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北京国防大学房立中先生在1996年5月间应邀对张抄本兵书进行鉴定，他与藏家张敬轩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并阅看了藏家带去的部分抄本原物,事后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有关资料与张敬轩的谈话纪录，以及他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很快写出了一本专著,在当年八、九月间就已出版发行。在这部专著里,他对藏家的兵书抄本，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个抄本“是我国目前版本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兵法,是失传了两千多年的一部兵学圣典,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以上这些报道陆续在各种新闻媒体刊发之后,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热烈反响,有的对此提出辨伪和质疑,就此《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文物报》《科技日报》《<北京青年 >周刊》等先后发表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文章或座谈会纪要;有的则坚信其真实性并确认其应有的历史价值,观点殊异，以致收藏界和广大读者极为关注,向本刊垂询的电函不断。为了使大家对此有所了解并利于辨析,特将有关原文摘录综述如下:
各种质疑观点:
一、“手抄本”多处违背史实:
“1、'抄本'《 预示》 篇中多处提到'周敬王x x年字样’,如结尾处注:“周 敬王十六年秋周吴民孙武定简于景林”。周敬王名匄，敬王为其死后之谥号。据《史记·周本纪》及《十二诸侯年表》,敬王在位 42 年,《左传》载敬王在位 44年。孙子与周敬王为同时代人,不可能在敬王尚未去世即预先使用'敬王’这一近 30 年后才有的谥号来纪年。
2、《拾中》等篇多处谈到骑兵作战的原则,如“车骑并举”'山中之战,多为轻骑’、"轻骑为先’、·甲兵居中、车骑在后'等。孙子所处时代尚无骑兵作战，故十三篇中只讲步兵与车兵,未及骑兵与骑战。该篇又云“卒上鞋钉’。其实先秦称“履不称'鞋’。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3、抄本’中有多处关于盘古的事迹,如'昔者盘古开天国、称天皇’，'盘古开国传于姬周,五千余年’等。有关盘古的传说最早见于宋代《太平御览》卷二引三国徐整《三五历记》,且盘古原为苗族传说中的始祖，汉代以后才被吸收入汉族创世神话序列中,因而先秦典籍不可能有关于盘古的记载。
4、”抄本”中称孙武自订十三篇名为《孙子兵法》,如说“吾以《孙子兵法》晋见吴王阖闾’;又称孙武自订八十二篇为《孙武兵法》,显然违背史实。“子”为古代对男子的尊称,孙武决无自称为'子’之理，且古人著书无书名大题,书题'孙子兵法’乃是后人所称,孙武不可能将其著作订名为《孙子兵法》和《孙武兵法》,更何况史籍从无《孙武兵法》的记载。"
二、“手抄本"在语言、文字、风格上存在大量漏洞:
1、'抄本'用了大量古字,但因为抄者不了解古文字发展源流,所用古字反而成了其作伪的证据。如'抄本'中大量使用的'’靝(天)字,实际始见于清康熙年间,系天地会所造;先秦时'肆’、'陆’、'柒’、“捌’、'玖、’'拾’尚无数目含义,其中'肆’代表四、'捌’代表八、’玖'代表九之义,始于唐代武则天时。
2、'抄本’所用'四面楚歌’、'明争暗斗’、"民不聊生’、'国泰民安’、'国富民强’、'呕心沥血’、'黄道起兵’、'本朝发样'等成语、文辞,显然不是春秋时代的语言。”四面楚歌'源于楚汉之争的垓下之战;“国富民强'为战国中后期法家思想:国泰民安’始见于宋代吴自 牧《梦梁录》等。
3、从行文风格上看,十三篇多为格言,警句,讲究排比、对仗、押韵等修辞艺术,并达到了很高境界,后人誉之为'辞如珠玉’。·“抄本”则语言浅薄拙劣,根本不能与十三篇并提。若为孙武一人所作，高低优劣不可能如此悬殊。”
三、从思想体系上看，“手抄本"与《十三》篇大相径庭:
“1.抄本’掺杂了大量阴阳、黄老,道教等学派的东西,如'天机不可泄露,泄露者阳寿减;阴气不重覆,重覆者身有殃杀’之类,与孙子思想相去甚远。
2、'抄本’对十三篇有关内容的解释错误甚多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例,十三篇用伐谋、伐交、伐兵三个层次,已将其会义概括得很明晰。抄本’却大谈"空能胜人,空能服人,空能治人,空能取人'、'能以空而取者,不战而屈人之兵也'云云,将这一理论搞得玄而又玄;又如'抄本’对'诡道’的解释为:'诡道者,明争暗斗也’,亦不合孙子本意。
3.《孙子兵法》十三篇不讲"忠'、"义’、礼”,而“抄本"大讲这些内容，与孙子思想相背。

四、所藏汉简的可疑之处:
"1、报道中称竹简'每件有上中下三孔’,内容用黑漆写成。研究汉简的专家指出,目前发现的汉简均为一侧有三角形切孔,用墨书写,并无上中下打孔及以漆写成的现象。
2.报道称“抄本八十二篇"共14万余字，春秋时期诸子著远均不过数千言,如《老子》,《论语》,《易经》以及孙子十三篇皆为五千余字,而孙子自己定简“八十二篇'，竟达 14 万余字,很难令人置信。
3.目前所发现的汉简都是在特殊环境下如沙漠,汉墓中才得以保存下来的，抄本"所据“汉简'来历疑点甚多,更何况继续保存需要很高的现代技术，收藏者个人无法具备。
4、汉简的辨识,过录和整理都需要古文字学家承担,张氏父子显然不具备这种素质。"
五、收藏者张联甲、张敬轩,吕效祖诸人不是张瑞玑的后人：
"据张瑞玑本人为其母王太夫人和同父异母兄渭玉撰写的墓志铭及后人撰写的《张瑞玑传略》等资料记载，张瑞玑与其妻刘氏生一子一女,别无他出。子名尔公,字小衡,长孙相望，次孙租武,三孙亡故。女儿张韵兰,嫁于山西赵城王姓,生兄妹五人，这些第一手文献别宗派,存世系,言之凿凿,与张联甲,张敬轩等人毫不沾边。
这一情况也得到了张瑞现真正后人的证实，现居西安的张瑞玑嫡孙张祖望与曾孙张七(又名张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指出:张联甲,张敬轩,吕效祖诸人与张瑞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张瑞玑的亲外孙王作坜先生也严正声明,自己根本没有张联甲这门“亲戚’,指出有关张联甲,张敬轩,吕效祖与张瑞玑的关系报道均属杜撰，他们对某些人伪冒名人之后招摇撞骗的行径表示愤慨。"
“既然张联甲等人不是张瑞玑的后裔，那么所谓父子共同'书理'兵书竹简,珍藏'国宝’云云,无疑便是一个天方夜谭式的'神话’，正因为其非张瑞玑之后,故他们不了解张瑞玑的生卒年月,妄称其1936 年卒于西安,而事实上张瑞玑卒于北京,时间是1927年:又如他们不知道张瑞玑的行踪,胡言其1923 年辞职回家,寄居西安与张联甲一起“书理"兵法，而事实上张瑞玑 1922 年起在北京赋闲。

六、“手抄本”的抄写时间可疑:
有关报上曾刊登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一位笔迹鉴定专家对这份兵书沙件的鉴定意见如下:
“关于《孙武兵法》第四十篇的鉴定意见: 从纸张的经纬纤维组合方式以及帘子纹的密度上看,不是20年代的纸张，当是 60 年代以后生产的纸;从墨色上看,光泽明显,黑度较重，不是 20 年代抄写的;从墨迹与纸张结合的程度上看,墨迹漂浮，说明抄写时间不长:从残旧程度上看,不是长期保存的形状,而是人工急速造作的;从印章的格式与颜色上看,色红跑油,不是 20 年代所盖…… 破绽很多。
由以上情况断定，《孙武兵法》不是1923年(民国十二年)抄写的,而是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晚抄写的,抄写者在 60 岁左右。”
以上质疑,大体包括前一段时间一些专家学者对本刊及其他报刊发表的《孙武兵法》报道中有关内容表达不同意见的主要见解。这些质疑多是摆事卖、讲道理的,对进一步研究，鉴定《孙武兵法》的真实性及其价值十分有益。但在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声音，在没有任何个人或任何国家鉴定单位全面研读过张敬轩所藏《孙武兵法》82篇全文及所藏竹简的况下，有的人便对其判以死罪,冠以种种恶谥,并武断地提出:“新发现 < 孙武兵法 >82 篇是个大骗局!"是"伪造文物,伪造历史”，甚至发表由本人亲笔签名,盖上单位印章的“郑重声明"，认定“手抄本"是“近人伪造的低劣赝品”,指责“各大新闻媒体对此事的广泛报道”，"给学术界造成很大被动”，要求新闻单位“有勇气澄清事实真相,而不是保持默,回避问题”并“强烈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出面,对收藏者张敬轩等人持有的所谓《孙武兵法》82 篇残简及手抄本进行科学鉴定”“呼吁:彻底澄清《孙武兵法》伪作真相"云云(见《北京青年周刊》)
这一“声明"本身便自相矛盾:既然"郑重声明”已断定·手抄本"是“近人伪造的低劣赝品",何须“强烈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再行“科学鉴定”?既然要求新闻单位尊重科学、尊重事实,做到"客观,公正,真实”,而他们自己却在没有一个人亲自见到过张敬轩所藏《孙武兵法82篇手抄本及竹简的原件的情况下,便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这难道是尊重科学、尊重事买,客观,公正的学术研究态度吗?

