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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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作品中的故乡风物，乡土人情，以及遣词造句中若隐若现的吴语文法，方言词汇，今天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
鲁迅本身就是一种江南文化的逆子，但这种反叛，本来也是江南文化里长出来的。
明清的江南，其文化已经发展到极盛。通过儒家家国体系以及科举制度，依靠帝国功名，市镇产业与乡村土地，庞大的本地士绅群体连接了郡县中国的官僚体制，与乡土中国的经济体系。后者依靠发达的手工业与商业自发产生了自下而上繁荣绵密的“乡村—＞市镇—＞都会”乡土社会体系，与前者自上而下的威严森然的“京师—＞省治—＞府治—＞县治”的郡县体系发生重叠融合，并且延展了“县城—＞乡村”与“都会（省城）—＞京师”的两个空缺处。
这是一个异常严密成熟的超稳定结构，将江南嵌套到整个中华帝国中去。依靠国家的儒家教义与地方的商业文化，它同时产生了一种异常严密成熟的话语体系。儒家的忠信孝悌，进取入世的士人价值，与商业文化中勤勉守信，趋利入世的市民观念紧密结合起来。这种严密和成熟，保障了其内外部环境的稳定，创造了明清江南地方经济，文化的极盛，但也意味着所有人都被这种话语体系前所未有的笼罩与束缚。
这种笼罩和束缚，在清代以后更为加剧。满洲皇室为了统御这片庞大的汉地，其皇权专制统治前所未有的严厉与残酷，对于江南这个前朝遗产，他们既警惕其力量，又不得不依赖其财富，对于江南及其士绅群体，采取了又怀柔，又打压的两面手法。
这种压迫，对于江南的文化损伤很大。它极大丧失了自然的生气感和进取心，摄于帝国的淫威而变得遵从和驯服，变得越来越内向化和文弱化。尽管这一时期，帝国的各个地理板块都同样受到残酷的压迫，但江南却因为其异常富裕的经济，使得新帝国不得不高度依赖它，从而又产生微妙的纵容。在这种奇怪的氛围中，江南相对其他地区，实际上又有了某种畸异的优越感与感觉被特别眷顾的恩宠感。
这也是很多人发现的某种“包衣意识”，捧高踩低，媚上压下，优越自大又卑怯懦弱，空头高调却又胆小退缩，自觉压抑却又陶醉沉溺，如同被帝国金主包养的妻妾情妇。这种包衣文化，连同原来那种严密的话语体系里儒家教义的伪善岸然，商业文化里的势利冷酷，就形成了江南文化那种顽固的“乡愿”。
这样的乡愿文化是怎么样的呢？儒家教义潜在的等级秩序，家长威权，以及道德的伪善，与商业文化中追财逐利，嫌贫爱富的刻薄观念混合在了一起。表面是和气礼貌，客气周到，背后却是冷漠腹诽，咒骂怨毒。表面是热情大方，敬爱互助，背后却是凉薄势利，市侩算计。人们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想的又是另一套，人心隔绝，情感断绝，皆是只为自保自利，而毫无公义与人情。
这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然而一切的表面却又是那样一团和气，岁月静好。人是必须要体面的，无论是说话，做人，还是做事。排场是一定要做足的，礼数是一定要做全的，规矩是一定要做到的。倘若你做不到，你就不是一个体面人。然而，这个社会是没有不体面的人的，你无处可逃。作为一个体面人，打断了门牙也要往肚里吞，折断了臂膀也要藏在锦缎袖子里，哪怕它是赊来的。
