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第一个层次正构成了沃尔什所说的批判的历史哲学部分，然而，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是，“形式使内容变得可以理解，内容使形式变得真实。”9当我们得知柯林武德要说明，历史哲学不是哲学的一部分，而是哲学的整体时；当我们明白他理解的历史哲学不是纯粹的哲学，而是以历史的观念为焦点的哲学及其问题时，我们已然在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中看到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影子，历史成了哲学的一种视角。尽管柯林武德自己将此区分成狭义的历史哲学（历史学方法论）和广义的历史哲学（以历史的观念来构思的完整的哲学）10，并主要致力于前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广义的历史哲学应该就此埋没。柯林武德最终指明，“历史哲学是对历史的先验观念所做的说明，是对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普遍和必要形式的历史所做的研究”，11虽然他反对给历史这一先验观念定义，但无形中却以近乎定义的形式表达了他对历史哲学的期望和假想。这种界定告诉我们，由于历史这种精神活动是普遍的和必要的形式，它明显地或隐含地表现在任何种类的精神活动存在的地方，历史哲学根本上应当是广义的历史哲学。

　　事实上，晚柯林武德一代的历史哲学家几乎将这种广义的历史哲学忽视了。他们在20世纪中期普遍接受分析哲学或结构主义的训练，对某种历史解释方法（如覆盖律模式、叙事解释模式）的关注占据了40年代到70年代历史哲学研究的主导地位。12柯林武德对广义历史哲学的追求赋予了他的历史学方法论一种更高的目的，它与一味沉醉于历史学方法论、通过探求历史真实和历史客观的唯一性途径的分析派历史哲学形成对比，两者的碰撞留给当代（1970年以后）历史哲学研究的问题是：历史哲学应当旨在阐明历史学的学科理论，还是应当赋予人们一种认识世界的历史性眼光。柯林武德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回答，即前文谈到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那么，当代学者对此有着什么样的态度呢？

　　倘若我们以柯林武德对历史哲学的假想作为标尺，来评判晚于他的历史哲学家，毫无疑问，绝大多数人的研究会被归入狭义历史哲学的范畴。只是到了1970年左右，才因为对语言和叙事的分析出现了斯科尔·费恩所说的在分析的传统内思辨历史哲学的"复苏"，13此时，广义历史哲学的诉求才重新萌发，这多少归功于语言在当代哲学中具有了本体论地位，从而导致了历史哲学在语言学转向中，将叙事语言中潜在的意识形态、政治、伦理乃至审美蕴涵揭示了出来。这些过去未受重视或者被刻意拒斥的因素，其存在对于历史叙事和历史表现而言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它们使得历史哲学的研究不可能再局限在历史学方法论的范围之内，进而要求超越传统历史认识论，使历史哲学由狭义研究转为一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哲学研究。在历史哲学界，这一倾向的代表人物是海登·怀特、弗兰克·安克斯密特，此外，还有前辈保罗·利科和后学埃娃·多曼斯卡等人。

　　人们重新谈起“思辨的历史哲学”，海登·怀特则以新名字“元史学”替代。他那部被称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元史学》据说“展示了一种被称为‘历史的’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他想要回答的问题也在于“历史地思考指什么”。14毫无疑问，怀特的研究就像他自己声称的，采用了形式主义方法，这似乎是以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来暗合柯林武德指出的第三个层面的历史哲学。

　　叙事研究的兴起与语言哲学的成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应该说，它的理论基础都扎根于此。克里斯·洛伦茨指出，“近来的历史哲学在艺术哲学、文学、修辞学及美学的指导下，偏离了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15他将历史哲学中的这一倾向称为发生了隐喻转向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并判断隐喻转向作为历史哲学是不恰当的，希望将历史哲学限定在历史学方法论的领域之内，其批评针对的便是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事实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加利、丹托等人在讨论叙事问题时便已经注意到叙事提供的是一种历史理解形式，“历史叙事的观念在‘逻辑上优先’于批判的历史哲学中几乎所有其它的问题。”“一切历史都以叙事为‘先决条件’，故事形式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种‘组织方案’，有如理论为科学家提供的研究方案。”16不过，早期的历史叙事研究更愿意停留在柯林武德说的第二个层面的历史哲学，最多回答历史（历史学）是什么的问题，研究者们并没有假设《元史学》中构想的那种宏伟目标，即充当一种被称为“历史的”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海登·怀特希望实现的便是这个梦想。柯林武德早逝而没有来得及实现它，洛伦茨由于对虚构叙事影响历史真实性的担心而拒斥它，安克斯密特则为此提出一种历史表现理论，这样的历史哲学并不将自身局限于历史学方法论，而是籍此探讨更为宽泛的哲学问题，或者说借助语言哲学来重振一种广义的历史哲学。


　　安克斯密特称自己的历史哲学17，即一种有关历史表现之本质的理论，是一部哲学的显微镜，其功能之一在于“让我们看清楚，在历史话语与伦理和政治话语的最精细分支的交汇之处，以及他们彼此缠绕之处，到底发生了什么。”18安克斯密特认为，由于历史实在与历史学家的伦理和政治的价值相互接近乃至无法区分，因而需要一种历史表现理论来装备历史学家，使他们承担起从令人反感的道德和政治价值中分辨其精华的这一最重要和最需要责任的任务，这也是历史学唯一能够充分履行的职责。此时，对历史哲学定义的不同已经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学的目的。通过这样的历史表现理论，美学、政治学、伦理学成了历史哲学中的必然内容，反过来，它们自身之内也将融入那种“历史的”要素，深植于一种历史主义的图景中。