本刊对《孙武兵法》的报道和评价只是记者个人的认识和理解,并不就是最后定论(这种情况不乏先例),完全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鉴定,我们毫无“回避"之意,也从来没有打算“缄默”。目前,这一讨论尚在继续深入进行之中,为了使收藏界和关心爱护本刊的读者,作者了解全貌,下面再摘编与上述否定论著的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以利思考辨别。
1996年11月22日《南方周末》第二版刊登了《< 孙武兵法 > 风波追踪--对<孙武兵法>收藏者的专访》,文内收藏张敬轩,吕万里针对若干疑问作了回答:
（一）《孙武兵法》是孙武亲著吗?
吕万里答:我们并不坚持认为《孙武兵法》就是孙武亲著，我们认为《孙武兵法》是经过后人序次过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就能回答专家们以为我们坚持认为《孙武兵法》是孙武亲著而产生的疑问。“
(二)关于"周敬王"是谥号,孙武与周敬王是同时代人,孙武在敬王尚未去世以前30 年可能使用谥号吗?
吕万里答:"我们已经申明，《孙武兵法》经过后人序次过的,因此孙子以后著述者假托'周敬王’之名,是极可能的--在历史上常有假托古人之名以流传著述的例子。"
(三)"抄本"中存在阴阳,黄老,道教的思想,与孙子思想体系不一致，作何解释?
吕万里答:“真实的孙子思想并不就等同于某权威理解的孙子思想。《孙武兵法》82 篇的内容并不会局限于13 篇，不能说 13 篇中没有的东西,82篇中也一定不能有,《孙武兵法》并不是孙武亲著,其思想也当然不是孙武一个人的思想,有阴阳、黄老、道家的思想不必大惊小怪。"
(四)孙武可能将其著作订名为《孙武兵法》吗?
张敬轩答:"孙武当然不可能将其著述订名为《孙武兵法》，何况我们已经申明《孙武兵法》并非孙武亲著,而是后人序次过的。"
(五)宋代以前古代古籍中没有出现过“盘古“吗?张敬轩答:“《述异志》开篇即讲盘古,《述异志》不算宋代以前的古籍吗?"
(六)能将书理者等同于作者吗?
“抄本"中篇名都有序号,如“第四十一篇· 十中篇”,这些说明《孙武兵法》的“作者"完全是按现代人的撰著方式去理解古人的。
张敬轩答:这一点倒是说得没错。我们一再向专家们表明,你们看到的是"抄本",是我父亲及祖父的"抄本”，是我父亲和祖父为了方便阅读加以书理过的，专家们该知道我父亲是什么时候的人吧，怎么可能将书理者等同于作者呢?"
(七)关于收藏者的身世问题
吕效祖说:“按照我岳父张联甲的遗嘱，张瑞玑应该有三个老婆,九个娃，谁生几个娃,谁是几时生的,遗嘱上写得很清楚,那么多内容,我想张联甲不会编。遗嘱上说张联甲,张小衡不是一母所生，家务事有个遗产继承问题,很复杂。再说我们研究兵书,只看兵书的真假,与人有什么关系?”
张敬轩说,“家世问题一直在山西的档案中查找，“为什么不到陕西档案馆考察一下呢?"
