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能够从你的著作中学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对沉默的欣赏。你描述了沉默给人带来的自由，沉默的众多原因及其蕴涵的意义。譬如，你谈到有很多沉默。这里面是否有某种自传性的成分？福柯：这么说吧，在二次大战中或是在此之前的天主教氛围中长大的孩子都知道：有很多种说话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沉默的方式。某些沉默带有强烈的敌意，另一些沉默却意味着深切的友谊、崇敬、甚至爱情。我深深地记得制片人丹尼尔•施密特造访我时的情景。我们才聊了几分钟，就不知怎地突然发现彼此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接下来我们从下午三点钟一直呆到午夜。我们喝酒，猛烈地抽烟，还吃了丰盛的晚餐。在整整十小时中，我们说的话一共不超过二十分钟。从那时起，我们之间开始了漫长的友谊。这是我第一次在沉默中同别人发生友情。这种沉默的欣赏也许还同说话的义务有关。我小时候生活在法国外省的小资产阶级环境中，我们不得不同家里的客人进行各种谈话，这令我感觉苦不堪言。我常常纳闷，人为什么非得说话不可呢？沉默也许是同别人交往时更有趣的手段。瑞金斯：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对沉默的欣赏要远远超过英语社会或是法语社会。福柯：是的，你瞧，我们的文化很不幸抛弃了不少东西，沉默即是其中之一。我们的文化不是沉默的文化。我们的文化也不是一种鼓励自杀的文化，我想日本人是鼓励自杀的。年轻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被教会在同别人交往的时候，能因人制宜地保持不同性质的沉默。对他们来说，沉默是体验同他人的关系的特定手段。我以为这种对待沉默的态度真是值得发扬光大。我提倡把沉默发展为一种文化特质。一个画家，如果不因为自己的作品而发生变化，那他为什么要工作呢？瑞金斯除了历史的视角以外，在《性史》里面有没有伦理上的关怀？你有没有以某种方式告诉我们该怎样去做？福柯没有。如果你所说的伦理指的是那种指导我们行为的规范，那么《性史》当然没有提供伦理标准，但是如果你指的是在个体行为中人与自我的关系，那我要说《性史》还具有伦理的成分的，至少是提出性行为的伦理。这种伦理不是被我们性生活的深刻的真相所支配。我认为，在进行性活动的时候，我们与自我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有关快乐和快乐的强化的伦理。瑞金斯很多人指望你能告诉他们有关世界以及他们自身的深刻真理。你对这种责任感觉如何？作为知识分子，你觉得自己负有这种预言家或是精神改造者的职能吗？福柯我肯定自己不能为这些人提供他们所要的东西。我从来不是一个预言家。我的书不告诉别人该怎样去做。他们常常为此而责怪我像一个预言家。我写过一本书，论述从17世纪到19世纪初的精神病学史。在这本书中，我差不多一点也没提到当代的情形，可是人们还是把它当做反精神病学的书来读。有一次，我被请到蒙特利尔参加一个精神病学的讨论会。一开始我拒绝参加这个会，因为我不是精神病医生，虽然我有过一些这方面的经历，可是我同你说过，那是一个很短暂的经历。然而他们向我担保，说只是请我作为一个研究精神病学的历史学家作一个介绍性的发言，因为我喜欢魁北克，所以还是去了。可是我上了当，大会主席介绍我的时候，把我说成是法国方面反对精神病学的代表。当然，那里有很多不错的人，他们一个字也没读过我的著作，于是就相信我是反对精神病学的人了。我只不过是写了到19世纪初的精神病学的历史。为什么这么多人，包括精神病医生，相信我是反对精神病学的呢？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这些医学制度的真正的历史，从这一历史来看。精神病学倒真像是一门伪科学。真正的科学应该能够接受有关它的起源的任何可耻、肮脏的故事。所以，确实存在着对预言学的召唤。我们应该摈弃这种召唤。人们应该从历史分析、社会分析的起点出发，建造自己的伦理学。我认为，人们在阐释真理的时候，不应该同时在同一本书、同一种分析中提供道德准则和实际的建议。所有这些指令性的工作还是让其他人自己去引发好了。瑞金斯1981年11月你在时代周刊上占了好些篇幅，作为一个哲学家，这是一个为大众认可的标志。对此你感觉如何？福柯当记者询问我的工作状况时，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回答的。你瞧，我们被这个社会，被纳税人雇佣了来工作。我们大部分人还是尽力想把事情干好。通常我们的工作是向所有的人敞开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完全接受，因为它实在是太难了。我在法国所属的机构规定它的成员必须作公开讲座，向公众解释我们所做的研究工作，这种讲座向任何一个想听的人开放。我们既是研究者，又必须向公众解释我们的研究工作。我想，在我们这个非常古老的机构中—可以追溯到16世纪—是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的。它还有更深刻重要的意义。当记者来了解我的工作情况的时候，我尽可能地向他讲清楚。但是，我的个人生活毫无吸引人的地方。如果有人认为不联系我的生活就不能理解我的著作的话，我倒是愿意再考虑一下个人生活的问题。如果我愿意的话，会作出回答的。如果我的生活很乏味，那倒是没有必要遮遮掩掩的。可是也就没有必要把它公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