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观念里一个有品德的人一定会孝顺父母，尊敬师长，热爱国家。一个人孝敬父母，尊敬师长，热爱国家，这样的一个人才算是一个正派老实的人，一个正派老实的人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才是有益的，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服从父母，师长，国家的管理。
父母，师长，国家不会做不利于我们的事情，这是我们传统认知的观点，也是在传统观点的语境之下评判一个如此做的人有品德的前提：我们的父母不会亏待我们，故而我们要顺从我们父母的意志，我们的师长不会误导我们，故而我们要听从师长的指导，我们的国家不会出卖我们，故而我们要服从国家的安排。如此我们各自干好各自的事情，才能彼此相安无事，人人生活美满。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父母对你好的行为是他们认为对你好的行为，并非真正对你好，师长对我们有益的指导是他们认为有益的指导，并非真的对你有益，国家对你有利的安排是国家认为有利的安排，并非真的对你有利。当他们的教诲、指导、安排确实有利于你时，你听从他们；若他们的教诲、指导、安排事实上有损于你时，你还听从他们，那么你就会受到损害。那么我们就要在他们的要求确实对我们有利的时候听从他们，而在他们的要求不利于我们的时候自作主张。但不论如何，他们又是不允许我们自作主张的（主要对于在他们允许的范围之外），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并非时时为我们着想，而在更多时候为自己着想。父母只有让子女服从于自己，才能让子女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为自己谋取利益；师长只有让晚生服从于自己，才能让晚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为自己谋取自己的利益；统治者只有让公民服从于国家，才能让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为自己谋取利益。于是我们可以认为所谓的“为你好”多半是假话，哪怕这些话是发自内心说出来的。那么，子女就并不应该顺从父母，晚生就不应该顺从师长，公民就不应该顺从国家，因为这些“上”的指挥并不总是有利于他们的，有时还有害于他们。然而实情是，这些“下”的大多数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顺从于这些“上”的。这是为什么？
任何人都希望自己得到利益以保恃与得恃，于是任何人都会去利用自己已有的恃为自己争取利益。自然，如果一件事不能给人带来什么利益，只是纯粹的负担，或者入不敷出，那么就不会有人愿意做这件事。通常，我们又认为，父母抚养子女，师长指导晚生，国家服务公民就是这样的事情；这显然与上述的观点相悖。于是就有如下的解释：父母承担了生养子女的义务，于是就有了管控子女的权力；师长承担了教导晚生的义务，于是就有了指挥晚生的权力；国家承担了庇护公民的义务，于是就有了命令公民的权力；于是我们说这种权力是他们承担了相应的义务才带来的，这些“上”出于保护“下”，维护“下”而做出了某些付出，故而有管控、命令“下”的权力。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子女要依靠父母生活，所以子女为了保证自己的生活而不得不服从父母；师长权势、实力大于自己并能够干涉自己，晚生为了保全自己所属的位置而不得不服从师长；统治者掌握了社会上的大量财富，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容被统治者有任何反抗甚至异议，于是被统治者也就是公民为了生存不得不服从那些（由统治者本身背书的）国家与政府。于是我们可以看出，子女，晚生，公民对父母，师长，国家存在着一定的依附关系，故而这种权力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有恃，而非所谓“承担了义务”才产生的。