(八)造假造出了水平也有价值
1997年1月17日《中国文化报》发表了刘仁亮的文章,题为《< 兵法 >八十二篇真伪之争之我见》的文章,文中说："时至今日,这场学术争鸣双方各执一词,陷于僵局,并出现非学术的争强斗气的苗头。以笔者之见,既是国宝,拿出来让持反对意见者一睹其光彩,是对持异议者最有力的反驳……"
该文还说:“即便《孙武兵法》全然为造假之物,也不妨拿来细细研读一下,毕竟能造出 82 篇《兵法》也决非易事，"“若造假者果真造出了水平,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托名之作。《六韬》.《尚书》悬千古之疑,无人对其历史价值全盘否定,便是明证。”
以上是各报在遍踪报道时的一些情况，下面我们还是认真地听听两位教授、学者的意见。
亲见并研究了张敬轩部分藏品的西安陆军学院教授朱宝庆、国防大学学者房立中都撰文坚持肯定的论点。

朱宝庆教授如是说
朱宝庆在《张氏家藏本 < 孙武兵法 > 之管见》(《陕西日报》1996年12月19日第3版)《天作之合,人尚疑乎-- 张藏本 < 孙武兵法 > 与银雀本 < 孙膑兵法 > 参同契》对此均有论述，朱宝庆将《孙武兵法》82与银雀山兵法竹简相参照，发现它们之间合壁连珠，相互辉映，是孙武传世的两部重要著作，他说，“余有幸先该张藏本部分原物,不揣愚钝,鉴析于张藏本与银雀山本之间，故得知，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下编之十五篇文章,至少有八篇与张藏本《孙武兵法》有关。其中,第七篇《兵失》，第十三篇《五度九夺》,第十四篇《积疏》,第十五篇《奇正》(前三篇原篇题残损,现篇题为竹简考证者所加),同张藏本《孙武兵法》第三十五篇《麟凤》、第三十九篇《九夺》、第四十篇《六胜》,第四十五篇《奇正》依次相参,同契天合。于银雀山本之脱漏处,张藏本填之如暮鸟归巢,连银本中因找不到着落而附于文后的残句,张本也能补之如天衣也，至于二本字句之小异,读之非但不觉牵强,反而更加自然,益信其为二抄本之异,绝非今人之添足也"，如:“张藏本《孙武兵法》第三十九篇《九夺》全文,同银雀山竹简《孙膑兵法》之《五度九夺》(原篇名残缺,此篇名为今人据文字内容所加)，残文相对照,张藏本《九夺》可将银雀山本《五度九夺》之缺损文字会部勘正补齐,且准确无误;张藏本《九夺》内容含"五度’，'六量”、"九夺’三部分,银雀山本'六量’内容缺损,故今人误以为只有"五度'、九夺'两部分;对照表明,银雀山本《五度九夺》当属《孙武兵法》第三十九篇，只因汉简出土整理中不明归属而误入《孙膑兵法》矣，
“真可谓不参不知也,一参而其真令人心怵也。张藏本一展枯木回春之力,使银本四篇之真象昭然,其言终得以顺,其名终得以正，童子一变而为祖师,四篇当辞孙膑而返祖于孙武也。银雀山本小施慧眼识金之法,使张藏本之出身磊落，有家终得以归,有冤终得以雪,隐逸一举而入朝市,张本当入武门而与十三篇同胞也。"
又如,朱宝庆在研究《终语》篇后,认为是韩信定简《孙武兵法》82 篇,亦能自圆其说，“张藏本《终语》提示，《孙武兵法》九尽而功成’,原为九册八十一篇,图九卷,《终语》不在其内，自揣'九'乃合阴阳,终天地之数也,作者之意当以籍分九册,册分九篇,附图九卷,而取分亦九,合亦九,变化无穷之用也，汉五年二月(刘邦即帝位之月，亦韩信徒楚王之次月也)，韩信满怀·百战百胜’之成功经验次序批注《孙武兵法》及《终语》,以其“实言兵理”，定为《孙武兵法》第八十二篇，如是言,八十二篇当自韩信始、孙子战法之精华,韩信莫不活用如盘中走珠。且更以东出陈仓,定三秦;背水井陉,擒赵王;决壅潍水,平齐地:兵会垓下,灭强楚之战例,再见孙子之光彩。信独以孙子为 兵 法，每论战,必引证之。如是,韩信当为《孙子兵法》成书后,全面付诸战争实践之第一人,亦为全面校注《孙子兵法》之第一人。在孙子研究史上,功可与曹操并肩也。”
由是朱宝庆写道:“张藏本《终语》之合理性,则在于说明'十三篇与"八十二篇"俱为孙武所著,并有精粝之别,及孙子兵法之成书时间。以'八十二篇"与'十三篇"相参,则见前者繁而密,后者简而精;前者若清溪穿石,后者如狂飙行空; 前者趋形式之九九至数,后者求内容之道法精华。论其学术价值，当首推"十三篇"焉。孙武对人,亦多以"十三篇'荐之。十三篇’自始至今,史磨战验,无愧为孙子兵法之典范，八十二篇'之价值,不在夺“十三篇'之锋,而在尽"十三篇’之意也。据银雀山出土之《吴问》,《见吴王》诸佚文,张藏本《终语》所述之孙子兵法写作,定简时间颇为可信。”
“从文章体例看,银雀山本《孙子兵法》佚文之篇题有《地形二》,张藏本《孙武兵法》篇体亦有《天地一》,《九变一》,《九地一》.《天地二》之编法；银雀山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每篇结束均缀以字数,张藏本《孙武兵法》每篇结束亦缀有字数,且韩信批注末尾亦缀有字数，此似为汉初简书之通例;今本《孙子兵法》十三篇之《虚实》篇名,银雀山本为《实虚》,张藏本《终语》列十三篇篇名亦为《实虚》。如此比较,说明虽张藏本《孙武兵法》与银雀山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之风格十分相似。”
朱宝庆认为,张藏手抄本为孙武亲著,他说"或有问:有何证,可知张藏本为孙武亲著?如果把证明狭义理解为人证，物证,确实无证可凭，然则,先秦文献几部可证?我们并没有得到孙武亲著十三篇的物证,也没有在先秦文献中看到有关十三篇的记载，相反，却在今本十三篇中反复看到“孙子曰”这句不可能由孙武来口说出的、对孙武的敬称。而我们没有因此怀疑孙武与其十三篇,更没有因此否定孙武其人、其书在先秦文化中的地位，何须对张藏本提出苛刻要求,基至连接受申查的资格都不给它呢?"他说，“目睹烟蠹侵覆的张本原件,足可见其所历之岁月，品其文,除缀着几片后人书理的补丁外,赤条条的身子则是从秦汉通往春秋的古路上走来的，如果我辈今天不能恭敬小心地接待这位虚弱的老人,甚或去蛮横地虐待他,就可能铸下难以挽回的历史罪孽。"
对于张藏本真的辨认,朱宝庆认为:“辨认事物,首先要分清可能与不可能,然后在可能之中才谈得上判断可能性之大小。今人改变兵法佚文中个别字句是一种可能性,而伪造《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则犹如小鸡吃老虎,是不可能的。
“张本内涵,兵之精通,理之深刻,思之严密,辞之精美,非大贤大智而不可为之也,况于数万言哉”!"从八十二篇的内容看,不仅今人无力伪造,而且即使是古代的思想家,如果没有亲身指挥或体验过战争，也无力写出这样的著作。

房立中学者如是说:
现在,我们考辨一部文献的真的,是指它是古人传下来的还是今天伪造的,而不是指它是不是旧题作者的亲著，对于《孙武兵法》抄本来说,所谓“真"就是指它是一部古代传下来的兵书,不管作者是孙武还是后来的什么人，不管是经过增益的还是经过后人校理的。如果说不是孙武亲著就是伪书，就与市场上的假烟假酒假文物相提并论,那就太简单化了。
房立中文中认为: 在讨论“孙子"兵法的真伪时,不应仅仅去讨论作为载体的“书”,而应重点研究其内容，即古代的军事思想。伪造一本做为载体的“书”，比伪造一种古代的军事思想要容易得多，历来的造伪多是物质性的，即造一件物品，而精神的造伪往往不使人获得物质利益，因而也不具有造伪价值，现在人们通常说的“造伪"、“赝品"多是指艺术品,文物,当然也包括古书,但它是指作为载体的"书”,而往往不是指其中的古代思想。古人也有托名之作,但它往往是在当时为了推行自己的思想,现代人去创作古代的思想,又完全把自己隐匿起来,伪托成历史名人之作,抄写成书署上古人的名字去发表,是得不偿失的。
由此可见,只注意《孙武兵法》82篇手抄本的抄写时间,用的纸是什么年代的,收藏者是谁的后代等等是不够的,应重点研究手抄本的内容是不是古代兵书,这是至关重要的,不要在它的“载体"上过多争论。
基于以上思想,房立中主要研究了手抄本《孙武兵法》82篇的部分内容，在《孙子兵法研究的最新发现》（《陕西日报》1997年1月13日)第3版中将张藏本《孙武兵法》82 篇与银雀山汉简内容相比较后,认为他们之间的渊源同出一个祖本。“八十二篇抄本依据的简本不会直接来源于银雀山汉简本，因为前者的有些篇章明显长于后者,如《军击》(或《雄牝城》)就是如此。八十二篇本的《军击》内容完整,顺序井然，但更接近原本，而银雀山出土的该篇却内容残缺,且简续错乱，特别是同一简上的文字前后矛盾，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简本的前身,即它所依据的简本已残缺错乱。由此可以推定八十篇本不可能抄自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及其传本，由此亦可推知在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之前不仅存在过“父代本’，而存在过'祖代本’。几十二篇至少源于这个祖代本或其较完整的传本，那么这个相代本的成书时间要比银山汉简本早许多年，"她在《“周书汉筒"抄本与银雀山汉简本篇题之比较》-文中,将张藏本中的部分篇题和银山汉简及今传本13 加以研究、分析,以判断《孙武兵法》82 最手抄本的“真的”下面是比较表:

注:表中()中的篇题为作者拟补
跟银雀山出土的1号木牍上的目录除最后一篇“七势"外就是如此,我们没有理由为使其与今本13篇一致而移动它们的位置和臆改其中的文字。那么，我们所见到的事实就是:所存5个篇题与手抄本文字完全一致,除"用间"与"火攻”顺序相反以外,其也各篇的顺序也完全一致。
客观地说,篇题所呈现的面貌,手抄本比今本13 篇的几个版本都更接近银雀山简本。故此这里依手抄本所载篇题的顺序拟补了银雀山1号木牍的目录，这当然是一种假设，而不是定论，根据上面分析，传世的各种版本的 13 篇篇目，都不如手抄本更接近简本,这说明有一种可能性存在,即手抄本与银雀山汉简本有更近的亲缘关系。
除13 篇以外,82最手抄本中还有许多篇题与银雀山本相合、如从形式上看,张抄本有抄袭银山汉简的可能，但从细节上看,这样的推论是无法成立的。其理由:1、手抄本82 篇的篇览比银雀山简本多出许多,而抄本中又都有这些篇题的相应内容;2.银雀山汉简中许多篇目不见于手抄本;3、抄本中所反映的概念与现代有很大距离，不是今人可以编造的。如“起（启）圆”'麟凤”、“十发”、“九夺”、“明暗”、“方面”、“南北”等; 4,抄本的某些篇题与银雀山篇题有承袭关系,但又不是简单的抄录。如手抄本的“恭名”，在银雀山本中为"五恭五名”、“麟凤"为"兵之恒失”等;5、银雀山汉筒中的残缺篇题在手抄本中保存完整如汉简中拟补的(五度九夺),在手抄本中为“九夺",[积疏]为六胜"，(兵情)为"正衡"等:6、手抄本中的"九势"篇在汉简1号木牍中可以找到痕迹,如1号木牍的“七势"有可能就是“九势”,系由残字所引起;7,手抄本中某些篇题，见于银雀山汉简出土的第3号和第5号木牍及相应的汉简。而这些汉简以往并没有人将它们归入孙子兵法，这一点更可以排除手抄本抄袭银雀山汉简的可能性,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学者们还没有研究到这一步; 8、手抄本中的“启道”、“止道”、“天地"等篇题,在银雀山残简中可以找到相应的内容,说明在银雀山残简中有专家们以往没有识别出来的《孙子兵法》的内容和佚篇，从而也证明了手抄本不可能抄袭银雀山研究成果。

房立中认为，20年前，当时专家在整理山东银雀山出土汉简时，就已意识到三个问题:第一,已经整理出土的《孙子》书。不象是全帙;第二,收入《孙膑兵法》的某些篇章有可能是《孙子》佚篇;第三,暂时归入《佚书丛残》的有些篇章可能是未被识别出来的《孙子》佚篇。20年来,人们多重视汉简文章的研究，而很少有学者涉及到它们的归属问题。日本有位学者曾提出，不可将《孙子》以外的东西都称为《孙膑兵法》，我国也有学者提出了银雀山简本《孙子兵法》是《汉志》82 篇前身的观点。新发现的手抄本《孙武兵法》如果能被证实的话,对解释 20 年前银雀山汉简中的悬案,疑案有直接作用。
房立中认为:从我们目前所见到和听到的有关这部兵书的篇题.图名及内容看,这一抄本可以说是个奇迹，一方面从汉代传到今天才面世,无论是民间秘传,道观珍藏还是地下保存,能传到今天而未见于古籍都是奇迹: 另一方面,抄本内容所包会的思想,观念、兵法知识都是今人很难想象的,其篇名,图名及一些古字古词也都是今人所难想像,特别是对银雀山出土的残简的“拟补”水平(如可以这样认为的话)也是当今权威学者难以达到的。比如《军击》篇在银雀山汉简中不见篇名，整理者拟补为(雄牝城)，此篇在银雀山汉简中仅保存下来100多字，而抄本中有约1000字，特别是与银雀山汉简在细节上的相合和差异，更是今人难以伪托的，如果这一抄本真的是今人伪造,那么这个人可以称为20 世纪的奇人,或者可以说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还生活着一群世外高人。我认为这后一种可能是不存在的;因为1975 年以后在我国就不存在可以伪造这样大规模古籍的社会条件和学术条件。古籍不是一幅字,不是一张画,更不是一个铜器和一瓶名酒。我们没有理由把伪造学说,伪造兵法同伪造文物混为一谈，更没有理由把伪造兵法同伪造商品视为同样简单。有些假货是可以伪造的,但历史是无法伪造的,逻辑是无法的伪造的，因此，说这个抄本是低劣赝品"显然是轻率的,不负责任的.