这是一个表面市面繁荣，岁月太平，内部已经分崩离析，一片涣散的地方社会。在经济与文化达到帝国最盛也是历史最盛的同时（西北早就残破，华北苦苦挣扎，巴蜀明末重创，湖广依然江泛，华南遭到海禁），在看似严密的“帝国—江南”体制框架及其话语体系之下，实际上内部已经不再具备构建小共同体的凝聚能力，各个阶层各行其是，各个人家各自为政。
经营产业的士绅不断将居所与家族转向市镇和都会，他们热衷于群体内部的联姻，形成庞大的乡党联合体，与盘踞在城垣的帝国官僚时而沆瀣一气，时而各怀鬼胎，从地方与体制中攫取利益。他们怡然自得的坐在自家的宅院里，养花，品茶，抽大烟，喝白糖莲子粥，理所当然的享受着仆役的服务，偶尔去乡下收租，依然有力的主导着乡村的事务。
乡村只留下了普通的农户。他们租佃士绅的土地，因为人口极度稠密，个人拥有的土地也极为狭小和零碎。幸好有发达的手工业，他们得以日夜辛苦劳作，勉强维持生计。手工业似乎加速了家族的解体，男耕女织的单户生产模式成为主流，兄弟很快分家，亲眷不太来往。尽管普通农户的生活是如此低下与劳苦，但在面对居住在河上的，他们眼里的江北贱民时，又充满了理所应当的优越感。
市镇的小生意人是比农户们过得好一些的群体。他们小心翼翼的守着自己的行铺，算计着每日的进账，也理所应当使唤和呵斥着乡下来的学徒，让他们烧火做饭，干一切主人不愿意干的粗活。尽管他们偶尔也会咒骂凶狠的太湖强盗，害怕地方胥吏的盘剥，但当他们坐在自家店里，看到街面上风雨奔波的小商贩和外地手艺人，他们不免又理所当然的倨傲起来。
这是一个各个阶层，各个家庭，乃至各个个体，都彼此隔绝的社会。但人们还是理所应当的遵循祖制祖训生活着。读书，娶妻，生子，做生活，做人家，过一切的春秋时节，办一切的红白喜事，从满月酒到豆腐宴，从小年夜到冬至日，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只要……不出什么差错，一切就总是太平的。
只有当一个小小的变数撕裂了这样的生活，一切狰狞的真相，才得以残忍显现出来。做官的祖父下狱了，父亲也得了重病，那些门生故旧和热络亲朋，到此就仿佛都不见，再也不来这曾经热闹的宅院一步；求人的钱财送去不少，每回那些有声望的绅士都笑着说，好的好的，尽力尽力，也终于没有结果；只有回春堂的郎中先生是始终宽慰的，摇头晃脑的说，他的病一定会好起来。而你则埋头在颓败的天井里，寻着成对的蟋蟀，头顶是高高的，彼此隔绝的四角的天空。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阶层分明的，笑着吃人的，却还要互相恭维着的。呵，这是周家的小少爷啊，都长这么大了！
你想念故乡的石板路，百草园，想念长妈妈，少年的闰土，严厉的私塾先生，想念还没有破碎以前的，长兄的情谊，想念社戏，想念远古白蛇与大禹的传说，想念黄酒与茴香豆。你是热爱这江南故乡的一草一木的，你是热爱写江南故乡的朴素人情的，你就是从这乡土里，长出来的小小的白花。
然而你又是如此憎恶那些乡土之下的幽暗，那些无处倾吐无处言说的曲折，那些一代一代陈死的魂灵与血肉堆砌起来的造业与孽债，它们如此深刻的浸蚀在你生命的骨头里，让你午夜梦回之时，再也无法在这沉闷的铁房子里，继续沉沉的睡下去。
水生和宏儿，他们应该有一个全新的世界……
你就这样诀别了那些往事，如一个江南最决绝的逆子，从此出走故乡，漂泊半生，成为声讨那个旧时代，旧世界一切罪恶的狂人勇士。当你坐在上海虹口的亭子间书房里，微笑着迎接着那些单纯的，腼腆的，眼神迷茫而又坚定的，一样来自江南的青年的时候，你就好像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你多么想告诉他们，我们可以不用那样继续活下去。以一个更早反叛的家兄师长的姿态，以一个同样漂泊沪上的，乡土出走者的姿态。