　　当然，当代历史哲学的复杂性并非可以简单地运用柯林武德的概念描述来分类，不过，它总体上还是可以说表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旨在深化历史学方法论，另一种意欲发展一种一般历史性认识理论。有趣的是，当代历史哲学们之间的张力对应着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张力，甚至在一些人看来还对应着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张力，因为人们往往将海登·怀特与安克斯密特看成了后现代主义者。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柯林武德还强调三个层面的历史哲学互为依存。若以此为准绳，那么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缺少了一种历史学方法论。当代历史哲学确实在弥补黑格尔的不足，只是尽管怀特与安克斯密特在此基础之上意图发展各自作为一般认识理论的历史哲学，但要说他们的历史哲学表现出了思辨历史哲学的倾向，人们就只能认为，在他们的构想之上，至今还没有人能够提供有效的实例来验证，更不用提构成一种类似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宏大叙事。可是，当代社会仍然保留着对于黑格尔式历史哲学，或者说对于普遍史的渴望，19希望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而历史哲学家将如何应对这种欲求？历史哲学在当下历史性的基础上是否需要构成一种新的定义或假想？我们通过对当代历史哲学其它一些问题的思考也许能找到些许启示。

　　二、言说与构成：语言哲学凸显历史表现

　　与其它人文学科一样，语言是历史学家实践其学术理想的不可缺少的工具，他们的成果只要想传递给读者，就必须通过语言或符号进行历史表现，从而在文本中构成自己的愿望、要求和目的，进而通过读者的阅读构成历史学实践在某个特定时间与空间中的接受效果。当代历史哲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语言哲学的成就。理查德·汪认为其中出现了语言学的转向，洛伦茨则指出当代历史哲学两位主要代表怀特和安克斯密特各自的理论表现出一种隐喻的转向，这些都表明语言哲学对历史哲学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对语义学的研究、日常语言哲学的实用主义语言观以及结构主义语言学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历史哲学家吸收。

　　早期分析哲学暨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试图运用逻辑分析，得出一种精确性的人工语言。这种意图对历史哲学家显然具有诱惑力。历史对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要求远比其它学科高，而源自19世纪的实证主义历史学以及实在论历史观，其影响力即使在20世纪下半叶也仍旧挥之不去。当逻辑实证主义者热烈讨论如何借助于逻辑分析获得精确的语义时，历史哲学家自然也希望就历史学家运用的语言加以分析，而其中首要的问题便是确证历史学有没有独特的专业化语言。他们依循分析哲学的脉络，开始从语言中的词义和言说形式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根据语义学方面的研究，日常语言哲学的成果很容易向多数历史哲学家证明：历史文本作为言语的产物，完全是由其它言语产物的基础构成。20这意味着历史学并没有专用语言，它用来写作的与我们日常言说的语言毫无差别，就如同伯林说的，只要历史是用日常语言写的，就势必充满着道德的意味和蕴涵，他们深植于日常讲话中，不可根除。21随后，赫克斯特以《历史的修辞》一文进一步关注历史文本中语言表述的形式。他通过三种不太受人重视的成分，即历史文本中的脚注、引用语和名单，将历史文本与自然科学文本和文学文本进行比较。22其中一个重要结论就是：


　　写作历史及其修辞与历史本身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传统上认为的那样。修辞通常被认为是历史这块蛋糕上的糖衣；但我们近来的研究表明，它已经完全混合到了蛋糕糊中了。它影响的不仅是历史的外表、它带来的乐趣、它的恰当性，而且也影响它内在的本质、它根本的作用，即传递过去实际上是怎样这种知识的能力。并且，如果事实确是如此，历史学家就必须使历史学，即他们撰写历史的方式，服从于一种比他们迄今进行的任何研究都更宽泛、更深刻的研究。23

　　赫克斯特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言说形式的分析将历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控制中摆脱出来。这种关于历史修辞的形式研究实际上从一个方面说明，追求精确的语义并不能带来客观的历史言说，修辞中还隐含着假设，它们将直接影响历史文本的意义和真实性。24不仅如此，赫克斯特还睿智地预测历史哲学将面临重大的范式转变，25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转变已经完成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语言学转向是这种范式转变的一种说法，若是从历史哲学研究的核心来看，则是历史表现取代历史真实性，就像一种结构中心的转变。并且，由于历史表现本身涉及的是一种形式，一种史学活动的形式，它已经不具有类似于历史真实性那样的本质特征。

　　历史表现问题成为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这无异于将形式置于内容之上。然而，当代历史哲学的展开的确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20世纪40年代对于历史解释和历史说明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形式研究，如对覆盖律模型的激烈争论实则希望以一种有效的解释模式来达成历史真实。随后，对于历史叙事的讨论最终使人们“注意到叙事是历史写作的特有形式”26。由此，故事的组织、言说便与历史意义的构成联系在了一起，故事被认可为一种历史认识的形式。这样，历史叙事在编织过程中的一些结构性要素，如开头、中间、结局与历史意义的构成之间的关系都将纳入到研究中来。对这些组织形式所做的分析,其结果不可避免地会使人们感觉到，文学叙事或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差异并不像人们过去想象的那么大。

　　1970年前后，罗兰·巴尔特对历史的话语所做的剖析，以及怀特对19世纪欧洲历史想象进行的分析都是采用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过去，传统历史学自认为用于表现历史真实的叙述方法，如今在形式主义研究中被证明与虚构表现方法的差异并不大，这无疑使遵循传统历史认识方式的一些历史学家对于如何从理论上确保历史真实性感到手足无措。事实上，此后的历史哲学并没有忽视有关历史真实性的讨论，至少任何对形式主义研究的批评都会将历史真实性的尚方宝剑请出来。不过，人们也逐渐认识到，通过关注历史表现而涉及到一些新问题并不会回避历史对于真实性的要求，相反，只有对这些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才可能从另外的层面上获得对历史真实性的恰当认识。

