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0年的人民政权，尽管在地面战场上连连大捷，但在货币战场上却同时面临四重压力挑战。
第一，从贵金属储备来看，国民党反动派撤往台湾时几乎带走了国库全部的黄金储备。
第二，从财政收入侧看，由于连年战争及自然灾害，1949年粮食总产量比战前最高产量减少25％，棉花产量减少48％，油料产量减少60％以上。全国牲畜比战前减少1／3，主要农具减少30％。不仅物资匮乏造成税基薄弱，而且由于铁路、公路、航运等基础设施受到破坏，运输不便加剧了区域性短缺，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第三，从财政支出侧看，新政权延续了民国时期的上层建筑，对愿意服从的旧军队和旧政府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军政人员数量剧增，要靠财政养活；另一方面，国内战争仍在进行，1949年仅直接用于部队的军费支出高达财政总支出的60％；再加上铁路修补、轮船交通企业投资、国营事业周转金等费用，当年的财政总支出是财政总收入的2．9倍。
第四，从层级结构看，财政支出的压力主要集中在中央。
综上，与国民党尚有一定的金银储备和实体资产作为货币发行基础相比，人民币问世之初不仅是“负资本”基础，而且是支出收入比将近3：1的深度负债。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任何现代经济，资本原始积累都是不可逾越的阶段，何况是最核心的货币经济。新政权在几乎没有任何现代产业资本为基础的条件下发行货币，一步跨入铸币税阶段，当然会遭遇巨大的制度成本。其所引发的结果是不到一年就发生了四次严重的通胀危机，从1949年4月、7月、10月到1950年2月，全国先后发生4次物价暴涨，一年多的时间里物价指数上涨了160多倍。每次都是从大城市开始，然后波及各地，一些地方数月间物价即上涨几十倍。这一局面用“人民币深度危机”来形容绝不为过。
然而，从1950 年 3 月以后，全国财经工作实现统一，物价稳中有降，危机得以解决。“三折实”就是其中的主要举措。
城市“三折实”：建立按实物价值折算的货币运作体系
为避免人民币“浮在市面上沉不下去”，新政权借鉴抗战时期山东解放区和陕北边区发行和管理货币的经验，先后推行了折实储蓄、折实公债、折实工资等多种制度，努力让人民币在更多领域走进基层民众的生产和生活。
这些制度创新有一个统一的特点，即不以人民币的固定票面价值作为收付依据，收和付都是以实物购买力为标准进行转换。这可以称为“浮动式”的实物联系币制。其巧妙之处在于，既用实物的购买力来支撑人民币信用，又不采用限价等币值与物资的固定锚定方式，给增发人民币预留了充分的空间；货币贬值导致的损失仍用货币增发来弥补，并不增加额外的财政负担。显然这是一个既能增加货币信用又不致使其他群体利益受损的“帕累托改进”。
1．折实储蓄：从“米棉金融化”到“金融米棉化”
折实储蓄就是储户存、取款均按牌价折成若干“折实单位”计算，“折实单位”价格上升而出现的币值差额由银行（国家）补贴。折实储蓄是针对人们重物轻币心理开办的。这种储蓄方式在1948年由华北银行试办过。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定期储蓄存款暂行章程》，规定开办整存整付、零存整付、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四种折实储蓄；一个“标准实物单位”为面粉1斤、玉米面（或小米）1斤、布1尺三种货物价格之和，其价格以当地报纸公布之物价为准，并按存取款前5日平均物价计算。
由于折实对应的物资以白米、白面、白布为主，所以有的地方又把折实储蓄通俗地叫作“存三白”。
由于物价上涨时折实储蓄存入与支取的牌价有很大差距，为防止商人投机，在举办初期，规定活期及定期1个月以下的折实储蓄只限于职工、教师等人，3个月以上的定期存款不限对象。
折实储蓄随着通胀压力缓解而退出舞台。从1950年3月开始全国物价逐渐向下滑落，并日趋稳定，天津于1950年7月1日停办折实存款业务，到1950年年底，全国停办折实存款业务。
