾公彦也说：“简谓 一片而言，策是编连之称。”(7)编连简册，有时用韦（熟皮条），所以《史 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有时 则用各色丝绳。据古籍记载，古代《孙子》书用缥丝绳编，《穆天子传》用 素丝纶编，《考工记》用青丝绳编。(8)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用麻线或帛带编 连的简册。如 1930 年在居延地区发掘的西汉元帝永光二年（前 42 年）文书 和东汉和帝永元五年至七年（93—95 年）的兵器簿，前者由三枚木简编成， 后者由 77 根木简编成，都用麻线，上下二道编。(9)五十年代初，湖南长沙 扬家湾 6 号墓出土 72 枚竹简，则用帛带编连，也是二道编。(10)东汉兵器簿 的编连方法，是用麻线从右向左编连，所以古文字中“册”字有写作“■” 形的。参考《说文》所说，“册”字“象其扎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
 
可以知道，上下二道编，是古人编册常用的方式。如果竹木简册较长，也有 用三道编、四道编甚至五道编的。
简上的文字，经常是先将空白简编连成册，然后书写。《后汉书•周磐 传》就说：“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已经发现的竹木简册，许多 编绳虽已朽坏，但编痕处常留有空白，正是书写时避开编绳的结果。河南辉 县战国墓中发现 50 枚一束的玉简，上面尚未写字，也正是先编后写的证明。 当然有的简册是先写好后编的，所以简上的编绳有时盖上了文字，如《永元 兵器簿》。简上的字过去传说是用漆书写的，但已出土的简册上的文字，几 乎都是用毛笔蘸上墨汁书写的。随同简册，人们还发现过战国、秦及汉代的 毛笔、墨、砚等文具，这就更加有力地证明所谓漆书写简，只不过是一种误 解。过去还传说用刀在简上刻字，恐怕也是一种误传。在发现战国毛笔的河 南信阳长台关 1 号楚墓，曾发现铜锯、锛、刀、削等物；湖北江陵凤凰山汉 墓，随同笔、砚、墨等也曾出土青铜削刀，但是可以看出，这些都不是用来 刻字的。铜锯、锛、刀等，是用来制作简牍的；至于“削”或“削刀”，古 称“书刀”，则是删改文字的用具。汉刘熙《释名•释兵》说：“书刀，给 书简札有所刊削之刀也。”所谓“刊削”，指简上文字如有错谬需改动时， 用书刀刮削，以补写新字。所以《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修《春秋》，“笔 则笔，削则削”。唐颜师古说：“削者，谓有所删去，以刀削简牍也；笔者， 谓有所增益，以笔就而书之。”(11)刀、削之类，与笔虽然同属古代文具， 但作用不同。


每根简上的文字，多少没有一定。大多数只写一行字，也有写两行的。 每简少的只有几个、甚至一、二个字，多的则有数十字。如甘肃武威出土的 木简，一般有 60 至 80 字。文字的书写格式，有的上下两端留有空白，如同 后代书籍的天头地脚；有的则自上而下写满文字，两端不留余地；有的一根 简上下分为数栏书写，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51 很简均分上 下 5 栏书写。此外还有图表、表格等形式。(12)
简册的长度，王国维、马衡根据文献资料的记载，认为视书籍的性质、 内容有所区别。依照汉尺的长度，战国两汉的简最长为二尺四寸（约 55 厘米 多），用以写六经及传注、国史、礼书、法令，即《说文》所说的“大册” 之“典”；其次为一尺二寸（约 27 厘米多），用以写《孝经》等书；最短的 八寸（约 18 厘米半），用以写《论语》及其他诸子、传记书籍。所以东汉王 充的《论衡•量知》篇说：“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因为战国尺制，有 一种相当汉尺八寸，所以汉尺的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分别相当于三 尺、一尺半和一尺，所以“二尺四寸之律”，汉人或称为“三尺法”、“三 尺律令”；(13)而八寸之“诸子短书”，也有被称为“尺籍短书”的。(14) 上述简册的长短制度，从已发现的汉简看，大体上存在，只是并非十分 严格。如 1972 年在山东临沂发现的银雀山汉简，最长的是《元光元年（前
134 年）历谱》，长 69 厘米，约合汉尺三尺；1959 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仪 礼》，也是写在长简上。银雀山汉简中长 27.6 厘米的最多，约合汉尺一尺二 寸，多数是诸子书，如《孙子兵法》、《晏子》、《六韬》等；也有复原长 度为 18 厘米，约合汉尺八寸的简。(15)但在已发现的战国及秦简中，似乎还 概括不出上述制度。比如信阳长台关 1 号墓楚简，其中一篇具有儒家色彩的 文章，原简长 42.5 厘米，约合汉尺一尺八寸多；睡虎地秦简中，《编年记》 简长 23.2 厘米，约合汉尺一尺；《语书》简长 27.8 厘米，约合汉尺一尺二
 