　　安克斯密特在讨论历史表现的本质时，先指出要用“历史表现”这个词来替代“历史解释”、“描述”、“说明”、“历史叙事”等等说法。“因为我们很快就会明白，历史著述的本质，其相应奥秘只有在我们把历史文本理解成对过去的一种表现时才能弄明白。”27这可以说是近30年来逐渐形成的共识，历史表现问题的凸显意味着以它为核心构成了另外一种结构，表现的类型、内容、效果、表现者、读者等等，它们充当了围绕这一核心的要素；而在此，“历史”这个词对历史表现的限定是赋予它的对象一种时间的向度，即指向过去，它并没有对过去内容的真实性做出论证和担保。

　　在涉及到一些有关历史表现的结构主义和语言学研究的具体问题上，怀特借助于分析年代纪、编年史和历史（叙事性历史）这三种历史表现形式来探讨叙事性问题，指出历史表现中叙事性的用处源于一种愿望，即要让实在的事件展示出一种生命图景的一致、完善、全面和闭合的愿望，然而，这种生命图景却是虚构的。28由于叙事往往被当代结构主义者看作历史表现的根本形式，对叙事进行的形式分析得出这种将叙事性的用处寄托在一种虚构的图景之上的结论，这不免会动摇人们对传统意义上的历史真实或历史实在具有的信念。怀特的研究表明，形式分析方法对历史哲学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此外，其他结构主义者的研究同样赋予当代历史哲学诸多新的关注对象。例如在思想史的写作中，如同桑德·科恩所说：“表现的概念、反思的理论、意义与交往的结构，以及对于何种程度上这些文本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而存在的普遍疑问，统统根据某个系统的理论语言被推倒重来了。”29科恩以结构主义理论为基础进行分析，认为当人们把思想活动视为指称实践和语言的一部分，进而分析历史写作的意识结构时，人们更容易看清历史表现中的结构性编码规则是如何构成，又如何被新的意识所替换。这样，人们也就得知传统历史哲学中的“实在”不过是这些结构性编码规则的产物，既然后者能够更替，“实在”自然也不可能依然保留它本质不变的面貌。30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无论取得什么进展、发生什么转变，都无法回避真实性的问题，即使整个历史哲学以历史表现为中心，真实性问题实际上也潜伏到了其中。因为历史与真实有着天然的联系，就好比洛伦茨批评“隐喻的转向”时说的，“无论何时赋予历史叙事‘真实的故事’这一特征，需要强调的都应是‘真实的’这个形容词，而不是‘故事’这个名词。”31历史有时就是真实的代名词。当历史哲学家大大地促进对历史表现的认识时，研究中涉及到的形式虚构与内容真实之间的矛盾，仍旧是这个学科不可回避的难题。

　　三、超越与回归：虚实张力规划历史真实

　　在赫克斯特讨论历史的修辞、憧憬历史哲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之时，他还是将“实在性原则”视为历史写作的第一原则。不过，他也注意到这一原则与历史写作的第二原则——“最大影响原则”之间的矛盾，因为“为了把历史实在传递给读者并产生最大影响，历史学原则有时可能要求历史学家将全面性和精确性屈从于其它方面的考虑。”32换句话说，历史写作要力求找到一种能够在历史的真实性与历史知识、历史意义传递的有效性之间达到平衡的修辞方法。应该承认的是，赫克斯特所提到的“实在”对应的还是传统历史哲学中那种真实的过去，是一种史实的真实。

　　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当代令人们对历史真实性产生动摇的历史哲学家有关历史真实的看法。海登·怀特对埃娃·多曼斯卡谈到：“你肯定无法避免真实性问题。因为这是写作历史据以成为可能的基础之一。......真实性与历史表现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不可回避。20世纪语言哲学给我们的教导便是，脱离了真实性的表现及其形式，就没有哪种真实性存在。如果真理以陈述、言辞的方式呈现自身，那么言辞的形式和它的内容同样重要。你不能区别对待。”33显然，怀特并不回避历史写作中的真实性问题，只是我们看到，他强调真实性依赖于它的表现及其形式，如果说历史表现代表了历史学实践，那么就可以认为他是在强调一种史学的真实。我们看到，与自赫克斯特上溯的传统西方历史哲学对历史真实性的模糊论述不同，怀特及当代西方历史哲学正是要超越实在论的真理观，自觉地将历史真实的讨论由历史事实的层面上升到历史表现的层面。问题在于，怀特等人的研究恰恰更多地证明了历史表现形式中隐含的虚构因素，真实性又如何成为“写作历史据以成为可能的基础之一”呢？如果按柯林武德说的那样，叙述指的是构成一种“意在成为真实的叙述”，那么，我们能够从虚构的形式中获得一种意在成为真实的历史表现吗？倘若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要在历史真实性的问题上真正有所突破，就必须赋予形式虚构与内容真实之间的矛盾一种合理的调解方式。

