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的爱可以产生于利益算计之外的东西，抑或产生于对人类本性的信任，况且是理论上的信任。陀氏在伊凡·卡拉马佐夫身上得以体现的逻辑，即是从造反运动到形而上的起义（加缪《反抗者》之类的话）。谢勒指出，“世上，除了爱人类之外，没有足够的爱拿去浪费给其他生物了。”其实，此言误解了卡拉马佐夫肝肠欲断的特征，相反，伊凡的悲剧是因为他产生了太多无对象的爱。这种爱无处发泄，上帝又被否决了，于是决定以一种慷慨大度（斯塔夫罗金的“出于一种宽宏大量”）的共识名义转给人类。为此，他把自身的行为准则定为：“要把自己应该做的用在大事上，至于小事儿，怜悯心足矣。”（之后我还会详细讲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