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jcrb.com/n1/jcrb902/ca476697.htm
到底为什么而争论？
时间:2006年04月10日 07时43分 作者: 吴丹红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１９８６年，美国一些研究证据的学者齐集波士顿，召开了一个有关证据法发展的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什么构成了判决中争议事实的推理方式。结果，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们就很多简单的问题发生了争议，而且很难取得共识。例如，对于“事实”（ｆａｃｔ）问题，不同学科的人就有不同认识；对于“概然性”（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问题，证据法学者和律师与统计学、哲学、心理学领域的学者就分歧很大。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前几年的我国诉讼法学界。就证据法认识论上的何为“客观真实”之争，已经让我们闻到了硝烟味；后来又有诉讼证明标准的争论，赞成、否定和折中论者悉数上场，一时间刀光剑影。现在来看，这种争论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结论。当一种论调稍占上风的时候，总有另一种论调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质疑。甚至，最后的问题又回到了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证明标准”这样的基础性问题上，但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
证据问题本来是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专家汇集到一起，产生碰撞和冲突也在所难免。不过，既然大家有着沟通的诚意，为何依然会各执一词？这似乎是对哈贝马斯“沟通理性”的一种嘲讽。对于一些基本概念的讨论，自然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工作，但一味地纠缠于“词”而非“物”，则未必是好事。其实，大多数的学术会议，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热闹非凡的场面，学说林立，高论迭出。在经济学界，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更为突出，据说，光通货膨胀的理论就有近百种之多。但是，人们对于某些问题的争论，究竟是源于求解的过程，还是只不过要树立一家之说？
达尔文在回忆《物种起源》的撰写过程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找出问题比解决它们更困难”。社会学家默顿也承认，发现和形成一个真正的问题是学术研究中的首要难题。何况，有的时候，虚假的前提会导致虚假的问题。社会科学领域内很多问题的争论，总是被外界认为是无谓的口水战，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哲学也好、法学也好，很多都涉及到认识主体对问题的理解能力。一旦问题错了，钻牛角尖就成了家常便饭了。当争论者为所谓的问题乐此不疲时，旁观者总是不得要领。不过，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发展，为人们冷静地看待这种争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分析哲学家认为，哲学史上有很多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并不是因为问题太高深，而是因为问题本身就没有意义，因为这些争论是由于误解语言而引起的，维特根斯坦也曾坚持这种观点，虽然有人认为他把有些问题绝对化了，但是他把问题的语法形式和逻辑形式剥离开来的做法，对传统思辨哲学是一个颠覆。
哈贝马斯显然对于“对话”和“沟通”过于乐观，很容易遮蔽所谓的“共识”只不过是权力或者妥协的结果。很多时候，理不一定越辩越明，争论本身不能解决问题，而只不过在各说各话。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如分析哲学家们那么悲观，把问题的歧义与纷争都推给语言的理解。或许，法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学科，应该多借鉴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方法，发现和形成更多具有真正学术意义的问题，而不是一味纠缠于言辞之争。
斯蒂格勒在某次学术评论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颇有意味的话：“该文解决了它本身提出的问题，令人钦佩。不幸的是，它提出的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但愿，如此美丽的错误，在我们法学界能少一些吧。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
到底为什么而争论？
时间:2006年04月10日 07时43分 作者: 吴丹红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１９８６年，美国一些研究证据的学者齐集波士顿，召开了一个有关证据法发展的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什么构成了判决中争议事实的推理方式。结果，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们就很多简单的问题发生了争议，而且很难取得共识。例如，对于“事实”（ｆａｃｔ）问题，不同学科的人就有不同认识；对于“概然性”（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问题，证据法学者和律师与统计学、哲学、心理学领域的学者就分歧很大。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前几年的我国诉讼法学界。就证据法认识论上的何为“客观真实”之争，已经让我们闻到了硝烟味；后来又有诉讼证明标准的争论，赞成、否定和折中论者悉数上场，一时间刀光剑影。现在来看，这种争论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结论。当一种论调稍占上风的时候，总有另一种论调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质疑。甚至，最后的问题又回到了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证明标准”这样的基础性问题上，但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
证据问题本来是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专家汇集到一起，产生碰撞和冲突也在所难免。不过，既然大家有着沟通的诚意，为何依然会各执一词？这似乎是对哈贝马斯“沟通理性”的一种嘲讽。对于一些基本概念的讨论，自然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工作，但一味地纠缠于“词”而非“物”，则未必是好事。其实，大多数的学术会议，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热闹非凡的场面，学说林立，高论迭出。在经济学界，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更为突出，据说，光通货膨胀的理论就有近百种之多。但是，人们对于某些问题的争论，究竟是源于求解的过程，还是只不过要树立一家之说？
达尔文在回忆《物种起源》的撰写过程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找出问题比解决它们更困难”。社会学家默顿也承认，发现和形成一个真正的问题是学术研究中的首要难题。何况，有的时候，虚假的前提会导致虚假的问题。社会科学领域内很多问题的争论，总是被外界认为是无谓的口水战，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哲学也好、法学也好，很多都涉及到认识主体对问题的理解能力。一旦问题错了，钻牛角尖就成了家常便饭了。当争论者为所谓的问题乐此不疲时，旁观者总是不得要领。不过，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发展，为人们冷静地看待这种争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分析哲学家认为，哲学史上有很多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并不是因为问题太高深，而是因为问题本身就没有意义，因为这些争论是由于误解语言而引起的，维特根斯坦也曾坚持这种观点，虽然有人认为他把有些问题绝对化了，但是他把问题的语法形式和逻辑形式剥离开来的做法，对传统思辨哲学是一个颠覆。
哈贝马斯显然对于“对话”和“沟通”过于乐观，很容易遮蔽所谓的“共识”只不过是权力或者妥协的结果。很多时候，理不一定越辩越明，争论本身不能解决问题，而只不过在各说各话。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如分析哲学家们那么悲观，把问题的歧义与纷争都推给语言的理解。或许，法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学科，应该多借鉴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方法，发现和形成更多具有真正学术意义的问题，而不是一味纠缠于言辞之争。
斯蒂格勒在某次学术评论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颇有意味的话：“该文解决了它本身提出的问题，令人钦佩。不幸的是，它提出的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但愿，如此美丽的错误，在我们法学界能少一些吧。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