　　我们的确有可能表述出这样一种调解方式，只是它构成的代价是要对真实与虚构的传统含义进行重新理解。

　　沃尔什早在1951年出版的《历史哲学导论》中已经指示出历史哲学领域内对真理的两种观点，一种是符合论真理观，另一种是融贯论真理观。1976年，戈尔茨坦在融贯论真理观的基础之上有所进展，他认为，历史真实只有通过理论建构才能获得。34在很大程度上，沃尔什支持这种观点，他承认，“历史学家出于专业的目的知道的唯一的过去，便是在他们的研究中构成的过去。”35甚至“历史事实是最有见地的历史观点随时都准备去获取的结论。”倘若如此，历史真实或历史实在便是一种历史判断的结果，尽管它需要证据支持，却不再是以往那种绝对的、不可改变的东西。沃尔什指出：“如果在我看来是真实的东西对你来说也是真实的，除非你表明我错了，那么，这只是就我们共有基本的思维方式并都承认同样的初始资料而言是这样的。”36对多数人而言，这样的真理和事实概念将导致相对主义，沃尔什没有说明如何避免这种危险，然而，他的言论实际上已经指向了以后的历史哲学家依据来重建历史真理观的主体间性概念，即真实性源自于不同认识主体之间的认同。无疑，认同若是局限在不同主体各自隶属的小范围内部，相对主义便不可避免，但对历史真实而言，不断寻求更大范围的主体间性正是一种克服相对主义危险的不懈努力。


　　一旦人们能够将历史事实中存在的实在性与真实性问题化解为主体间性，那么，历史学对历史真实的内在要求就将呈现出一个针对从单个历史事实到总体历史叙述的不断扩大的过程，即从史实的真实通向史学的真实的过程。

　　托波尔斯基的研究正是在这一过程进行的探讨。他明确指出，历史叙事中所有构成陈述的真实性不足以保证故事整体是真实的；即使某些构成成分是假的，历史叙事也可能仍是真实的；较之另一种历史叙事，真实陈述比例更高的历史叙事并不足以保证其整体上更为真实。37有鉴于此，进一步需要分析的便是我们依据什么条件来确保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单个事实与整体叙事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后者是历史建构的结果，内含了某种叙事规则。托波尔斯基正是试图引入一种所谓的历史叙事的纵向结构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结构中，事实层下还隐含着一个理论层，于是，分析的结论便是，“一个叙事的真实性总体上取决于其理论层次的真实性，即由那种限制叙事结构的东西决定。”38遗憾的是，托波尔斯基并没有能力真正说明叙事结构的真实性靠什么决定。如果像他所做的那样寄希望于叙事结构与实在结构的同质性，问题就将集中到实在的结构如何被当作真理认识到，否则，它就不具有这种试金石的作用。

　　大卫·卡尔的研究面对了托波尔斯基留下的疑难，他要说明的是：叙事的结构内在于事件本身，叙事与真实性之间具有明确的连续性和形式上的共通性。卡尔认为，叙事行为与事件的发生一样，都是一种实践行为，“叙事不仅仅是行动和经验的构成物，而且是行动着和经验着的自我的构成物。”39自我的社会性使得它与某些共同经验联系在一起，因而它构成的叙事结构有如一种社会时间的结构。“叙事作为故事、故事讲述者、听众和主人公的统一体，首先是那种构成共同体及其行为和一致性的东西。”40卡尔将叙事看作一种自我的社会实践方式，即一级叙事，这就使得叙事的真实性与实践本身的存在性同一；这样，历史和小说在卡尔这里就成了分别服务于共同体和个体的二级叙事，它们具有的叙事形式目的都在于拓展生活与实践的结构，因而，检验其真实性的标准就在于生活与实践在未来的效应如何。

　　20世纪70、80年代，在叙事结构与历史真实这一问题上，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使人们产生了两种印象。一种来自于明克、戈尔茨坦、沃尔什、巴尔特、怀特和利科等人，他们认为历史叙事是一种主观的建构，如果说真实的世界存在，那么它就是这种历史叙事的主观构成。这样的观点最后给人们造成一种历史和小说一样都是虚构产物的印象。另一种印象则来自托波尔斯基和卡尔等人，他们力求将叙事结构与某种实在结构或实践结构联系在一起，从而为历史叙事的真实性找到可靠的基石，将叙事从虚构的阴影中解脱出来。

　　不可否认，两类历史哲学家关注的都是史学的真实，其重点落在了叙事形式或结构之上。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真实与否实际上是由叙事形式本身的虚实来决定，也就是说，叙事形式本身有没有可能是一种纯粹的虚构，抑或它本身就是叙事所要涉及的历史的必然产物。巴尔特、怀特等人没有证明前者，而托波尔斯基、卡尔正是想证明后者。除此之外，利科、安克斯密特等人也提供了相应的论述，以表达他们对形式的历史性内涵具有的关注。利科主张“真实的世界具有一种组织各种要素并使它们自身屈从于叙事构造的‘前叙事结构’。”41这种“前叙事结构”正是内在于真实的世界中，决定了叙事形式或叙事结构的结构。安克斯密特有关符码的主体间性的论述对于这种“前叙事结构”而言更是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说道：“符码的主体间性将使我们遗忘它们的存在和功能。如果你、我和任何其他人运用同样的符码来表现世界，这些符码就不再会像这样能感知到，而是相反，被当作了世界本身的一部分而被体验。”42这一论述促使我们认识到，一方面，潜在的“前理解结构”正是以符码的主体间性的形式存在，使得人们不易于感觉和认识到，因而有可能将叙事形式看成一种虚构；另一方面，我们看作是世界本身或者历史实在的东西，其实只是一种符码的主体间性。由此可见，不论是叙事形式还是它们要叙述的历史实在，都只能通过主体间性概念赋予它们真实性。


　　安克斯密特的表现理论存在着将历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联为一体的通道。他指出，我们要做的是尽可能多的收集历史文本，然后以审美标准进行评估选择最优者，进而分析并确定该文本运用的道德和政治价值，将此“设定成我们现在和未来个体和集体行动的指南。”48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在历史讨论中获得的审美标准决定了道德规范。有了审美判断的基础，人们便能给历史学赋予新的任务。于是，历史学或历史叙述成了现实生活与政治实践的实验田，人们根据历史庄稼的长势优劣来选择品种加以推广。然而，我们注意到，安克斯密特尚未对审美判断本身产生的机制进行分析，因而没有对其审美标准获得的方式做出合理说明，这从根本上有可能动摇他的这种我之称为“实验史学”的逻辑一致性。