我们说子女要孝顺父母，晚生要尊重师长，公民要热爱国家，这是说他们有这种义务，然而他们真的有这种义务吗？不过是因为这样的依附关系而不得不做罢了。我们说父母生育了子女才有了孝顺的义务，是因为师长给予了关照所以才有了尊敬的义务，国家服务于公民并为公民“谋利”所以才有了“热爱”的义务。然而父母并非为了子女而生育子女，而是生育子女对自己有利才去这么做的；师长本身并无义务去特别的指导和关照晚生，是因为关照晚生对自己有利才去这么做的；国家本身并没有义务为公民提供庇护，一个人本身也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是因为庇护公民，将一个人并入一个国籍对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有利才这么做的。故而他们不是出于“善良”，不是出于“义务”、“天职”，而是出于利益才这么做的；不是因为“奋斗”，不是因为“能力”、“志向”，而是因为有恃才能够这么做的。于是说：父母养育孩子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求恃；师长关照晚生不是因为慈，而是因为求恃；国家庇护公民不是因为义，而是因为求恃。如果这样做了能够得恃，则父母爱护，师长呵护，国家庇护；若是不能得恃，若是不仅不能得恃，还会因此失恃，则父母压抑，师长打击，国家迫害。没人关心与自己利害无关的事物，但一定会关照或铲除对自己有利或者有害的事物。所以父母、师长、国家才会要求服从而反对叛逆，要求追求形式而反对深究实质，要求愚昧的忠诚而反对理性的判断，只有这样，这些“上”才能更好地控制住“下”，才能利用他们来求恃。至于“下”如何，他们不必过多在意，至多给那些有功劳或苦劳的“下”一些小恩小惠即可。
于是我们可以看出父母并不因为他们养育了子女而伟大，师长并不因为他们关照了晚生而尊敬，国家并不因为庇护了公民而崇高，只不过是因为有恃，让“下”不得不这么做罢了。而如果他们选择了与自己的“上”对抗，那么他们就会被“上”以“不守规矩”这样的理由迫害。“上”为了管控“下”以让他们为自己求恃，于是从自己的先验王国中请来了邢和礼强迫“下”遵从，把它们尊为亘古不变的“真理”来钳制住“下”的思想与行动；而为了维护这套体系在“下”的一次次冲击下岌岌可危的合法性，他们又从先验王国中搬了救兵，在古代，这个东西叫神明，叫“天”；在现在，这东西叫“真理”，叫“规矩”，叫“大家都”，叫“就应该”。“下”当中胆量小的在他们的威压下屈服了，胆量大的被他们用自己的力量碾压了；有的“下”由于实力有所上升而成了一部份“下”的“上”，先前就有的“上”便容许他实力的上升甚至有意识地培养他，而不将他作为一种威胁去打击，并把这个当作一种恩典，于是借助这个恩典的权力，“下”们便不顾及“上”平日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了，只要还能从“上”那里获得恩典，无论谁都尽力想办法获得恩典而成为新的“上”而不惜和其他人相斗了。
于是所谓尊者没有什么值得尊敬的，不过是他们有恃罢了。
父母，师长，国家不会做不利于我们的事情，这是我们传统认知的观点，也是在传统观点的语境之下评判一个如此做的人有品德的前提：我们的父母不会亏待我们，故而我们要顺从我们父母的意志，我们的师长不会误导我们，故而我们要听从师长的指导，我们的国家不会出卖我们，故而我们要服从国家的安排。如此我们各自干好各自的事情，才能彼此相安无事，人人生活美满。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父母对你好的行为是他们认为对你好的行为，并非真正对你好，师长对我们有益的指导是他们认为有益的指导，并非真的对你有益，国家对你有利的安排是国家认为有利的安排，并非真的对你有利。当他们的教诲、指导、安排确实有利于你时，你听从他们；若他们的教诲、指导、安排事实上有损于你时，你还听从他们，那么你就会受到损害。那么我们就要在他们的要求确实对我们有利的时候听从他们，而在他们的要求不利于我们的时候自作主张。但不论如何，他们又是不允许我们自作主张的（主要对于在他们允许的范围之外），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并非时时为我们着想，而在更多时候为自己着想。父母只有让子女服从于自己，才能让子女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为自己谋取利益；师长只有让晚生服从于自己，才能让晚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为自己谋取自己的利益；统治者只有让公民服从于国家，才能让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为自己谋取利益。于是我们可以认为所谓的“为你好”多半是假话，哪怕这些话是发自内心说出来的。那么，子女就并不应该顺从父母，晚生就不应该顺从师长，公民就不应该顺从国家，因为这些“上”的指挥并不总是有利于他们的，有时还有害于他们。然而实情是，这些“下”的大多数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顺从于这些“上”的。这是为什么？