寸；而《秦律》、《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等法律文书，简 长 27.5 厘米、27 厘米、25.5 厘米不等，约合汉尺一尺二寸到一尺一寸强。 战国简册还有特别长的，达 72—75 厘米，约合汉尺三尺一寸至二寸多，堪称 最长的简，如湖北随县擂鼓墩 1 号墓的遣策；也有的特别短，仅有 13 厘米多， 还不到汉尺的六寸，如长沙扬家湾 6 号墓出土的楚简。(16)可见汉以前的简 册，长度似乎并无严格规定。
版牍是与简册形制不同的书写材料，由长方形木板制成，两面削治平滑， 以供书写。文献中或称为“版”（也写作“板”），或称为“牍”。《论衡•量 知》说：“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另有一种三尺（指 汉尺）长牍，也称为“椠”。《释名•释书契》说：“椠，板之长三尺者也。 椠，渐也，言其渐渐然长也。”与版牍类似的书写材料，文献中还常提及“方”。
《仪礼•聘礼》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既夕礼》说：
“书赗于方。”《周礼•秋官•硩蔟氏》说：“以方书十日之号”等。过去 以为“方”就是版牍，东汉郑玄注《既夕礼》，就说：“方，版也。”但据 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的《司空》说：“令县及都官取柳及木楘（柔） 可用书者，方之以书；毋（无）方者乃用版。”(17)似乎与“版”形制原本 不同。《史记•酷吏列传》裴駰《集解》引《汉书音义》说：“觚，方。” 所谓“觚”，则是一种方柱或三棱形的木制书写材料。
据王国维考证，秦汉以来的版牍，除三尺之椠外，最长的为汉尺二尺， 其次为一尺五寸，再其次为一尺，最短的五寸。版牍，一般不用于抄写书籍， 而用于公私文书、信件。二尺之牍，用以写檄书诏令；一尺五寸的牍多为传 信公文；一尺牍多用以写书信，所以书信古称“尺牍”；五寸牍多为通行证， 是通过关卡哨所的凭证。此外汉代天子诏书，还喜欢用一尺一寸之牍，所以 汉代文献中常有“尺一板”、“尺一诏”、“尺一”等语。出土的实物证明 王国维的考证大体是正确的。如云梦睡虎地 4 号墓出土的两件木牍，是战国 末年秦军中黑夫、惊二人所写的家信，一件残长 16 厘米，另一件长 23.4 厘 米，大致相当汉尺一尺。四川青川郝家坪 50 号墓出土的两件战国晚期秦牍， 有墨书文字的一件，正面是以秦王诏令形式颁布的《为田律》，背面是与法 律有关的记事，长 46 厘米，约合汉尺二尺。由于版牍较宽，比起狭长的简， 更适于作图，所以古代的地图常常画在版牍上。后来人称标明国家的领土区 域的地图为“版图”，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


木牍用作书信或是诏令公文，需要传送到外地，就要加上封缄。这时上 面须用一块较小的盖板，叫“检”；上面写收件人的地址、姓名等，叫“署”。 再把两块木版用麻绳或■（菅）、蒲、蔺等草索捆扎起来，在绳结处加块粘 土，摁上印章，叫“封”。这块有印记的粘土就是“封泥”。有时盖版的背 部隆起，上刻扎绳的槽口，再在绳上加封泥、用印，这就是汉人所说的“斗 检封”。
朝廷大臣向天子奏禀事由，为了简洁明了及防止遗忘，常写在一块比牍 狭小的长方形小木板上，汉人称为“奏”或“奏牍”。《释名•释书契》说：
“奏，邹也，狭小之言也。”后世则常用玉石或象牙制成，其形略曲，两端 稍窄，称为“笏版”，但并不在上面记事，逐渐演化为一种装饰物。
一方版牍，最多的可写几百字。但由于往往是单个使用，比起编连而成 的简册，文字相对短少，不能包容太多的内容，所以一般不用作书籍材料。 不过，版牍也常常与简册相辅为用，如同书籍总目，记述简册内书籍、文章
 