编辑于 2020-09-20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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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作品中的故乡风物，乡土人情，以及遣词造句中若隐若现的吴语文法，方言词汇，今天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
鲁迅本身就是一种江南文化的逆子，但这种反叛，本来也是江南文化里长出来的。
明清的江南，其文化已经发展到极盛。通过儒家家国体系以及科举制度，依靠帝国功名，市镇产业与乡村土地，庞大的本地士绅群体连接了郡县中国的官僚体制，与乡土中国的经济体系。后者依靠发达的手工业与商业自发产生了自下而上繁荣绵密的“乡村—＞市镇—＞都会”乡土社会体系，与前者自上而下的威严森然的“京师—＞省治—＞府治—＞县治”的郡县体系发生重叠融合，并且延展了“县城—＞乡村”与“都会（省城）—＞京师”的两个空缺处。
这是一个异常严密成熟的超稳定结构，将江南嵌套到整个中华帝国中去。依靠国家的儒家教义与地方的商业文化，它同时产生了一种异常严密成熟的话语体系。儒家的忠信孝悌，进取入世的士人价值，与商业文化中勤勉守信，趋利入世的市民观念紧密结合起来。这种严密和成熟，保障了其内外部环境的稳定，创造了明清江南地方经济，文化的极盛，但也意味着所有人都被这种话语体系前所未有的笼罩与束缚。
这种笼罩和束缚，在清代以后更为加剧。满洲皇室为了统御这片庞大的汉地，其皇权专制统治前所未有的严厉与残酷，对于江南这个前朝遗产，他们既警惕其力量，又不得不依赖其财富，对于江南及其士绅群体，采取了又怀柔，又打压的两面手法。
这种压迫，对于江南的文化损伤很大。它极大丧失了自然的生气感和进取心，摄于帝国的淫威而变得遵从和驯服，变得越来越内向化和文弱化。尽管这一时期，帝国的各个地理板块都同样受到残酷的压迫，但江南却因为其异常富裕的经济，使得新帝国不得不高度依赖它，从而又产生微妙的纵容。在这种奇怪的氛围中，江南相对其他地区，实际上又有了某种畸异的优越感与感觉被特别眷顾的恩宠感。
这也是很多人发现的某种“包衣意识”，捧高踩低，媚上压下，优越自大又卑怯懦弱，空头高调却又胆小退缩，自觉压抑却又陶醉沉溺，如同被帝国金主包养的妻妾情妇。这种包衣文化，连同原来那种严密的话语体系里儒家教义的伪善岸然，商业文化里的势利冷酷，就形成了江南文化那种顽固的“乡愿”。
这样的乡愿文化是怎么样的呢？儒家教义潜在的等级秩序，家长威权，以及道德的伪善，与商业文化中追财逐利，嫌贫爱富的刻薄观念混合在了一起。表面是和气礼貌，客气周到，背后却是冷漠腹诽，咒骂怨毒。表面是热情大方，敬爱互助，背后却是凉薄势利，市侩算计。人们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想的又是另一套，人心隔绝，情感断绝，皆是只为自保自利，而毫无公义与人情。
这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然而一切的表面却又是那样一团和气，岁月静好。人是必须要体面的，无论是说话，做人，还是做事。排场是一定要做足的，礼数是一定要做全的，规矩是一定要做到的。倘若你做不到，你就不是一个体面人。然而，这个社会是没有不体面的人的，你无处可逃。作为一个体面人，打断了门牙也要往肚里吞，折断了臂膀也要藏在锦缎袖子里，哪怕它是赊来的。
这是一个表面市面繁荣，岁月太平，内部已经分崩离析，一片涣散的地方社会。在经济与文化达到帝国最盛也是历史最盛的同时（西北早就残破，华北苦苦挣扎，巴蜀明末重创，湖广依然江泛，华南遭到海禁），在看似严密的“帝国—江南”体制框架及其话语体系之下，实际上内部已经不再具备构建小共同体的凝聚能力，各个阶层各行其是，各个人家各自为政。