如果说，之前的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粮食、棉布、棉纱等被金融裹挟，即“米棉金融化”，那么，折实储蓄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即“金融米棉化”。这对今天走出金融脱实向虚、不服务于实体产业的困境，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折实公债：应民族资本家主动要求而发行
为了稳定金融物价，解决财政困难，1949年7—8月，陈云主持拟定了第一次公债发行计划。这次公债发行规模为2 400亿元，占当时财政赤字的大约1／4，占拟下乡收购物资的货币的2／3左右。虽然这次公债也拟用折实办法，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对当时发行公债尚有异议， 中央决定推迟发行。
但公债发行第二次提上日程则是民族资本家的主动要求。其背景是：11月25日中共在各大城市统一抛售物资，当天物价开始回落；3天之后，中共就开始应各方要求讨论发行公债。也许是物价下降连带打掉了私人资本投机牟利的空间，于是，民族资本家们要求政府发行公债，作为一个财富保值手段。
第一期公债自1950年1月5日发行。公债之募集及还本付息，均以实物计算标准，其单位定名为“分”。每分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之大米（天津为小米）6斤、面粉1．5斤、白细布4尺、煤炭16斤之平均批发价的加权平均计算。其权重为：上海45％，天津20％，汉口、广州、重庆各10％，西安5％。依当时物价计算，每分公债之值约等于12 000元人民币。第一期公债计划发行1亿分即12 000亿元。规定公债不得用以代替货币流通，不得向银行抵押，不得用于投机买卖。这四种实物的数量配比基于以下三方面：一是抗战前的一块银元能买到这四种实物的配比数量，二是市场成交数量之比，三是人民需要的比例，即一个人用了16斤煤，同时也需要四尺布。
公债总额2亿分，于1950年内分期发行，第一期1亿分在1—3月间发行。经各地努力推销，到5月初一期公债基本认缴完成。从1950年4月份起，全国物价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是中国12年来物价史上的转折点。公债原定发行两期，鉴于下半年财经状况好转，此外一期公债发行带来了一定的银根紧缩，部分私营工商业出现了一定的困难，政府适时停发了二期公债。
3．折实工资：在城市确立“劳动吸纳货币”的人民币币制内涵
与折实储蓄、折实公债相比，折实工资涉及的货币量最大，和日常生活最密切。
这一办法私营、公营企业都广泛采取，基本覆盖900万军队和行政人员以及400多万旧职人员。折实标准多种多样，有时候为计算简单就都折成小米。1952年前后的工资改革所确定的标准是：每个“工资分”含粮0.8斤、白布0.2尺、食油0.05斤、盐0.02斤、煤2斤。实物的数量全国一致，而实物的具体品种各地有别。
由于折实工资的1／3与公粮的实物征收直接对应，“实收实发”，不以货币为中间媒介，极大地压缩了民生物资经由市场交易而被投机炒作的空间。因此，一方面，以“工资分”为计算单位，是物价波动情况下稳定职工生活的重要有效措施；另一方面，一份劳动对应一份工资，对应着一份实物物资，杜绝了社会游资通过投机抬高物价、变相剥夺劳动者收入的时弊，有效地将货币流动的渠道由“投机吸纳货币”转变为“劳动吸纳货币”，从而彰显了“劳动本位”而非“财富本位”的人民币币制内涵。
总体来看，折实储蓄、折实公债和折实工资分别对应着银行、财政和实业单位三个系统，涵盖了城市市民收支的主要领域，意味着政府对城市通胀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可以通行全国的标准化做法。在农业税实粮征收和劳动者折实工资之间建立直接对应关系，极大缩小了社会游资冲击各个交易环节导致物价上涨的风险敞口；折实储蓄的实施，自法币改革以来第一次使得持有货币的财富效应由负变正，对回流社会多余资金具有重要作用；同理，折实公债也起到了减轻财政压力、回笼货币、抑制通胀的作用。据此可知，这些通过“去货币化”应对恶性通胀的措施，实质上抑制了“资本异化”。金融领域不忘初心地坚持“群众路线”，则是建立国家金融资本的信用基础。