　　怀特和安克斯密特有关审美的讨论已经将这一范畴带入了当代历史哲学的视域。认识主体的旨趣是历史审美的决定性要素。耶尔恩·吕森在探讨历史创伤时关注到了创伤审美化可能存在的意义。49尽管他就这个具体问题存在异议，但这样的论述也从另一种角度说明审美问题的存在于历史学而言不容忽视。值得一提的是，若严格地从美学的角度来探讨审美与历史表现之间的关系，对于审美本身的探讨就应是必要的。这将要求历史哲学家涉足感性认知这块曾经被历史哲学遗忘的领域，50它更多地与历史学家在运用语言表现历史之前所涉及到的各种选择（材料、主题、形式、意义、目的等诸种选择）有关。然而，这些选择中包含的感性因素如趣味、情感、体验等等，若是重新纳入历史哲学的领域，势必与20世纪的学术成果相结合，深化人们对历史表现与历史认识的研究。在当代学术语境下，对一些传统学术概念的重新认识将为历史哲学带来新的内涵。这种要求在审美方面虽然有颇具代表性的历史哲学家涉及，但根本上还只表现出一种开端，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有关历史记忆的研究中。

　　五、连续与断裂：价值取向制约历史记忆

　　记忆女神是历史之母，记忆是历史学最古老的概念之一。作为主体的心智活动之一，记忆也因为当代西方历史哲学对主体行为认识的要求不断提高而重新得到重视。与此相关的概念还有回忆、纪念、遗忘。记忆是构成历史连续性的前提之一，而遗忘则可能导致历史解释链的断裂，因而，有关记忆的研究亦反映出历史哲学家对历史连续性与间断性反思的一个侧面。

　　记忆首先是一种感官活动，它只有通过语言表述才进入认识的领域。历史记忆可以通过语言构成的知识形式存在，也可以作为尚未表达的经验存在于人脑中。按照沃尔什曾经的理解，“记忆不是通过认识得来的知识种类，因为它的陈述统统由解释所支配；然而，它给了我们一种与过去的可靠的联系，这就像感觉给我们一种与外部现实的可靠联系一样。感觉需要在知觉判断中详加描述，纯粹记忆在记忆判断中也是如此。”51虽然沃尔什认为记忆使我们获得了有关过去的可靠联系，但它也令我们产生了深深的疑虑。因为，不论历史研究追求的是过去的本然，还是历史的价值，我们怎么可能将这种使命寄托在一种感性的知觉上呢？我们在思考记忆时，习惯于将记忆的表述当作记忆本身，事实上，对于记忆的产生，即原始经验的摄入，以及它在通过语言表述之前在人脑中的变化，这些问题对历史哲学家而言几乎都是一种空白。在当代西方历史哲学涉及记忆问题之初，历史哲学家们还不会注意到这一点。不过，建构主义者已经趋向于认识到，历史不是记忆凭借语言所做的直白，而是现在运用作为历史文本存在的记忆进行的重构。

　　20世纪80年代以后，历史哲学家们对纳粹大屠杀与历史表现的关系所做的探讨，以及90年代推及的对历史创伤的研究，都促成了人们对历史记忆问题的关注。在个体人生或者人类历史之中，我们总是对自己所受的创伤难已忘怀。然而，我们的历史表现真正确保了创伤不被消解而失去警世意义吗？这样的疑问首先指向了记忆的传承方式。汉斯·凯尔纳指出，“鉴于我们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大屠杀必定由于幸存者对它的记忆而成为历史性的。仪式上不变的重复并不够，记忆化最终必定有赖于语言。甚至在纪念物以图片或博物馆藏物品的形式存在时，它们的意义也有赖于澄清它们的话语。”52记忆依赖语言，然而，语言的多义性以及多样化历史表现的价值取向，使得大屠杀面临着历史表现的危机。事实上，对于大屠杀这样一件无法进行合理性解释的事件，当前正是靠幸存者的见证和其他一些学者的信念在确保其表现的真实性。若我们始终找不到特定的写作形式来表现大屠杀，人们保持这种记忆的信心势必随着多样性历史表现的不断涌现而削弱，大屠杀的记忆也将由此变得越来越模糊。就记忆问题本身而言，凯尔纳已经注意到，在由幸存者的见证转向文本表现的过程中，记忆存在不断衰弱的可能性，这将是由一种在场的先验真实性向不在场的表现真实性弱化的过程。按照这样的思路，就某一历史事件而言，有关它的历史记忆会随着历史文本的增加不断繁殖，而不同历史表现方式构成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取向的差异，也必然使得历史记忆呈现出更多的形态。这样，我们确实不可能在记忆与过去之间建立起传统上想象的那种可靠联系，任何假想的可靠性唯有以信念来支撑。

　　吕森认识到，有关创伤记忆的分析不仅涉及记忆本身，还直指我们进行历史表现的文化潜能。这种潜能使得历史事件在表现结构中获得它自己的位置并生成意义，它本身也籍此构成了历史连续性的要素。然而，创伤记忆造成的“灾难性危机”令常规的历史解释结构无法容纳它，历史的断裂往往会由此产生。53这样的认识将向我们揭示记忆与历史连续性和间断性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系。一方面，记忆既可以为历史连续性提供素材，也可以导致历史断裂。仅就创伤记忆的呈现而言，此时要想保持历史的连续性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弱化或遗忘某些可能导致历史断裂的记忆；另一种是提出新的解释框架来容纳外在于传统框架的新的记忆，重构历史连续性。然而，当人们缺乏足够的创造力，无法为“灾难性危机”造成的创伤记忆提供一种合理性解释框架时，自然而然便会采取弱化或遗忘的方式。凯尔纳已经证明了这种危机出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们理解历史的主要概念发生改变可能导致后人对历史记忆的分类，例如，用来理解现实社会的人权和社会平等的概念产生于近几个世纪，我们若以这些概念为标准来区分古代、中世纪的历史记忆与现代记忆，就有可能将两种记忆建构的历史看作代表了本质不同的两种社会，54这样实质上也造成了历史连续性的间断。