房立中根据收藏者出示给他的第五册、第十册、第四册中的两篇,第四册篇目及图名和 82 篇其他若干篇内容,篇名，收藏者父亲的遗嘱,诗文等手稿,认定张藏手抄本非孙武亲著，而是战国至西汉末期层累而成,绝非“近人伪造的低劣赝品”。
由是,房立中对本文前述的质疑,有以下看法:
关于孙武不能用-周敬王"谥号,不能自称“孙武兵法”,不能有“骑"字、“义"字等等。房立中文中说，"其实这些现象在许多被公认的'真'书中都存在”，“仅就孙子兵法而言,今本13篇不是也称《孙子兵法》吗?"“银雀山汉简《孙子》中连苏秦都可以出现,出现周敬王有何可笑的呢?"“《孙子》本是战国,汉代成书,出现'骑'字"，“义”字有何大惊小怪?"房立中文中又说,否定者说清代以前无靝字,据查靝字出自汉代张陵《道书》；宋代以前无盘古，而盘古的传说在汉末三国时期已流传很广；史籍中无《孙武兵法》之说,事实上隋唐以前"孙武子"及"兵法”的提法是常见于古籍的。“这说明否定论者没有对此进行认真研究,太小看了这个抄本,断言草率。”“后起的字,词,人物,事件窜入古籍是常有的事,这正反映古籍传抄流传演变和展累的过程，它不但不能否定古籍的真实性而恰恰表现了它的真实性,人们正好可以从这些现象中找到它们层累的年轮。
对“质疑六"所述“关于《孙武兵法》第 40 篇的鉴定意见”房立中有以下说明:"笔者也存有收藏者赠予的一张抄写有两篇《孙武兵法》的抄本,这张抄本的纸张,墨色,印迹还明显晚于我所见到的所有抄本。即使是本人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旧的抄本，也未必就是收藏者手中最早的抄本。对于藏家送我的那张较晚的抄本,尽管我也请朋友鉴定了它的抄写时间，鉴定者认为它'抄于六七十年代’，"抄写者当时六十岁左右'，可能抄于 20年代保定军官学校的教材”，这些意见也确定不了它准确的抄写时间，何况是非国家部门的正式签定，更何况这一抄本并不是主本,更不是全本。"“这份个人鉴定尽管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绝成不了断定“真伪"的依据”。因为即使送鉴的那张抄本“抄于六七十年代"“抄写者当时六十岁左右",再考虑到抄者张联甲 1972 年7月去世(享年72 岁)时,银雀山汉简还未出土,抄者生前不可能见到"银简",而抄写的内容与"银简”同源于一个祖本,说明抄本的资料来源至少已有 2000 年。
房立中认为，古籍的书名,篇题、序号、开头,结尾,往往是经过后代包装的，我们不能以包装的时间来定其内容的年代，更不能因它是不是原包装来断定“真伪"。而恰恰相反,这些不同年代的包装正是古人无现代知识的结果，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观念去理解古人，如果一篇文字无一点古人留下的·硬伤”无一点年轮痕迹,那倒很可能是现代人的伪作。
房立中还认为:《孙武兵法》82篇手抄本虽没有全部公诸于世,但专家们也可以就现有材料提出相应意见，有几分材科做几分研究”，"这才是积极慎重的态度”，以此来推进孙子兵法的研究，“通过全面考证,相互切磋，平等争鸣，最后总会有一个比较为大家接受的结论来的。"

四
在研讨兵法抄本真伪的过程中,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议论:“张瑞玑作为晋陕名人,他如真的用重金购到周书汉简《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这样重要的兵书,就会在他的友人中传出风声,不可能无任何外人知晓?"有的提出，“建国已 40 多年,为什么这部兵书长期深藏不露,不为世人所知?"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无道理,但由此也使我们认识到,我国民间确实藏有许多尚未被人认识的珍宝,有些隐藏得很深,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几百年都“秘不示人”,只在极小的圈子中流传，不为世人所知，朝代更替,人世沧桑,对此似乎都无多大影响,我们不能责怪这些藏家对外封锁消息,而只能从社会的家庭的，主观的客观的,个人的亲属的,政治的经济的 诸多因素中去分析理解，就现今来说,我们应多做工作,从客观上,政策上创造宽松的，开明的环境和气氛,呼唤深藏在民间的国宝早日面世,除此别无他法。
有些人对媒体关于《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报道发出这样的责难:为什么不先拿给国家有关部门请专家鉴定以后再发表?"如能这样做,当然好，但是我们面对的是传世的民间藏品,不是出土文物,所有权在藏家那里,不在国家这里,我们不能象研究鉴定出土文物那样,有关专家可以亲临现场了解全貌,深入探讨。而对传世藏品来说,只能向藏家宣传改策，明以大义,晓以利害,藏家自愿提供多少,我们才能掌握并进而研究多少,我们不能强迫藏家和盘托出，藏家在这个同题上看虑的因素比旁人要复杂的多,既有个人的觉悟和见解问题，也有实际问题,比如阻宗和个人的声誉 会不会受到影响,藏品所有权(也含著作权)会不会受到侵害，个人安全会不会受到威胁,个人正当权益(包括经济权益)会不会得到保护，财产继承权会不会引出麻烦……等等。
据知,经新闻媒体正面宣传之后,藏家张敬轩准备影印出版《孙武兵法》82 篇抄本，以供世人进一步研究,国内几家出版社已登门与他商议此事,海外也有几家出版社与他接触,藏家表示,如抄本得到社会认可,他同意出版,但必须先在国内出版。但是后来在一片"讨伐”和“封杀"之声中,这个计划流产了。藏家并表示如有令人信照的理由证明抄本是假的，他愿意当众销毁，绝不让它谬种流传，以毁祖宗三代声誉，张敬轩是个很内向的人，他的藏品深不可测,这正应验了一句话:“深水里面藏大鱼”,如今凡是参与此事报道和研究的人,见到《孙武兵法》82 篇全部抄本的人几乎还没有,见到幸存汉简原件的也少得可怜,（删除）社会就是这么复杂,现在远不是作结论的时候。
客观地说,由于以上一些复杂的原因,新闻媒体在报道中披露的材料也有不尽一致的地方,这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进行甄别和纠正的,有的甚至是需要吸取教训的。但遗憾的是,这种疏漏和不足却被一些人当作莫须有的“攻击目标”,作为否定兵法真实性的依据，例如,本刊杨才玉撰文中，引用《孙武兵法8第八十一篇《终语--预示》篇孙氏辅政吴王阖闾，率兵伐楚时运用“四面吴歌,八方浣曲”的战术，而有位作者在他的著作中据藏家谈话误为“四面楚歌”，此即被人看作“不是春秋时代的语言"而当作伪作的依据之一。又如幸存的汉简到底是什么样子确实为人们所关注，有位作者因为没有机会亲眼见到原简,只是根据藏家一位七十多岁的亲友并不十分准确的回忆和表述,在文中写道竹简“有上、中,下三孔用绳子串连”，“简上的字迹似乎是用黑漆写成的”。这又被一些人作为"竹简不合汉简惯例”、“兵书有假”的依据,而实际上藏家那 27 枚幸存的汉简,并无孔,也不是用黑漆写成而是用墨写成的，如此等等。
对本刊发表，<孙武兵法 >82篇在西安发现》一文后的两种反映,许多读者,作者非常关切,纷致函电了解情况,有一些读者还把各地报刊上观点不同的文章剪贴寄赠本刊参考，帮助我们了解全貌,甚至批驳恶语相加者,本刊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刊发表这一文章，旨在把深藏于民间的收藏珍品推向社会，以推动对这些藏品的研究，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交化、避免其流散或泯灭,丧失对其研究的机会，众所周知，我国民间收藏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有一支庞大的队伍,藏有许多异常珍贵的藏品,有些甚至是国宝级的孤品、珍品，历史已屡屡证明,民间收藏曾经对弘扬中华文化有过巨大贡献，一些国宝级的藏品正是由民间收藏转入国家收藏的。目前许多有识之士也都这样认为,现在仍有大量的民间宝藏有待于发现.抢救，并给予及时的报道和介绍。正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这一点,有些收藏家由于种种原因,对其藏品见在"秘不示人”，有些收藏家虽乐于将藏品公诸于世，却又得不到适当的条件与合理的对待,本刊才更愿成为一架桥梁,尽所能将民间藏品介绍给社会，推动对民间收藏的辨识,鉴赏和研究，依法维护民间收藏者的权益,发展繁荣民间收藏事业。对张敬轩收藏《孙武兵法》残简及 82 篇手抄本的介绍,便是这一目的的具体体现，虽然有时难免遭到误解甚至指责，本刊也无怨无悔,今后不但不会放弃,反而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贯彻我们的办刊宗旨。
(岩梅执笔)
责编 雍

附件二、季羡林等人谈《孙武兵法》82篇
（据1997年9月北京采访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季羡林（在国内外很有影响的著名学者，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
