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台，历史悠久，因境内遗有鲁隐公观鱼台而得名，是孔子闻名弟子闵子骞的故乡，素有“鱼米之乡、孝贤故乡、滨湖水城”的美誉。千里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为鱼台送来肥田膏壤，纵横交错的17条河流和漫山遍野的千口方池，为49年前的治水改稻预备了根底，稻改之后，“鱼台大米”享誉四方。据《鱼台县志》记载：“鱼台东临南阳、昭阳二湖，地形低洼。境内河流，上承苏、鲁、豫、皖4省20余县客水。每遇涝年，洪水聚集，湖水顶托，河水倒漾，遍地浩瀚。清至民国，水灾无算，水灾48次。”鱼台有史记载的水、旱、风、冻、虫等灾患共一百数十次，又以洪水灾为主，有一百余次。水灾之后复又旱、虫接至，一遇湖涸河干的大旱，鱼台人便如油煎火烤通常，十室九空，饿殍满地，公民离散。史载：“1640年，大旱，蝗愈织，南阳诸湖涸，饥民蜂拥诸湖，掘食草根，鬻妇女，人相食。十四年大疫，逝世相籍。”《山东民报》载：“1928—1930年，大旱三年，饿殍载道，十室九空。景象有不忍言者。”　　“穷则思变，自古皆然”。建国前的鱼台，“鱼邑水患、历世堪悲”。建国后的鱼台，政府不断进行水利建设，变水害为水利。1950年—1955年，以加高、加固河、湖堤防为主，但使全县约有70%的良田变为沼地。1956年，又转为引导为主，乡乡村村挖排水沟，又致沿湖地带平地行船，房子坍毁。1958年，在苏联的协助下，建起了单一排灌站九处，将坡野积水排入河、湖。可是，地表水刚排出，湖、河水又渗上来，地下水降不下去，庄稼不断受渍而死。1960年—1963年，筑台田，修条田。因为没有统一规划，零散涣散的台、条田不能发扬应有的效果，不久即废。　　“拼死拼活结”硕果　　1964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年，这一年在鱼台农业展开史上是浓抹重彩的重要一笔。这一年，鱼台从头建制，30岁出面的张程震任县委书记。但是这一年又是水灾，一只木船载着他进入了鱼台。　　水灾构成没有固定的县委驻地，县委暂时栖居在被退水之后的泥泞围住的县农具厂几间破房子里。满目泥泞，秋收无着，春荒将至，怎么办？张程震带领县委举行全县公民献计献策大会，总结经验教训，调查研究，坚决治水种稻，大兴农田水利工程，全部实施稻改，彻底改变公民大众深受水灾之害的情况。　　治水方案断定后，县委清了清全县的家底，发现尽管其时全县声称有22万人，但其中有7万人外流，在家的15万人中，除掉老、少，能上阵的不过8万人，每天只靠4两口粮生计的8万人能完结这项浩翰工程吗？　　那个时代，有一句话最能阐明张程震治水的决心：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县委举行万人大会，张程震做发动讲话，没有讲稿，他说，咱们鱼台公民不靠天不靠地，靠咱们自个的双手，把水治好。到今日，回忆起那次大会，很多人还记得听过讲话后自个的决心：“拼吧！县委指到哪里，咱就拼死拼活干到哪里！”　　一股劳作的大潮席卷了鱼台大地。鱼台人的“拼死拼活”结出了惊人的果实：从1964年12月到1965年4月的150多天里，共建成64座排灌站，挖成干渠、支渠7296条，总长2757公里，转移土石方1500万方，投入劳动力280多万人。整个工程的投入，除了国家投资20%外，其他满是大众自筹。据工程人员核算，包含田间工程在内，当年搬动的土石方，假如筑成一米高的土坝，能够绕赤道一周半。　　稻改之后“过长江”　　新中国建立后，鱼台在治水一起，水稻栽培从未接连，但面积不大、成功较少。据《鱼台县志》记载：“1953年，安庄互助组甄锡武等用龙骨水车提坑水种水稻4.6亩，喜获单产187.5公斤的好收成。1954年,全县试种水稻81亩。1956年，金乡（含鱼台）县委、县人委把治水与试种水稻说到议事日程。当年试种水稻300亩，均匀单产200公斤。1957年，金乡县委稻改的思路愈加清晰，决定在原鱼台境内陈湾灌区试种水稻2000亩，　1964年12月，鱼台展开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变水患为水利后，改变了农业出产春旱秋淹的局势。从1965年开端，鱼台大力推广临沂水稻栽培技能，　　1966年，鱼台全县水稻栽培面积已达45万亩，粮食亩产由1963年的69斤提高到357斤。但受“文革”冲击，县、公社、大队领导班子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况，水稻面积接连三年下 m滑。1967年水稻面积下降到20万亩。直到1975年，水稻栽培面积上升，稳定在40万亩，均匀单产350公斤；呈现了稻麦年亩产过“长江”的高产典型临河、米滩、八里弯等大队；涌现出人均奉献吨粮的小丁庄、马河等出产队，全县人均奉献粮食250公斤以上，为山东全省人均奉献之冠，变成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山东省委提出召唤“南学鱼台，北学桓台”。　　如今，鱼台水稻面积稳定在35万亩，“鱼台大米”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成了全国优质大米的代名词，鱼台也享有“北国江南·鱼米之乡”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