的篇题、篇数等，这是近年来考古发现的木牍的另一种用途（详见本节第三 部分）。


三、简牍制度的影响 简牍制度是我国最早的书籍制度，对后来书籍形制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简册形制的书，其编连长度要视书籍内容的长短而定。但如果太长，抄
写、阅读和收藏都不方便，因此就需要分成若干“篇”。每一篇往往是由若 干支简编成的一册，然后合为一书，如《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等。 古书还有不少作非一时，成非一手，原本就是单篇别行，后来才收集成书的。 如相传是孔子所作的《三朝》，后来被收入《大戴礼记》，西汉刘向《别录》 说：“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七篇，今在《大戴礼》”；(18)《管子》 中《弟子职》一篇亦一本单行，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因此单另著录 于《六艺略》的《孝经》类，并引应劭说：“管仲所作，在《管子》书。”
《汉书•艺文志》著录图书，“篇”与“卷”同时使用。“卷”指卷轴形制 的帛书，“篇”即指简册。简册之“篇”，内容上或是一意相贯，或是以类 相从，大多自成段落，这正是后世书籍文章分“篇”的由来。同样，后世的 长篇巨帙往往分成若干册，也正肇始于简册各篇之“册”。
古代的书籍，许多本无书名和篇名，或者有篇名而无书名，出土实物多 有所见。如果书名、篇名都有，简册中往往是篇名（小题）在上，书名（大 题）在下。这种标著方式，早期古籍中还采用，后来则改为大题在上、小题 在下了。考古资料中还发现这样的情况，全书书名写在最末一简的背面，如 睡虎地秦简《封诊式》，这在后世书籍中很少见到。简册的篇名书写格式， 考古发现有多种，其中对后来书籍形式影响较大的有：
1.篇名单独写在篇首第一简的正面，正文从第二根简开始书写。这种篇 名在正文之前的格式，后来成为通用的一般格式。
2.篇名写在篇首第一根简的背面，正面书写正文。这种格式与简册的收 藏方式有关。简册书写完毕，往往是卷成一束放置。卷的方向是由左到右。 这样，写在篇首第一简背面的篇名就正好显露在外，查阅方便。这与后来书 籍都要在封皮外写上或印上书名，作用是一样的。由简册的卷起收藏，还令 人想到，后来卷轴制的帛书及纸卷所以卷起收藏，固然与其质地柔软、便于 卷舒的性质有关，但恐怕最早也是受了简册卷起收藏的方法的启发。
3.简册的开头两根简不写正文，篇名有时写在其中一简的背面，作用与 上述第 2 种相同；有时也写在空白简之后、正文的前边。这篇首的两根空白 简，称为“赘简”，作用是保护后简少受磨损。后来的帛书、纸卷，前面也 都留有空白，以免后边的文字部分受损，显然是沿袭简册的遗风。后来册页 制的书籍，封面及封底内往往留有一页至几页的空白护纸，称为“护页”或
“副页”，也是受了简册形式的影响。
4.篇名写在篇末最后一简的文字结束处，或是写在最后一简的背面。这 种篇名在正文后的格式，在早期古籍中常见，但后代书籍中则很少见到。如


《礼记•乐记》，据《史记•乐书》及唐张守节的《正义》，原本有多项小 题，今天的通行本（如《十三经注疏》本）中大多不存，但《子贡问乐》一 篇的篇题尚在，而且正在篇末，从此可窥知古书旧貌。
简册篇名还有标在篇中每条文字之后者，如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
 