我确实没仔细研究过有关孙武兵法82篇的部分资料，原来看到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就觉得有点问题，后来来了两位专家，他俩讲，在西安发现的孙武兵法82篇绝对是真的。他们研究分析的很有道理，能站得住脚，什么原因？这样讲吧，一般人认为孙武兵法是失传了2000多年的古兵书，比较短，约5000言，现在传的那么多，而且来历有点现代派小说的味道，像国外的荒涎派。听完两位专家的分析后我觉得有道理，而且西安的收藏者文化水平不高，是造不出这么个“大假”的。你们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无论如何都要把原件及手抄本保存下来，千万不要毁掉。希望你们的文物局无论如何都要保护手抄本和竹简，想办法保护鉴定。新闻单位一定不要跟一些专家唱一个调子“打假”。近年来考古发现了好多意想不到，非常惊人的东西，不能抱着老观念，旧观点不变。例如最近在长沙发现出土的三国时期的竹简13万片，使所有的人都惊喜。陕西是中国地下文物最多的省份，几乎每个古墓里都有文物，办法是无论如何原件要保留，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99%的说是假的，也不一定是假的，1%可能是真理，古今中外这种事情很多，有些没有看到手抄本的全貌或看了几篇的专家说假，这是一种极大的不负责任，治学太不严谨，是一种荒唐之举。不要以个别字句就断定它是假的，研究就得全面系统的研究。陕西的专家能鉴定就鉴定，如果不能就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的专家鉴定，千万不要给收藏者任何打击和压力，不能迷信专家、权威，而且这东西真的可能性比较大，让文物局出点钱买，这对国家来说不会太困难。不能倒了洗澡水连孩子也丢了，不要纠缠那些无关紧要的收藏者的身世。
王中兴（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就西安发现的孙武兵法82篇我谈一下个人的看法。接触孙武兵法82篇，最早是在去年7月6日，国防大学的房立中先生组织召开一个小型的鉴定会上。当时我只看了两篇（后来就看到的23篇进行了反复地研究）就觉得是件大事，应该以慎重的态度认真对待。如果收藏者能把82篇全部贡献出来，那将对中华民族是一个莫大的贡献。后来林林总总看了23篇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觉得这个东西很有价值，它和孙子兵法13篇的关系是需要研究。82篇的很大特点是操作性、实用性强，孙子13篇哲理性强。82篇讲的很细，很具体、很深刻，反映了古代作战、指挥、用兵的基本原理，讲的很深刻。现在没有条件看到全貌，那么对它真正的价值还很难下个正确的结论。总之觉得来头不小，很有价值。所以呢，我呼吁收藏者能从振兴和弘扬民族文化这个角度考虑，把82篇全部贡献出来，以供专家们研究，鉴定，论证。有目共睹的是《汉书·艺文志》里有82篇的记载，一直没有机会看到，今天发现了，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做为一个孙武兵法的爱好者、研究者，一位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我个人认为更应该持积极慎重的态度，如果证明了它的价值，我认为孙武兵法研究的格局就会打破，它补充了新的内容新的东西进去，实际上是对孙子的研究工作起到了丰富、促进的作用，并不影响孙子学的研究，而且是一种发展和丰富。从目前我看到的20多篇来看，收藏者本人是伪造不出来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军事思想，提到了以前我们没有接触过，没见过的许多古兵书的名字，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文化思想。它的出现无疑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是世界上的一件大事，更是我们国家的一件大事。所有的同仁都应该积极地关心其发展，有志于研究孙子兵法的学者都应责无旁贷地积极地关心研究挖掘82篇，而不是一味地简单否定，说是假的，是伪造的，下这个结论未免有点过早，过于轻率。它的内容和体系是现代人物伪造不了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看到的《四五》篇。《明暗》篇等和孙子13篇是一脉相承的。可能在传抄过程中有增补和删节，这都是很正常的。中间的个别字句错误或是现代的字句，这不是关键，而是看他的整体内容、文法、兵法、思想等。包括我们现代人出的一些书都有错字，何况在古代那种文化水平和客观条件下的手抄更容易出现笔误、错误，很可能是校注时的差错，包括13篇里面的有些字也不是那个年代的（不能简单地从一个字上说是假的），有些思想也不是和孙予兵法的思想是一个体系，但也不能从总体上就说它不是孙子的思想。我们应该科学地严谨地从总体上，客观地、具体地从内容上，研究82篇的真伪和价值。我觉得这件事是当前思想、文化、军事、考古、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如果收藏者能贡献出来，变成社会价值，无疑是对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82篇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史、思想史、军事史都有很大的深远的影响。
对《军击》篇的空白，张散轩收藏的82篇恰如其分地把银雀山出土的汉简残缺的部分能完整地补上，而且据有关专家透露有23篇就能和银鉴山汉简对上，这是很不简单的事，现代人是根本填不出来的。这说明82篇是有来头的，现代人没有条件，没有能力干这事。72年发现的银雀山汉简，76年才出书，现在很多篇目和残简能对上，现代人没能力对上，没有能力驾驭古代兵法这种宏大的军事思想，没有办法超越时空和军事思想、地理知识、历史文化这个客观界限，不可能填补的天衣无缝。孙子13篇主要是求新、求变，其思想是很新的，与82篇中我看到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讲的很细，讲变化。《军击》篇、《拾发》篇，有些专家认为82篇中能补上的是从他们整理出版的银雀山汉简上抄下来的，这是不可能的，怎么抄，能钻到古墓里去抄吗？可能13篇尤其是来自民间的，不是通过考古发现或出土的，从有些内容来看，不像是假的。有些篇章比如《军击》篇从内容看和银雀山汉简的有些内容，文法是一致的，部分文字风格相似，银雀山汉简上的《军击》篇只有175个字，而西安发现的孙武兵法82篇却有800多字，比银雀山汉简多出2-3倍，而且内容比较完整，补进去的内容很自然，能融合成一篇，有一大段谈到7 本古兵书的名称，而这7本古兵书其它书里没有。如果是当代人的伪造是不大可能的。文中能把伏击的各种不同情况很有条理地写出来是不可能的。82篇谁也没有见过，银雀山出土的既不能归入孙膑兵法又不可能归入13篇，到底是孙膑的还是孙子的兵法尚无定论。《汉书·艺文志》提到的82篇谁也没看过，李学勤先生认为孙膑兵法的佚篇很可能是《汉书·艺文志》里的82篇，我认为这个提法是非常卓越的。西安82篇不管是汉简或是根据古代帛书中抄来的，如果有所依据，很难是很全的82篇，很可能与银雀山有些内容重合，有些内容是它没有的。如果说张敬轩有一个主本，与82篇是同一个来源，也是不全的。书理者看到了孙子兵法82篇，出于商品大潮的冲击和某种利益的驱动，想把82篇凑全，可能有30-40篇是凑合的，凑合的可能是假的。有所依据的那部分可能是真的，也就是假中有真。不能抱着一概否定的态度，这东西不是现代人所能伪造出来的，我所看到的是房立中先生提供的20多篇。如果说张在书理过程中根据一个有来历的主本，他很可能在书理过程中把现代人的一些思想、书写习惯掺杂在里边，比如《军击》篇中有一句“风后八休”，本来是王侯的“侯”，他却写成了先后的“后”，这个字是确实有破绽的，李学勤先生在一次讲演中有一段话我觉得对我们鉴别西安发现的82篇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印刷术未发明之前，我国的书主要是简本抄写的，或是靠口传的，经过若干时代的流传，编著的变化，文句的更改，后世的词语的掺入都是可能的，不可避免的，发现了这种现象就猜为伪书，是不科学的，所以我觉得对西安发现的82篇也应该抱着这个态度，尽管他的“后”字有破绽，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字就断定整篇是假的，我觉得这种辩伪方法还没有超出疑古派的水平，我们的时代前进了，我觉得我们的辩伪水平就应该提高一步。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书理者搞错了，我们就说他所依据的那个主本也是假的，所以我说，真的里面有假，就是说书理者掺进去的思想和书写习惯也可能是收藏者出于谋利的目的，可能在手抄本来源的问题上说些假话，张敬轩到底是不是张瑞玑的后代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他所依据的本子是不是真的，这都可以讨论，我的意见并不是说这个本子的来源问题无关紧要，对于分析孙武兵法的来源也是有价值的，如果证明张敬轩不是张瑞玑的后代，就说张敬轩所根据的主本是假的，这个谎话没说圆满，被揭穿了。这个问题得辩证地看，政府要做的工作是让张敬轩尽量说实话不要撒谎，让他打消顾虑，如果是真的，政府一定会考虑给他本人合适的报酬，不要靠这谋取暴利。首先要说实话，不要就其真伪制造许多谎话。到底这个东西的来源有没有可依据的东西拿出来（原本）：可能想把原本毁掉，他抄的这本就值钱了，如果所根据的东西还在，应该拿出来，专家们所要看的是他所根据的那个东西，而不是他所抄写的东西，如果出于谋取暴利，抬高他的手抄本的价值，把原本毁了，这是一种犯罪，文物法在这方面是有规定的。