第一，从贵金属储备来看，国民党反动派撤往台湾时几乎带走了国库全部的黄金储备。
第二，从财政收入侧看，由于连年战争及自然灾害，1949年粮食总产量比战前最高产量减少25％，棉花产量减少48％，油料产量减少60％以上。全国牲畜比战前减少1／3，主要农具减少30％。不仅物资匮乏造成税基薄弱，而且由于铁路、公路、航运等基础设施受到破坏，运输不便加剧了区域性短缺，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第三，从财政支出侧看，新政权延续了民国时期的上层建筑，对愿意服从的旧军队和旧政府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军政人员数量剧增，要靠财政养活；另一方面，国内战争仍在进行，1949年仅直接用于部队的军费支出高达财政总支出的60％；再加上铁路修补、轮船交通企业投资、国营事业周转金等费用，当年的财政总支出是财政总收入的2．9倍。
第四，从层级结构看，财政支出的压力主要集中在中央。
综上，与国民党尚有一定的金银储备和实体资产作为货币发行基础相比，人民币问世之初不仅是“负资本”基础，而且是支出收入比将近3：1的深度负债。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任何现代经济，资本原始积累都是不可逾越的阶段，何况是最核心的货币经济。新政权在几乎没有任何现代产业资本为基础的条件下发行货币，一步跨入铸币税阶段，当然会遭遇巨大的制度成本。其所引发的结果是不到一年就发生了四次严重的通胀危机，从1949年4月、7月、10月到1950年2月，全国先后发生4次物价暴涨，一年多的时间里物价指数上涨了160多倍。每次都是从大城市开始，然后波及各地，一些地方数月间物价即上涨几十倍。这一局面用“人民币深度危机”来形容绝不为过。
然而，从1950 年 3 月以后，全国财经工作实现统一，物价稳中有降，危机得以解决。“三折实”就是其中的主要举措。
城市“三折实”：建立按实物价值折算的货币运作体系
为避免人民币“浮在市面上沉不下去”，新政权借鉴抗战时期山东解放区和陕北边区发行和管理货币的经验，先后推行了折实储蓄、折实公债、折实工资等多种制度，努力让人民币在更多领域走进基层民众的生产和生活。
这些制度创新有一个统一的特点，即不以人民币的固定票面价值作为收付依据，收和付都是以实物购买力为标准进行转换。这可以称为“浮动式”的实物联系币制。其巧妙之处在于，既用实物的购买力来支撑人民币信用，又不采用限价等币值与物资的固定锚定方式，给增发人民币预留了充分的空间；货币贬值导致的损失仍用货币增发来弥补，并不增加额外的财政负担。显然这是一个既能增加货币信用又不致使其他群体利益受损的“帕累托改进”。
1．折实储蓄：从“米棉金融化”到“金融米棉化”
折实储蓄就是储户存、取款均按牌价折成若干“折实单位”计算，“折实单位”价格上升而出现的币值差额由银行（国家）补贴。折实储蓄是针对人们重物轻币心理开办的。这种储蓄方式在1948年由华北银行试办过。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定期储蓄存款暂行章程》，规定开办整存整付、零存整付、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四种折实储蓄；一个“标准实物单位”为面粉1斤、玉米面（或小米）1斤、布1尺三种货物价格之和，其价格以当地报纸公布之物价为准，并按存取款前5日平均物价计算。
由于折实对应的物资以白米、白面、白布为主，所以有的地方又把折实储蓄通俗地叫作“存三白”。
由于物价上涨时折实储蓄存入与支取的牌价有很大差距，为防止商人投机，在举办初期，规定活期及定期1个月以下的折实储蓄只限于职工、教师等人，3个月以上的定期存款不限对象。
折实储蓄随着通胀压力缓解而退出舞台。从1950年3月开始全国物价逐渐向下滑落，并日趋稳定，天津于1950年7月1日停办折实存款业务，到1950年年底，全国停办折实存款业务。