简牍制书籍的篇名，除于简册中标明外，还有另外集中写在木牍上的。 这种篇题木牍，近年来时有发现。如银雀山一号汉墓，随同简册一起出土的 还有木牍和木牍残片，经缀合以后的五件木牍，都记载着与汉简相应的书籍 篇名及篇数，其中包括《孙子兵法》和《守法守令十三篇》的篇题木牍。因 为二号木牍的中腰两侧各刻有小缺口，以便系绳，而木腰中也留有清晰的系 绳痕迹，可见这些篇题木牍，原本是系于简册之上的，(19)就是简册书题的 目录。后世书籍，正文之外莫不有目录或总目，追始溯源，简牍制流行时就 已发端了。
用许多简编连成册，书写文字也就有了天然的界栏，可以保持整齐、清 晰。后来的帛书、纸卷，虽然也有不用界栏的，但大都画出界栏，以便使文 字整齐和美观。帛书中还有用丝织出界栏的。后来雕版印刷的册页制书籍， 也莫不有界栏，这应当也与简册的形制有某种联系。
最后还应注意的，是简牍制度对书籍、文章内容的影响。因为简册总是 用各种编绳编连的，翻阅既久，即便再结实的编绳，也不免散断，所以孔子 读《易》，“韦编三绝”。编绳一旦散断，原简的排列顺序极易混乱，书籍 或文章的内容也就颠倒错乱了，所以在今日的考古发掘中，辨别散乱的简册 顺序、正确排出书籍文章的前后内容，这是件极为繁难的工作。古人更是经 常碰到这种情况，稍不留意，就会排错一处两处，甚至脱落了一简两简。如 果一部书的乱简再和别种书简混在一起，清理就更为困难。因此简牍制的书 籍，“脱简”或“错简”的情况经常出现。《汉书•艺文志》就说：“刘向 以中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 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 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简牍制书籍的“脱简”、“错简”情 况，后来书籍形制变化时，往往依旧流传下来。其间虽然经历代文人学者的 研究、校勘，被纠正了不少，但仍有一些存在于流传至今的古书中，或是还 没被发现，或是虽有觉察但无从校正，因而带来阅读和理解上的困难。所以 说，简牍制度对书籍内容的影响，直至今日也还远未消失。

‘入潢’）”或“染黄”。纸卷大多经过“入黄”，有的是先写后染，也有 的先染后写。我国很早就使用药物以保护书籍纸张，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 术》中，就有“染潢及治书法”一节，详细叙述了用黄檗汁染书的方法。(41) 从现存古本抄卷看，不少尽管已经破损断烂，但很少有蛀蚀的现象，可见这 种防蛀法是行之有效的。
纸卷写错了字，自然不能像简册那样刮削修改，古人或用纸贴，或用粉 涂，效果都不理想，于是有人发明用雌黄来涂改。雌黄又名鸡冠石，可用作 绘画颜料，用来涂写错字，不仅颜色与黄纸相仿，而且错字“一漫即灭，仍 久而不脱”。(42)这种涂改法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已有了，《齐民要术》在“染 潢及治书法”后，就有“雌黄治书法”一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 篇，也有“以雌黄改‘宵’为‘肎’”的记载。后人于是讥讽曲解古书、妄 加评论者为“信口雌黄”。
纸卷的质地远不如缣帛柔韧结实，所以也更需要保护。于是，在帛书卷 轴上已开始采取的一些保护措施，到了纸卷时代，便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制 度。纸卷的卷头，除了自身留有的空白“赘简”外，往往要加一块“包首”
（后称“包头”），来保护书卷。包首或者用坚固的硬纸，或者仿效帛书， 用绢帛之类的丝织品，古人又称为“■”。■的中间系上一根带子，用来捆 扎卷子，叫“带”（参看图 1）。带一般是丝织品，古代也是很讲究的。有 人还用不同颜色的带子，来区分不同门类的书籍。有些大部头的书籍有许多 卷，为避免与他书混淆，并保护卷子不受磨擦损伤，还要用“书衣”包裹， 叫作“帙”，又写作“袠”。《说文》说：“帙，书衣也。袠，帙或从衣。” 这样的一包就是一帙，通常以十卷或五卷为一帙。帙一般是以麻布为里，丝 织品为表。现在可见的唐代经帙，也有用细竹为纬、