谢国良（原军事科学院战略部部长，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
我们对西安发现的孙子兵法82篇，应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要做进一步的考证调查、研究，首先，应看到82篇的原件，82篇的材料，做以认真的研究与分析，以便进一步辩别它的真假，确定它的地位，如果是真的，要说出它真在什么地方；如果说它是假的，要说出它假在什么地方。不管它是真是假，它本身有没有军事理论上的价值及学术的价值，在军事文献上怎么看，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我们应采取认真、慎重、实事求是，科学的态度。在没有完全看到82篇的全貌，在没有弄清楚真相之前，发表一些结论性的看法，显得不够严肃，严密，有些轻率，缺乏科学的态度。就军事科学院的声明，我个人认为它只是一家的看法，不要再去纠缠它了。开始他们没想到要把加盖公章的声明一起登出来，他们的意思是盖个公章表示慎重，没有其它的意思。不同的观点与看法，都可以通过研究、磋商，探讨来解决，争鸣中间讲究的是理，而不是意气用事，是以理服人，应本着互相尊重、研究、探讨的原则，关于孙子研究会的声明没有以势压人的意思，主要是表示庄重一些。
王玉哲（史学界老前辈，天津南开大学古文献专家，原先秦史学会副会长）：
一开始我看到报纸上有关孙武兵法82篇的文章后，也写过一篇关于“说假”的文章，后来经过认真研究，觉得这东西有来头、有价值，应该慎重对待，不能一概否定。我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更多有关82篇的内容，希望陕西能尽快把82篇结集出书，我本人非常希望看到这个东西的全貌，不希望把真的82篇棒杀后留下千古遗恨。
《报刊之友》记者江彦博采访并整理

呼吁加强保护研究张藏《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情况说明
--------响应落实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件指示精神

作者：田振国
作者简介：原西安古兵学研究会副会长
王国维1925年就说“新学问大都在于新发现”，1996年在陕西西安、张敬轩先生处发现了，《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手抄本，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贵资料。这些新资料的发现促使我们不得不对以往关于《孙子兵法》的篇数和成书年代、和汉书艺文志中所记载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 ”是什么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进行重新认识。该手抄本部分内容（其中18篇）的披露，在全世界研究中国古代兵法，尤其是孙子兵法的研究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和真伪论辩。

张心澂《伪书通考·辨伪律》有云：“辨识伪书的人越多，关于真伪的争议也就越大。疑惑于何为伪、何为真，使得人们如同面对五彩斑斓而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因此，提出了六条辨伪的律则：“一、辨识伪书时不可抱有别的目的；二、辨识伪书时不可心存成见；三、不能因为书籍中的一部分内容就概括其整体；四、书籍的价值是另一个需要单独考虑的问题；五、书籍中所叙述内容的真伪是另一个需要单独辨别的问题；六、不能因为书籍是伪作就匆忙地将其削除或忽视。”
笔者详为六条辨伪的律则作解读：
1. 不可别有目的
在辨伪过程中，有些学者可能出于个人或团体的利益，故意将某些书籍判定为伪作，以达到某种目的。例如，某学者为了推广自己的学术观点，可能将与自己观点相悖的书籍判定为伪作，从而排除异己。这种做法违背了辨伪的初衷，是不可取的。
2. 不可存成见
历史上有些学者在辨伪时，由于先入为主的观念或成见，导致判断失误。例如，某些学者可能因为对某位作者或学派有偏见，而在辨伪时故意忽略或歪曲事实，将真作判定为伪作。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摒弃成见，客观公正地对待每一部书籍。
3. 不可以一斑概全体
在辨伪时，不能仅凭书籍中的某个部分或细节存在问题，就全盘否定整本书的真实性。例如，某部古籍中可能只有个别篇章或注释存在疑点，但这并不能证明整部书籍都是伪作。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全面考察书籍的各个方面，综合判断其真伪。
4. 书之价值为另一问题
书籍的价值（如文学价值、历史价值等）与其真伪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有些伪作虽然并非原作，但可能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或史料价值。例如，某些托名古籍虽然作者不真，但内容丰富、文笔优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在辨伪时不能将书籍的价值与真伪混为一谈。
5. 书中所述之真伪为另一问题
书籍中所记载的内容的真伪与书籍本身的真伪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有些书籍虽然本身是真作，但其中记载的内容可能存在虚构或夸张的成分。例如，某些史书为了突出人物或事件的重要性，可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因此，在辨伪时需要区分书籍本身的真伪与书中内容的真伪。
6. 不可因其伪而遽削之
即使经过辨别确认某本书是伪作，也不能因此就轻率地将其销毁或摒弃。伪作也可能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研究价值或参考价值。例如，通过研究伪作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学术风气和人们的思维方式等。因此，在辨伪后应对伪作进行妥善保存和深入研究。
所以在学术探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和审慎的态度，以便从历史的长河中汲取智慧，同时避免被谬误所误导。现在，先让我们用“辩伪学家”的观点，审视儒学经典《十三经》与兵学瑰宝《武经七书》的“真实面貌”。
首先，对儒学《十三经》的判定：
一、《周易》：康有为在其著作《新学伪经考》中尖锐地指出，马融、郑玄等学者在解读此经时，敢于凭借疑似之处进行杜撰，这无疑为经学领域带来了诸多异端邪说。
二、《尚书》：陈振孙在《书录解题》中直言不讳地表示，这部经典实际上是一部伪书，其真实性令人质疑。
三、《诗经》：王柏在《诗疑》中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疑虑，他认为自己尚未完全信服此经的所有内容。
四、《仪礼》：徐禾在《经义考引》中对这部经典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其中多出自汉儒的私意，或是采纳师说，或是为利益所驱动，而并非完全基于古礼。
五、《周礼》：廖平在《考古学》中揭示了这部经典的真相，他认为此书是刘歆根据《佚礼》的臆想进行揉合而成的，并非真正的古书。
六、《礼记》：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坚定地指出，这部经典无疑是战国时人所撰写的。
七、《左传》：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时代》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左传》并非左丘明所作，而是后人的伪作。
