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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意识形态”的蜕变
迪朗发现，21世纪20年代，历史正在发生一个明确的转向。
在2000年，市值最高的公司主要还是一些石化、零售和金融集团，埃克森美孚、花旗银行、英国石油公司、汇丰、沃尔玛等名列前茅。
仅仅在20年后，这些排名靠前的公司基本上已经被替换成数字技术的高科技公司。排名前十的除了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公司之外，几乎是清一色的高科技公司，如苹果、微软、Alphabet、亚马逊、Facebook等。
从这个排名已经看出，金融化的资本主义逐渐让位于另一种经济秩序，即由数字高科技公司主导的经济秩序。
迪朗看到了在金融化的后期，随着虚拟资本的增加，诞生了一种无形资产，而新的资本主义形式正是在这个无形资产的基础上增值和获利的。
不过，如果我们要从理论上理解无形资产的问题，则需要回到一个历史现象，即“加州意识形态”的诞生。

所谓60年代的“加州意识形态”，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直到今天，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成功创业型精英的标准配置。他们一般都是从名校理工类专业毕业，具有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拥有一家创新型企业（独角兽企业），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神话。
那么，我们要洞悉今天资本主义的奥秘，就不能追随“加州意识形态”的神话，而是需要扯开其背后的幕布，看一看数字技术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经营的，即它们一本万利的奥秘。

无形资产租金与掠夺式积累
对于那些加州科技新贵和所谓的科技创新公司，我们不能从所谓的“加州意识形态”和“硅谷共识”角度来认识他们的成功。
那么他们究竟如何获得收益？塞德里克·迪朗给出了他对无形资产的分析。迪朗对无形资产的界定是，无形资产是“计算机代码、设计、数据库或程序，可以无限复制而不失其内在品质。这些都是非竞争性资产”。
现在的问题是，今天我们在网络世界中的所有活动，都不得不依赖于各种工具和应用来进行，当然，这些工具和应用都不是免费的，我们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这些费用并不是购买软件的费用，而是租金，我们相当于向工具和应用拥有方缴纳类似于封建时代的地租。

在数字时代和智能时代，一方面，任何创新和开发都离不开广泛的数据产品，但另一方面，这些数据产品都不是免费的，需要缴纳一定的租金后才能使用，也就是说，未来的科技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动态创新租金。
迪朗所说的“新兴生产方式的反动性”就是技术封建主义的掠夺性，意味着封建式掠夺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租金的无序性取代了利润的有序性，这就是所谓的技术封建主义假说。

新封建领主与云农奴的对立
什么是技术封建主义假说？在《技术封建主义》的最后一章中，迪朗显然认为技术封建主义之所以出现，原因就在于数据资源的垄断性和稀缺性。
由于这种稀缺性，人们发现数字技术已经将所有人高度地裹挟在大数据平台和数字资本的云领地之中。它们将数据流和光纤插在人们身上，源源不断地从这些普通用户和寻常的企业身上获得租金和活力。
人们成了数字化时代的农奴，成为高度依附于云封地的存在物。一旦人们脱离了这些云封地，脱离了数字化空间和数据，便会堕落为这个时代的赤裸生命。

无论如何，在迪朗看来，技术封建主义假说同时也孕育了未来共产主义和真正经济民主的可能性，尽管在眼前看不到希望，但人的全面发展已经让世界割裂为新封建领主与巨大的云农奴、云无产者两个不同且互相对立的世界。
在它们彼此的裂缝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悖谬式的希望：一边是惨不忍睹的被数字资本和云封地碾压的人格，所有的流众都在艰难地活着；另一边是技术封建主义已经将统治和垄断推向了极致。
（作者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