各色绢丝为经织成细竹帘，外面再用绢绸之类为表的。帙的一端也有带，以 便捆扎。用帙包书，只包裹卷身，卷子两边轴头仍露在外，放在书架上，只 看见轴头。架上的卷轴如果很多，为便于寻找，就在轴头上挂一个小牌子， 上写书名和卷次，叫“签”。考究的用象牙制成，叫作“牙签”。唐代集贤 院所藏四库图书，就分别用红、绿、碧、白四色牙签，区分经、史、子、集 四部。一般的也有用木、纸或帛的。这样，■、带、帙、签连同卷、轴，就 构成了卷轴形制书籍的各个组成部分，这种卷轴形式一直沿用到唐代末年， 才演化为折叠形制，如经折装、旋风装，并进而发展为散页装订，导致了书 籍形制上的一次革命。


五、卷轴形制的演进——由卷轴到折叠


卷轴形制适合于缣帛和纸的柔软特性，而且后来发展为一套相当完善的
 
制度，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其缺点也就日益明显起来。卷子一 般都比较长，甚至可长达数丈，这样长的卷子，阅读时要边拉开、边读、边 卷，读完后再卷回去。倘若临时需要查阅其中的某些章节，就更为不便。特 别是魏晋以至隋唐，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工具书，如类 书、字书、韵书等。这类工具书一般不是从头到尾阅读，而是供人随时查阅 解决问题的。如果需要的资料不在卷子的开头，而是在中间甚至末尾，查找 起来就不胜其劳。于是有人对卷轴形制作了改进：不再把长长的卷子用轴卷 起来，而是一正一反地折叠成长方形的折子，再在卷子的前面和后面加上较 硬的纸，以免书籍损坏，这样就成了一叠书。这种折叠而成的“折本”，与 从印度传来的梵文佛经的装帧形式有些相象，所以又称为“经折装”或“梵 夹装”（参看图 2）。
经折装的书籍不用拉开和卷起，可以随时翻阅，比卷轴方便得多。这是 书籍形制的一大进步，是由卷轴到册页的过渡形式。但经折装的书籍厚厚一 叠，阅读时容易散开而成为长长的纸条，于是又有人将一张大纸对折，作为 书皮，再把经折装书籍的首页和末页都粘连在书皮内，读时就不会散开了。 用这种方法装成的书籍，从第一页可以翻到最后一页，还可再接连翻到第一 页，回旋往复，不会间断；而且迅急如风，所以称为“旋风装”，它是经折 装的改进型（参看图 3）。


第三节 册页（叶）制度


卷轴制度到唐代发展至顶峰，唐代后期开始演进到折叠式样。大约与此 同时或者在此之前，我国发明了雕版印刷。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不仅大大提 高了书籍的复制速度，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而且对册页制度 的发展和完善，也具有相当大的推进作用。因此，谈册页制度首先必须讲到 雕版印刷。


一、雕版印刷的发明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古今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张秀民在《中国印刷 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中列举了七种，最早的认为始于汉代，最晚的认为 出现于北宋。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而且有文献或实物证据的说法有三种：
1.五代说
此说在历史上影响最大，自宋至清，代有论者。其主要依据，就是文献 记载后唐明宗宰相冯道、后蜀宰相毋昭裔等人始刻九经。(45)但由于唐代文 献中已有雕版印刷的记载以及唐代印刷品的发现，此说已被彻底推翻。冯道、 毋昭裔等倡刻九经，只不过是首先采用雕版的方法来大规模地、系统地印刷 群经罢了，这已是雕版印刷术发明很久以后的事了。
2.隋代说
这种说法始于明人陆深，其后明胡应麟、方以智、清高士奇、陆凤藻等 人都持此说，解放后也还有人相信。此说的主要依据，是隋费长房《历代三 宝记》卷十二所引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49 年）十二月八日的诏令，其中说：
“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但联系下文所说北周武帝灭佛，“毁像残经、慢 僧破寺”之事，原文之意本来很清楚，是指被毁坏的佛像要重新雕造，已残 散的佛经要重新抄撰，正如清人王士禛所说：“详其文义，盖雕者乃像，撰 者乃经。”(46)陆深不详其义，于是以为“此印书之始”。(47)后来胡应麟、 方以智等引用这条资料，“雕撰”又变成了“雕板”，(48)这或者是依据了 讹本，或者是以意改之，与原意相去更远。解放前后，国内外还有人介绍了 几件所谓的隋代印刷品实物，经研究、鉴定，或者是误读了书名，或者误将 抄本当成了印品，也都不足为据。(49)
3.唐代说
雕版印刷发明于唐，既有文献上的记载，又有实物为证，在今日已成为 公认的事实。不过，唐代历时三百年，雕版印刷发明于哪一时期？有的学者 认为发明于初唐贞观年间，但现在所见涉及雕版印刷的文献资料，却都是中 唐穆宗到晚唐僖宗时的。穆宗长庆四年十二月（825 年 1 月），著名文学家 元稹为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作序，说白居易诗“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 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 茗者，处处皆是”。(50)序中自注还说：“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 诗，卖于市肆之中也。”所谓“模勒”，即指雕版，这是已知最早涉及雕版 印刷的文献资料。晚唐柳玭《柳氏家训》中的一条资料，因为较详细地叙述 了当时四川一带雕版印书的情况，也经常为人引用：“（僖宗）中和三年（883 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 其书多阴阳、杂志、占梦、相宅、九宫、五讳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
 