如果说，之前的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粮食、棉布、棉纱等被金融裹挟，即“米棉金融化”，那么，折实储蓄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即“金融米棉化”。这对今天走出金融脱实向虚、不服务于实体产业的困境，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折实公债：应民族资本家主动要求而发行
为了稳定金融物价，解决财政困难，1949年7—8月，陈云主持拟定了第一次公债发行计划。这次公债发行规模为2 400亿元，占当时财政赤字的大约1／4，占拟下乡收购物资的货币的2／3左右。虽然这次公债也拟用折实办法，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对当时发行公债尚有异议， 中央决定推迟发行。
但公债发行第二次提上日程则是民族资本家的主动要求。其背景是：11月25日中共在各大城市统一抛售物资，当天物价开始回落；3天之后，中共就开始应各方要求讨论发行公债。也许是物价下降连带打掉了私人资本投机牟利的空间，于是，民族资本家们要求政府发行公债，作为一个财富保值手段。
第一期公债自1950年1月5日发行。公债之募集及还本付息，均以实物计算标准，其单位定名为“分”。每分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之大米（天津为小米）6斤、面粉1．5斤、白细布4尺、煤炭16斤之平均批发价的加权平均计算。其权重为：上海45％，天津20％，汉口、广州、重庆各10％，西安5％。依当时物价计算，每分公债之值约等于12 000元人民币。第一期公债计划发行1亿分即12 000亿元。规定公债不得用以代替货币流通，不得向银行抵押，不得用于投机买卖。这四种实物的数量配比基于以下三方面：一是抗战前的一块银元能买到这四种实物的配比数量，二是市场成交数量之比，三是人民需要的比例，即一个人用了16斤煤，同时也需要四尺布。
公债总额2亿分，于1950年内分期发行，第一期1亿分在1—3月间发行。经各地努力推销，到5月初一期公债基本认缴完成。从1950年4月份起，全国物价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是中国12年来物价史上的转折点。公债原定发行两期，鉴于下半年财经状况好转，此外一期公债发行带来了一定的银根紧缩，部分私营工商业出现了一定的困难，政府适时停发了二期公债。
3．折实工资：在城市确立“劳动吸纳货币”的人民币币制内涵
与折实储蓄、折实公债相比，折实工资涉及的货币量最大，和日常生活最密切。
这一办法私营、公营企业都广泛采取，基本覆盖900万军队和行政人员以及400多万旧职人员。折实标准多种多样，有时候为计算简单就都折成小米。1952年前后的工资改革所确定的标准是：每个“工资分”含粮0.8斤、白布0.2尺、食油0.05斤、盐0.02斤、煤2斤。实物的数量全国一致，而实物的具体品种各地有别。
由于折实工资的1／3与公粮的实物征收直接对应，“实收实发”，不以货币为中间媒介，极大地压缩了民生物资经由市场交易而被投机炒作的空间。因此，一方面，以“工资分”为计算单位，是物价波动情况下稳定职工生活的重要有效措施；另一方面，一份劳动对应一份工资，对应着一份实物物资，杜绝了社会游资通过投机抬高物价、变相剥夺劳动者收入的时弊，有效地将货币流动的渠道由“投机吸纳货币”转变为“劳动吸纳货币”，从而彰显了“劳动本位”而非“财富本位”的人民币币制内涵。
总体来看，折实储蓄、折实公债和折实工资分别对应着银行、财政和实业单位三个系统，涵盖了城市市民收支的主要领域，意味着政府对城市通胀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可以通行全国的标准化做法。在农业税实粮征收和劳动者折实工资之间建立直接对应关系，极大缩小了社会游资冲击各个交易环节导致物价上涨的风险敞口；折实储蓄的实施，自法币改革以来第一次使得持有货币的财富效应由负变正，对回流社会多余资金具有重要作用；同理，折实公债也起到了减轻财政压力、回笼货币、抑制通胀的作用。据此可知，这些通过“去货币化”应对恶性通胀的措施，实质上抑制了“资本异化”。金融领域不忘初心地坚持“群众路线”，则是建立国家金融资本的信用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