　　当代西方历史哲学对历史记忆的分析同样与历史表现相伴随。记忆、遗忘与历史认同之间的关系也得到吕森等人的关注。不过，西方历史哲学家们对历史记忆的研究并非面面俱到，甚至可能有某些较为重要的方面尚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正如我们在谈到历史审美问题时，认为审美逻辑上先于认识论，在历史记忆的问题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当代历史哲学家所讨论的历史记忆根本上是指通过语言表现的记忆，即使所涉及的记忆概念是一种尚未表达的意识结构，它往往也与将要表现的语言结构同一。人们注意到了语言造成的记忆增殖或衰减，却很少考虑到记忆的整个过程，它还包括感性经验摄入之后与经验素材经由意识和潜意识的加工，然后再通过语言组织输出为历史记忆的过程；再溯源还将包括是什么原因吸引了认识主体的感官促使他对某些事物产生关注。诚然，这样的追究表面上显得过于繁琐，但它们正是先于前述历史记忆并对之起决定作用的过程。如果我们质疑认识主体所表现的记忆内容为什么是这样的而非那样的，而这种质疑将牵涉到他的感觉或者潜在的趣味，历史记忆就有可能和审美判断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还可能由后者决定。倘若如此，以认识论的方式来表述，有关历史记忆的研究至少在两个方面还需要深入，一是对理解前结构存在及其发生机制的研究；二是有关历史的审美趣味，以及它与史学的实践价值之间关系的研究。只有在我们对历史发生的原始经验进入记忆的多样性选择方式有所认识之后，只有在我们对意识或潜意识对经验的取舍具有的多样性选择方式有所了解之后，有关历史记忆的研究才可能从根本上抛弃传统实在论史学观，而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虽然指出历史表现可能造成历史记忆的变化，但他们实际上仍然是以这种史学观为认识前提。至此，我们下面将探讨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一种愿望，它既是当前研究状态下的一种审美要求，也是一种理性追求，这就是宏大叙事的追求。

　　六、瓦解与重构：宏大叙事重返历史哲学

　　传统的思辨历史哲学家在涉及世界历史这一宏观领域时，通常将他们的作品视为对世界历史的一种本质表现。历史哲学家们往往基于历史实在论而认为在我们的主观意识之外存在着一个客观的世界发展进程，即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黑格尔到斯宾格勒、汤因比，他们的思辨历史哲学著作曾经风靡一时。自从历史哲学家们转向分析历史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之后，涉及普遍史、世界历史、全球史、总体叙述、元叙述这一类我们现在称为宏大历史叙事的主题一度受到冷落。1970年之前，认识论处境中的历史哲学研究表现出日益技术化的趋势，但此后经过语言学转向，一种对思辨历史哲学的内在要求又在悄然复兴，此刻，宏大叙事正处于重返历史哲学的关节点上。


沃尔什支持这种观点，他承认，“历史学家出于专业的目的知道的唯一的过去，便是在他们的研究中构成的过去。”35甚至“历史事实是最有见地的历史观点随时都准备去获取的结论。”倘若如此�

在培根（1561-1626）那里, 我们的确发现了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尝试。培根给我们一个人类心灵活动的系统图景,它包括三个部分：诗歌、历史和哲学，分别依靠想象力、记忆、理解力三种功能。他的历史理论非常简单：历史知识根本上只是回忆,　至于那些我们不能记起的东西只能听从那些能知道或者已知道的人。回忆和权威就成为一切历史的双重根源。

这样一种理论在十七世纪之初已经足够了,那时实际上,历史学家除了相信从权威那里发现的东西以外，很难有所作为。但就是在培根时代也不全是这样；培根自己在他的《亨利七世国王的统治史》中所做的也超出了他在这儿所说的。任何历史学家都必须把他的权威所提供的材料组成一个整体；仅有材料的转录并非历史。在叙述中，历史学家必须压缩或扩展、推测他的材料里所没有提到的步骤，而那些他认为无关或者重复的东西，即使那些材料里含有，也要舍弃。但这些也许被当作次要细节而忽略了，甚至被认为是历史写作而非历史，直到历史学方法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培根的局限，它们才彰显于世。

维科走的更远, 他为了发现比怀疑论更深刻的东西, 深入探讨了怀疑论。他研究了历史错误的重要来源,并发现了它们的几种倾向：倾向于美化过去，倾向于美化民族自负,有些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他们所研究的人和他们一样是学者和思想家, 倾向于认为文明一定是通过“扩散”发展的, 倾向于认为早期的作者一定知道早期历史的事实。历史学家必须反对这些倾向, 坚持要求文献的证据。叙述如果不是建立在文献的基础上,并经过文献的检验,就没有任何价值。维科表明了语源学、神话学和传说如何作为文献使用, 他既不是把神话传说当作事实接受, 也不是当作寓言而拒绝, 他试图把它们当作揭示创造它们的时代的思想和行为的文献来解释。