印纸浸染，不可尽晓。”(51)此外，唐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范摅《云 溪友议》、《旧唐书》、《册府元龟》、宋王谠《唐语林》等书中，也都有 唐代雕版印刷的记载，(52)所言之事都在穆宗至僖宗之间。根据这些资料， 中晚唐时期的雕版印刷品大多还是民间常用的历书、字书、宗教迷信书籍以 及诗歌、史传的零散篇章，有的刻印质量还很差；整部的正规书籍，还未见 到雕版刻印的记载，这应该是雕版印刷发明未久，尚未普及的反映。
现已发现的唐代印刷品，也大多是中晚唐时期的。举世闻名的一件《金 刚般若波罗密经》，发现于敦煌莫高窟，是个长 16 尺，高 1 尺的卷子，由 7 张印纸粘连而成，卷首有释迦牟尼坐在莲花座上说法的插图，雕刻刀法纯熟， 线条清晰鲜明，印刷的墨色均匀，是唐代印刷物中的精品。卷末有“咸通九 年（868 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题款，现藏伦敦大英博物 院图书馆。当时还发现两件历日残片，一件止于唐僖宗乾符四年（877 年）， 一件题中和二年（882 年），后者开端有“剑南四川成都府樊赏家历”一行， 现均藏法国巴黎图书馆。另外，四川成都还发现了有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 坊卞家”字样的《陀罗尼经咒》，(53)具体刻印时间虽难确定，但成都是在 唐肃宗以后改为府的。这里有“成都府”三字，所以也应是中晚唐的印品。 这些印刷品实物连同文献中的记载，确凿地证明，至迟在中晚唐时期， 已出现雕版印刷的多种物品，那么我国的雕版印刷术，应当在此之前就已发 明。至于早到什么时候，这还有待发现新的实物来确定。据说韩国 1966 年在 东南部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一部我国汉字译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 咒》，国外有专家研究认为刻印于武则天长安四年（704 年）至玄宗天宝十 年（751 年）间。(54)如果这一事实无误，那么我国的雕版印刷术发明时间，


就可能提前到初唐武后时期。


二、雕版印刷的方法


关于雕版印刷的具体方法，近人卢前在 1947 年所作的《书林别话》中有 比较详细的记述，(55)此书虽然是据近代书坊的雕造实践写成，但古今的雕 版印刷技术大致相同，因此可借此了解我国古代雕版印刷的方法。
“雕版”又写作“雕板”，就是在木板上刻字，古人又称之为“镂板”、
“椠板”、“刻梓”、“模勒”等等。刻字所用的板材须经挑选，质地松软 的容易破损，一般采用枣木或梨木，所以称雕版为“付之枣梨”。梨木用的 最多，以野梨木为上，讲究的也用黄杨木、石楠木等，但价格较贵，而且不 易找到。选定的板材先按书的样式大小锯成版片，一般是长 60 厘米、宽 30 厘米的长方形，然后放在水中浸泡月余，急用的可以煮一下。浸煮以后，还 要刨光，放在阴凉处晾干，再擦上豆油，刮平磨光，就可供雕刻了。
刻字之前首先要“写样”、“上版”。“写样”，就是事先在纸上写好 需要雕刻的文字。写完后要仔细校对，发现错误就挖去，贴上白纸重写。校 对无误以后把写样贴在版片上，称为“上版”。写样必须反贴，即有字的一 面贴在版面上，照此刻出的是反字，但刷印出来后就成了正字。写样贴平、 晾干，就可以开始刻字了。
在版片上刻字，是把有字划的地方留下，空白处挖掉，刷印时有字划之 处着墨，才能印在纸上。刻过的版片还要把写样边阑以外多余的木版锯掉， 称为“锯边”。锯完后刨光，以备印刷。
 