经营产业的士绅不断将居所与家族转向市镇和都会，他们热衷于群体内部的联姻，形成庞大的乡党联合体，与盘踞在城垣的帝国官僚时而沆瀣一气，时而各怀鬼胎，从地方与体制中攫取利益。他们怡然自得的坐在自家的宅院里，养花，品茶，抽大烟，喝白糖莲子粥，理所当然的享受着仆役的服务，偶尔去乡下收租，依然有力的主导着乡村的事务。
乡村只留下了普通的农户。他们租佃士绅的土地，因为人口极度稠密，个人拥有的土地也极为狭小和零碎。幸好有发达的手工业，他们得以日夜辛苦劳作，勉强维持生计。手工业似乎加速了家族的解体，男耕女织的单户生产模式成为主流，兄弟很快分家，亲眷不太来往。尽管普通农户的生活是如此低下与劳苦，但在面对居住在河上的，他们眼里的江北贱民时，又充满了理所应当的优越感。
市镇的小生意人是比农户们过得好一些的群体。他们小心翼翼的守着自己的行铺，算计着每日的进账，也理所应当使唤和呵斥着乡下来的学徒，让他们烧火做饭，干一切主人不愿意干的粗活。尽管他们偶尔也会咒骂凶狠的太湖强盗，害怕地方胥吏的盘剥，但当他们坐在自家店里，看到街面上风雨奔波的小商贩和外地手艺人，他们不免又理所当然的倨傲起来。
这是一个各个阶层，各个家庭，乃至各个个体，都彼此隔绝的社会。但人们还是理所应当的遵循祖制祖训生活着。读书，娶妻，生子，做生活，做人家，过一切的春秋时节，办一切的红白喜事，从满月酒到豆腐宴，从小年夜到冬至日，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只要……不出什么差错，一切就总是太平的。
只有当一个小小的变数撕裂了这样的生活，一切狰狞的真相，才得以残忍显现出来。做官的祖父下狱了，父亲也得了重病，那些门生故旧和热络亲朋，到此就仿佛都不见，再也不来这曾经热闹的宅院一步；求人的钱财送去不少，每回那些有声望的绅士都笑着说，好的好的，尽力尽力，也终于没有结果；只有回春堂的郎中先生是始终宽慰的，摇头晃脑的说，他的病一定会好起来。而你则埋头在颓败的天井里，寻着成对的蟋蟀，头顶是高高的，彼此隔绝的四角的天空。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阶层分明的，笑着吃人的，却还要互相恭维着的。呵，这是周家的小少爷啊，都长这么大了！
你想念故乡的石板路，百草园，想念长妈妈，少年的闰土，严厉的私塾先生，想念还没有破碎以前的，长兄的情谊，想念社戏，想念远古白蛇与大禹的传说，想念黄酒与茴香豆。你是热爱这江南故乡的一草一木的，你是热爱写江南故乡的朴素人情的，你就是从这乡土里，长出来的小小的白花。
然而你又是如此憎恶那些乡土之下的幽暗，那些无处倾吐无处言说的曲折，那些一代一代陈死的魂灵与血肉堆砌起来的造业与孽债，它们如此深刻的浸蚀在你生命的骨头里，让你午夜梦回之时，再也无法在这沉闷的铁房子里，继续沉沉的睡下去。
水生和宏儿，他们应该有一个全新的世界……
你就这样诀别了那些往事，如一个江南最决绝的逆子，从此出走故乡，漂泊半生，成为声讨那个旧时代，旧世界一切罪恶的狂人勇士。当你坐在上海虹口的亭子间书房里，微笑着迎接着那些单纯的，腼腆的，眼神迷茫而又坚定的，一样来自江南的青年的时候，你就好像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你多么想告诉他们，我们可以不用那样继续活下去。以一个更早反叛的家兄师长的姿态，以一个同样漂泊沪上的，乡土出走者的姿态。
编辑于 2020-09-20 1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