维科的重要性就在于, 对他来说，历史学变成了既非接受也非拒绝，而是解释权威所说的东西。历史学家解释文献的原则就成为历史思维的重心所在。知识并不是象洛克所说的，通过感觉的窗口凭空飞进空白的心灵；如康德所表明，当感觉材料经过基于心灵本质的原则解释以后，它才会在心灵之中长成。就历史而言，历史知识不能从一个心灵灌输到另一个心灵，它只能是每个历史学家运用历史思维的普遍的必然的原理解释过去留下来的材料，自己建立的。这是我们应归之于维科的最基本的概念。

４、历史和历史哲学

那么，问题就是历史是否只是一种工作或者手艺，或者它是否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兴趣。

历史学是对过去的研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是研究事物怎样变成它所是的东西。但是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过去；每一种事物都有其过去，并且都已成其所是；因此，事物的 历史性就是其普遍的和必然的方面。进而，对任何事情感兴趣的任何人，究其根本，是对具有历史性方面的谋种东西感兴趣。并且，如果他真的对它感兴趣，那么他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对它的历史性方面感兴趣。由此，作为一种对过去的研究，历史是一种普遍的和必然的人类兴趣，着迷于任何事物的任何人的一种兴趣，而不只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的事情。

但历史不仅是一种兴趣，它是一种特殊的兴趣；一种智力的兴趣；一种知识形态。历史哲学的任务就是揭示这种知识性态的本质特征。而现在，任何知识形态, 只有当它成形为根据其适当的原则结成的思想的整体，并被看做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时，它才昭然于世。To know who played centre-forward for Aston Villa last year 和知道谁赢得了坎尼战争一样, 都是历史知识; 但是从总体上说, 历史知识的本质特征, 在从香烟纸中收集的信息中得到的例证比阅读李维更为模糊, 在后者, 历史知识是以一种持续的和系统的方法、一种有意适应于它的技术进行研究的目标, 而前者只是无意中获得的东西, 其主要的兴趣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也许是足球赌博，或者是扩大他的烟标收藏量。

因此,　历史哲学应该随着历史研究的发展而发展,　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历史知识仅以散漫、偶然的形式存在，就只有粗陋、狭隘的历史哲学。如果历史知识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东西，有它自己的技术，意识到自身的的特殊目的和意义, 历史哲学就是一种明确的和独特的哲学性科学,　大体上它在哲学中的重要性就多少对应于历史学在人类思想中的重要性。

从这条线索，我们可以回溯过去, 描述历史哲学随历史学的进展而前行的道路。

 

二　观念的历史

１、第一阶段：培根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追溯到十七世纪之前，并没有必要。如果理解我们所使用的“历史哲学”这一短语，就不会希望从圣奥古斯丁、赫西俄德 、Amis 那里发现历史哲学。这些人都有一种认为历史是按照某种神圣的或者命定的计划前进的观念，但只有糊涂不清的思想才会把这样一种计划叫做历史哲学。赫西俄德关于历史世界经过了黄金、白银、青铜和铁器一系列时代的说法，实际上是事实的简单描述。此事实（假设是一个事实的话）是一种广泛的和概括的事实；但这样一种事实仍只是事实而已，对它的描述是历史而不是哲学。对历史学家来说，判断事实是否如赫西俄德所述就可以了。至于希伯莱先知关于他们民族历史的思考，他们所表达的态度不是哲学的思考而是宗教的信念。

在有历史哲学之前, 必须有建立历史知识形态的一种持续不断的系统的努力。因而，在希罗多德、修西底德、波利比乌、李维或者泰特斯那里寻找历史哲学，更具有合理性。但即使在这儿，我也不能找到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历史哲学的东西。即使有广阔的概括的范围，比如象波利比乌的位于普遍历史中心的罗马的图景,我们所能找到的一切都是事实的描述。毕竟，历史哲学仅是慎重地尝试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没有一个古代历史学家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古代历史学家偶尔有过暗示,　但从以下这样的一些说法中,企图重建亚里士多德的历史哲学或者认为他有过一种历史哲学,就太迂腐了：象“诗歌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性”,　因为诗歌告诉我们,　象这样或那样一种人总是做什么。而历史只告诉我们Alcibiades实际上做过什么（《诗学》，ch.9）。

在培根（1561-1626）那里, 我们的确发现了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尝试。培根给我们一个人类心灵活动的系统图景,它包括三个部分：诗歌、历史和哲学，分别依靠想象力、记忆、理解力三种功能。他的历史理论非常简单：历史知识根本上只是回忆,　至于那些我们不能记起的东西只能听从那些能知道或者已知道的人。回忆和权威就成为一切历史的双重根源。


这样一种理论在十七世纪之初已经足够了,那时实际上,历史学家除了相信从权威那里发现的东西以外，很难有所作为。但就是在培根时代也不全是这样；培根自己在他的《亨利七世国王的统治史》中所做的也超出了他在这儿所说的。任何历史学家都必须把他的权威所提供的材料组成一个整体；仅有材料的转录并非历史。在叙述中，历史学家必须压缩或扩展、推测他的材料里所没有提到的步骤，而那些他认为无关或者重复的东西，即使那些材料里含有，也要舍弃。但这些也许被当作次要细节而忽略了，甚至被认为是历史写作而非历史，直到历史学方法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培根的局限，它们才彰显于世。

２，方法的问题：维科　

自中世纪末期起领导欧洲人思想的意大利人，从培根粗陋的历史哲学中迈出了第一步。维科（１６６８－１７４４）曾是一个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就象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儿奠定了现代科学哲学的基础一样，他奠定了现代历史哲学的基础。作为历史学家，维科选择的领域是上古史。他研究遥远和模糊的时期就是因为它的遥远和模糊；因为他真正的兴趣在于历史的方法，并且根据那些不足和含混的材料和陌生和难以理解的事实对象，正确的方法的重要性就很清晰了。培根暗示历史学家应该相信他被告知的任何事情，与此相反，维科承认系统怀疑的重要性。但这和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尤其是在法国，流行的肤浅的“历史怀疑主义”截然不同。后者认为历史只不过是连篇的传说和想象，une fable convenue（） ,不值得启蒙思想的注意。那种对权威的简单拒绝只是对培根的简单接受的反动， 对于历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几乎没有帮助。