印刷工具有帚、刷等。先把版片固定好，用棕帚蘸上墨在书版上轻刷一 遍，使字划上均匀着墨，然后贴上纸，再用干净的棕刷在纸背上均匀地擦一 遍，揭下以后就成一个印张。
如果已印成的印张上又发现了错误，就得挖改版片重印。办法是把错误 的地方挖掉，视其大小，重新削木钉或木块纳入空处、嵌紧，用铲刀把它铲 得与原版面齐平，再用笔描上反字，重新刊刻。过去书坊刻书，有些人还采 取这种挖改版片的办法伪造古本、善本，欺骗读者，以求暴利。
采用上述雕版印刷的方法印书，一副版片可以刷印许多部书籍，省时省 力，又不致发生辗转传抄中的错误，比起手工抄写，是一个飞跃的进步。


三、册页（叶）制度的发展


唐代发明雕版印刷之时，书籍形制渐由卷轴向册叶过渡。唐代后期出现 了经折装、旋风装，不过有的书籍也还用卷轴。所以早期的雕版印刷书籍， 不像后世那样单独成页，而是用比后代书版长而窄的长条形木版来刻字印 刷，再把印好的印张粘连起来，卷成卷子或折叠成经折装、旋风装。折叠形 制的书籍，阅读或查检虽比卷轴方便，但折叠处容易断裂，断裂后整册书就 变成了一张张的散叶，容易弄乱。于是有人想到，既然卷轴和折叠形制的书 籍本来就是由一张张的印张连接而成，为什么不可以直接用印张来装订，不 再粘连呢？大约从五代时期开始，人们便开始采用散叶装订的形式了，首先 是蝴蝶装，后来改用包背装，最后是线装。蝴蝶装出现以后的散叶装订书籍， 彻底改变了沿续一千多年的卷子式样，是我国书籍制度上的又一次革命。其 方法经不断的改进、革新，一直沿用到今天。
1.散叶上的名词术语
书籍采用散页装订法后，刻字版片的式样也随之变化，不仅由原先的长 条形变为长方形，还有一套相应的版式，出现一些专门术语。
散叶装订的书都是单面印刷，一张纸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 版面以外空白的地方，上叫“天头”，下叫“地脚”，左右都叫“边”（参 看图 5）。
版面的四周由线条拼连而成“版框”，拼成版框的线条叫“边阑”、“阑 线”，也省称为“边”、“阑”（“阑”又写作“栏”）。版框上方的边阑 叫“上阑”，下方的叫“下阑”，在左右的叫“左右阑”。边阑有单、双之 不同。只有一条线的称“单边”或“单阑”，一般用粗线条；在粗线条内侧 加上一条细线，就构成“双边”，也叫“双阑”。雕版印刷的古籍，版框有 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一般没有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 版框内，用直线自右至左划分为行，称“界行”或“界格”。正中的一 行叫“版心”或“中缝”，不刻正文，有时刻上书名、篇名、卷数、页码、 本页字数、刻工姓名等等。蝴蝶装以后的书籍，版心上往往有鱼尾形的花纹， 鱼尾交叉之处，正当版面的中心，可作为书页对折的标准点。鱼尾是全黑的， 称“黑鱼尾”；白色的称“白鱼尾”，白鱼尾上加各种花纹，是“花鱼尾”。 版心上有时只刻一个鱼尾，叫“单鱼尾”，上下各刻一个鱼尾，称“双鱼尾”， 在上的叫“上鱼尾”，在下的叫“下鱼尾”。还有的版心上不刻鱼尾，213


卷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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