任何人都希望自己得到利益以保恃与得恃，于是任何人都会去利用自己已有的恃为自己争取利益。自然，如果一件事不能给人带来什么利益，只是纯粹的负担，或者入不敷出，那么就不会有人愿意做这件事。通常，我们又认为，父母抚养子女，师长指导晚生，国家服务公民就是这样的事情；这显然与上述的观点相悖。于是就有如下的解释：父母承担了生养子女的义务，于是就有了管控子女的权力；师长承担了教导晚生的义务，于是就有了指挥晚生的权力；国家承担了庇护公民的义务，于是就有了命令公民的权力；于是我们说这种权力是他们承担了相应的义务才带来的，这些“上”出于保护“下”，维护“下”而做出了某些付出，故而有管控、命令“下”的权力。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子女要依靠父母生活，所以子女为了保证自己的生活而不得不服从父母；师长权势、实力大于自己并能够干涉自己，晚生为了保全自己所属的位置而不得不服从师长；统治者掌握了社会上的大量财富，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容被统治者有任何反抗甚至异议，于是被统治者也就是公民为了生存不得不服从那些（由统治者本身背书的）国家与政府。于是我们可以看出，子女，晚生，公民对父母，师长，国家存在着一定的依附关系，故而这种权力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有恃，而非所谓“承担了义务”才产生的。
我们说子女要孝顺父母，晚生要尊重师长，公民要热爱国家，这是说他们有这种义务，然而他们真的有这种义务吗？不过是因为这样的依附关系而不得不做罢了。我们说父母生育了子女才有了孝顺的义务，是因为师长给予了关照所以才有了尊敬的义务，国家服务于公民并为公民“谋利”所以才有了“热爱”的义务。然而父母并非为了子女而生育子女，而是生育子女对自己有利才去这么做的；师长本身并无义务去特别的指导和关照晚生，是因为关照晚生对自己有利才去这么做的；国家本身并没有义务为公民提供庇护，一个人本身也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是因为庇护公民，将一个人并入一个国籍对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有利才这么做的。故而他们不是出于“善良”，不是出于“义务”、“天职”，而是出于利益才这么做的；不是因为“奋斗”，不是因为“能力”、“志向”，而是因为有恃才能够这么做的。于是说：父母养育孩子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求恃；师长关照晚生不是因为慈，而是因为求恃；国家庇护公民不是因为义，而是因为求恃。如果这样做了能够得恃，则父母爱护，师长呵护，国家庇护；若是不能得恃，若是不仅不能得恃，还会因此失恃，则父母压抑，师长打击，国家迫害。没人关心与自己利害无关的事物，但一定会关照或铲除对自己有利或者有害的事物。所以父母、师长、国家才会要求服从而反对叛逆，要求追求形式而反对深究实质，要求愚昧的忠诚而反对理性的判断，只有这样，这些“上”才能更好地控制住“下”，才能利用他们来求恃。至于“下”如何，他们不必过多在意，至多给那些有功劳或苦劳的“下”一些小恩小惠即可。
于是我们可以看出父母并不因为他们养育了子女而伟大，师长并不因为他们关照了晚生而尊敬，国家并不因为庇护了公民而崇高，只不过是因为有恃，让“下”不得不这么做罢了。而如果他们选择了与自己的“上”对抗，那么他们就会被“上”以“不守规矩”这样的理由迫害。“上”为了管控“下”以让他们为自己求恃，于是从自己的先验王国中请来了邢和礼强迫“下”遵从，把它们尊为亘古不变的“真理”来钳制住“下”的思想与行动；而为了维护这套体系在“下”的一次次冲击下岌岌可危的合法性，他们又从先验王国中搬了救兵，在古代，这个东西叫神明，叫“天”；在现在，这东西叫“真理”，叫“规矩”，叫“大家都”，叫“就应该”。“下”当中胆量小的在他们的威压下屈服了，胆量大的被他们用自己的力量碾压了；有的“下”由于实力有所上升而成了一部份“下”的“上”，先前就有的“上”便容许他实力的上升甚至有意识地培养他，而不将他作为一种威胁去打击，并把这个当作一种恩典，于是借助这个恩典的权力，“下”们便不顾及“上”平日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了，只要还能从“上”那里获得恩典，无论谁都尽力想办法获得恩典而成为新的“上”而不惜和其他人相斗了。
于是所谓尊者没有什么值得尊敬的，不过是他们有恃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