八、《公羊传》：程端学在《春秋本义》中明确指出，这部经典是汉初人所撰写的，与传统观点有所出入。
九、《谷梁传》：蒋伯在《十三经概论》中引用了晁说之的话，他认为这部经典是晚出于汉代的作品。
十、《孝经》：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揭示了这部经典的来源，他认为此书源于汉儒，不仅非孔子所作，也非周秦时期的言论。
十一、《论语》：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中指出，这部经典实际上是战国时期的言论，而非春秋时期的作品，它是后人杂辑而成的。
十二、《尔雅》：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认为，这部经典也是刘歆所伪撰的。
十三、《孟子》：赵岐在《孟子章句题解》中表示，这部经典并非孟子的真本，而是后世仿造并托名于孟子的作品。
接下来，我们再看兵学《武经七书》的情况：
一、《孙子兵法》：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考》中指出，后人在论述兵法时，往往递相增益，并将这些增益的内容都托名于孙子。
二、《吴子》：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批评道，这部经典的论述肤浅，显然是后人伪托的作品。
三、《司马法》：姚际恒同样在《古今伪书考》中明确指出，这部经典无疑是后人伪造的。
四、《尉缭子》：宋濂在《诸子辨》中表示，这部经典是后人仿造并托名于尉缭的作品。
五、《六韬》：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断言，这部经典必定是秦汉间人所伪撰的。
六、《三略》：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再次明确指出，这部经典的伪造性质无疑。
七、《李卫公问对》：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批评道，这部经典的言辞旨意浅陋粗俗，兵家中最无足采。而宋人却将其列入七书之中，实在令人可笑。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按照某些辩伪学家的狭隘观点，上述之书几乎“无书不伪”。
高似孙、宋濂等人在辨别诸子文献时，受到卫道和门户之见的束缚，他们的目的是求善而非求真，因此往往无法得出准确的辨伪结论。崔述的《考信录》虽然具有相当的考古辨伪学术价值，但他以孔子儒经为最高准则去衡量其他书籍，这种偏见导致他常常陷入矛盾之中，无法自圆其说。
古史辨派的学者在对古史进行发疑考证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他们也因为维护自身的利益或名誉，而未能实事求是、全面评论。他们往往抓住一点瑕疵或部分伪讹，就走向全盘否定的极端，几乎认为所有书籍都是伪作。这种极端态度严重偏离了辨真证伪的研究初衷，阻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争鸣和发展。

其实冯友兰曾经很精辟地指出：“所谓真伪的问题，不过是时间上的先后问题。比如《列子》这部书，我们认为是伪书。说它是伪书，不过是说它不是先秦的著作。但它是有内容的。这个内容所表现的思想，虽然不是先秦时代的思想，大概也是魏晋时代的思想。……资料的真伪并不象一颗珍珠的真伪那样。说一颗珍珠是真是伪，那就断定了它本身的价值。说一个资料是真是伪，并不断定它本身的价值，只断定它的时代的先后。”
陈寅恪即说：“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
同样，银雀山汉简中的孙子兵法十三篇《用间篇》中写道：“殷商的兴起，得益于伊挚在夏朝的作用。周朝的兴起，则是因为吕牙在殷商的活动。还有某个时期，卫国的军队在陉地发挥了关键作用。燕国的兴盛，与苏秦在齐国的活动密不可分。”一些怀疑古代文献真实性的学者常引用这些证据来证明《孙子兵法》实际上形成于“战国中期”。但这种说法其实是以偏概全。同样地，如果仅根据这一逻辑，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因为今本孙子兵法十三篇《九地篇》中的“焚舟破釜”一句，就将其作为《孙子兵法》十三篇，形成于巨鹿之战后的证据呢？这显然是很荒谬的。大家都知道，苏秦活动的时间还在孙膑之后，所以《孙子兵法》当然不会提及他。由此可知，这两句话很可能是后人添加的，或者原本只是后人的“注文”。但由于其句式与“殷之兴也”等四句相似，因此有“浅薄之人”将其“混入正文”，就像“焚舟破釜”的例子一样。在古籍中，注文被混入正文的情况并不少见。如果仅凭一个说法或例子就能证明一本书是伪造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书中的其他五千多字呢？余嘉锡著《古书通例》卷四说：“于其中杂入后人之词者, 辄指为伪作, 而秦、汉以上无完书矣。”现在，竹简的出土，大多被用于这样的争辩，真是可悲！何况张藏本孙武兵法八十二篇！
世间常有一种情况，人们往往只看到了事物的表象，而很难看出它的本质。在中国历史上，象卞和刖刑，美玉得彰即是其例。
1327年，意大利天文学家采科•达斯科里活活被烧死，他的罪名只不过说了地球是球状，在另一个半球上也有人类居住，却因违背圣经的教义惨遭迫害。 1600年2月17日，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在罗马百花广场被活活烧死，也是因为他到处宣传了哥白尼的学说，动摇了地球中心说。
1533年，60岁的哥白尼在罗马做了一系列的讲演，提出了他的学说的要点，并未遭到教皇的反对。但是他却害怕教会会反对，甚至在他的书完稿后，还是迟迟不敢发表。直到在他临近古稀之年才终于决定将它出版。1543年5月24日去世的那一天才收到出版商寄来的一部他写的书。
中国的文化，历经战乱秦火，历朝历代的更迭，能够保存到现在的古籍，百不存一，看看汉书艺文志，就会觉得我们做的工作很不够，愧对祖先。我们仔细研究西方的文化，实际上全人类的文化最精髓的部分是相通的，中国人的智慧不逊色于任何一个民族。
鲁迅先生曾经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笔者经常出去旅游，笔者去九寨沟看水，但笔者认为九寨沟的水固然很美，但是在去九寨沟的路上翻越4000多米的高山，那壮丽的画面，更让笔者感动。研究张藏本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研究本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段非常美丽的风景。
笔者曾亲眼所见，《孙武兵法》同一个章节，出现有不同字迹写的版本，文字也略有出入，这里面有誊抄的问题，还有就是抄写者比较慎重，看过不同版本的内容，所以就把他都写下来。张敬轩先生告诉笔者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看《孙武兵法》上的内容，推测可能是来源于竹简上，当时从竹简上抄下来的时候，有的字就无法辨识，这时候就出现了两种情况，有的残缺，当时誊抄的前辈自认为水平很高，就给补上去了。有的誊抄部分，不是一个人，一时所抄，学术上较为严谨，就把那个字空在那里。有的版本由不同的人抄写了2到3次，所以总体情况相当复杂。 笔者曾经在张先生那里，打开某篇82篇文字，那一张纸就会有所损坏，如果不记录下来，这个字可能后人就永远不知道是什么了？
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我们觉得有必要共同为后人留下一些东西。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至少需要三代人，笔者是改革开放后的一代，从我开始，先做第一代的传承者和发扬者，更重要的是做一个批判者，旧的能够打破，但是新的也一定要能够建立起来。
我们需要比对不同版本的兵书，然后整理出来，尽量不删除，而是采用都保存的方式，同时会特别注意到衍，脱，改，误等各种情况，采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考证和存疑。

笔者的体会是，研究兵法，首先探寻思想，再次体会文气，再次索引军事术语，再次观察遣词用句，再次研究历史典籍的旁证，再次参比近现代出土的竹简帛书和相关文物的铭文的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这是历史倒推法，然后打通关循环，再提升至一些共性规律，特别是对于战争本身的朴素规律的研究，再参比一些西方的军事典籍，从而来验证观点，一旦上升到普遍规律性以后，就能够知道我们如何面对于现实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研究兵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