维科走的更远, 他为了发现比怀疑论更深刻的东西, 深入探讨了怀疑论。他研究了历史错误的重要来源,并发现了它们的几种倾向：倾向于美化过去，倾向于美化民族自负,有些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他们所研究的人和他们一样是学者和思想家, 倾向于认为文明一定是通过“扩散”发展的, 倾向于认为早期的作者一定知道早期历史的事实。历史学家必须反对这些倾向, 坚持要求文献的证据。叙述如果不是建立在文献的基础上,并经过文献的检验,就没有任何价值。维科表明了语源学、神话学和传说如何作为文献使用, 他既不是把神话传说当作事实接受, 也不是当作寓言而拒绝, 他试图把它们当作揭示创造它们的时代的思想和行为的文献来解释。

维科的重要性就在于, 对他来说，历史学变成了既非接受也非拒绝，而是解释权威所说的东西。历史学家解释文献的原则就成为历史思维的重心所在。知识并不是象洛克所说的，通过感觉的窗口凭空飞进空白的心灵；如康德所表明，当感觉材料经过基于心灵本质的原则解释以后，它才会在心灵之中长成。就历史而言，历史知识不能从一个心灵灌输到另一个心灵，它只能是每个历史学家运用历史思维的普遍的必然的原理解释过去留下来的材料，自己建立的。这是我们应归之于维科的最基本的概念。

３，普遍历史：从赫尔德到黑格尔

历史学如果缺乏自身方法的健全概念，就只能处理那些材料丰富的时期，可能是近在咫尺。对于那些较为遥远的时期来说，就只能在盲目接受和盲目拒绝其权威之间徘徊。但历史学方法的发现完全改变了这一切。包容一个更广阔的领域现在成为可能。维科在历史批评方面的工作，促使伏尔泰在半个世纪以后，提出徒劳无益的建议：历史学家应该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中世纪以后的时代，只有这些时代才有丰富的确定的材料。根据伏尔泰的说法，在吉本的伟大历史著作结束的地方，一切真正的历史才开始。在十八世纪，维科的著作并不广为人知， 但那时许多人也在做同样的工作，并且象他一样，逐渐掌握了打开那些困难、模糊的研究领域的历史学方法。

可以推断，建立一种通史，一种普遍的世界的历史，已成为可能。在十八世纪，这个世界还不算太古老，只有大约5,700～5,800年； 如果有可能凭推论来重建那些缺乏可靠、明确的权威的历史环节的话，还有什么能阻止历史学家制造关于这种或那种不完整的事件序列的的连续的零碎叙述，从而组建一种普遍历史，每一个事件序列都有其恰当的位置和比例？ 


既然过去事实并不存在,也就没有过去事实的整体这样一种东西，可以供从整体上理解,而且如果他有时间的话，还可以供其写一部普遍历史。普遍历史的尝试注定要失败。一切历史必定是某种特殊的历史，我们能做的至多是表达关于这一特殊对象的知识的现有状况。既然没有普遍的历史，也就没有最终的历史。然而，就其真正地涵盖了它所宣称所涵盖的领域而言, 可以说，任何一种历史都是普遍的；就其真正指明了我们关于其对象知识在现 代的所处的位置而言，可以说任何一种历史都是最终的。

因而，所有历史都是有关其主题的研究进程中直至今日的一份中期报告，由此一切历史同时也是历史的历史。例如，关于马拉松战役的任何专题文章，均为有关此次战役研究的全部历史的或清楚或含混的概述。同样的原因，所有的历史将其叙述带到了今日，不一定是作为历史，而是历史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时代都必须重写历史。每一个人都把他的想法带进了历史研究，并用带有其个人以及时代特色的观点进行研究；因而很明显，一个时代,一个人,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间中看到了的事情，而另一个人看不到。从历史学中清除这种主观因素的尝试是不可信的-----这意味着坚持你的观点而要求别人放弃他的观点-----而且总是不成功的。如果成功的话，历史学本身将会消失。.

这并不会导致历史学成为任性和随意的东西。它仍然坚持为真正的知识。如果我关于裘利斯·凯撒的想法和蒙森不同的话，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中间必定有人是错误的吗？不是，这是因为对象不同。我的历史思维和我自身的过去有关，而不是和蒙森的过去有关.，蒙森和我共享许多事情，在许多方面，我们共有一个的过去；但至少我们是不同的人,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和时代,在我们身后有不同的过去，他身后的每一件事在进入我的过去之前，必定已经历了细微的变化.那么抛开我或他解释的错误不论，我们关于裘利斯·凯撒的观点必定不同, 也许是细微的，但是是可理解的。这一区别不是随意的，因为我能看到-----或者应能看到----抛开（再一次）一切错误的问题，处在他的位置，我也会得出他的结论。

最后, 既然过去本身什么都不是，关于过去的知识本身不是,也不可能是历史学家的目标。他的目标，作为一个思想者的目标，是关于现实的知识；任何事物必定围绕现在而运动，但是，作为历史学家，他关注的是现在的一个特殊的方面-----它如何成其所是,在这种意义上说，过去是现在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功能；这就是为何过去必定总是出现在那些明智的思考着自身的工作，或者换句话说，尝试着某种历史哲学的历史学家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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