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国务院规定，12月15日是“十一五”规划各项指标上报的大限之日，如果地方政府未能完成“十一五”规划期间的节能减排任务，相关主管领导将被问责，甚至直接予以免职。
然而，以石家庄市为代表的河北省，却与南方省市的拉闸限电方式不同。《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显示，作为河北省省会的石家庄市，各区县的民营企业正在成为拉闸限电的“重灾区”。相比之下，石家庄范围内的烟草企业、上市公司、医药化工以及外资企业，都不在限电之列。
当然，也有农户属于被无辜波及。
“有些高能耗企业不接专用线路和变压器，和居民用电线路连接在一起。”河北省某电力部门工作人员说，电力部门的线路不可能分管到每一户，有可能在停那些高能耗企业电的同时，将居民用电也停掉了。
但不管怎样，此次拉闸限电中，实力较弱的民营企业再次“舅舅不疼、姥姥不爱”，成为被拉闸限电的重点对象。
一位石家庄市发改委官员告诉记者，河北省衡水市某地，一家外贸加工企业被限电后，企业主曾几番去当地政府求情，但都被拒绝了。无奈之下，这位企业主当众给地方政府官员下跪。因为年底这家企业的海外订单要完成，在限电的情况下无法继续生产，订单完成无望，企业可能面临高额赔偿。
对于该种情形，记者无从考证真假，亦无法获知此类情况在被限电企业中的确切比例。
前松后紧
“现在谁还保GDP、财政收入啊，先保乌纱帽吧，完成节能减排目标就保住了乌纱帽。”石家庄市某县常务副县长说。而与节能减排指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府官员主要是各级市长、常务副市长、发改委主任这三个职位。
据记者多方了解，多个市县在意识到节能减排任务的利害后，关乎节能减排的紧急会议都不分昼夜。
“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天天要下乡督导，近期常常是凌晨开紧急会议，有时候有紧急情况，半夜4点还要去县政府开会。”前述石家庄市某县常务副县长说。
这位副县长感觉自己现在很受罪，一面要承受被限电企业主的压力，另一面还要承受节能指标的压力。
但来自企业主的声音则认为，政府在单位GDP节能降耗上的管理不力，组织混乱，才出现前松后紧的状况，企业则成了地方官员保住乌纱帽的牺牲品。
“节能减排指标都是‘十一五’初期就制定了，这完全可以分计划、分季度、分步骤地组织完成节能降耗，而现在却是来一脚急刹车，那么到‘十二五’时，是不是也拉几个月的电就完成任务了，那还搞什么调结构促进企业升级。”一位企业主颇为气愤。
显然，在没有任何法理依据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粗暴”限电惹怒了企业主。
在上述企业主看来，此次限电的多数企业都是各项手续齐全，环保达标，企业的损失谁来埋单？
从现在来看，距离最终“交账”的12月15日大限已经进入倒计时，各地方官员压力极大，拉闸限电还要继续，否则根本完不成任务。于是，在石家庄，许多县的官员开始跑主管节能的发改委等机关，希望自己的用电量能多一些。
“我们都希望自己辖区的用电量多点，不然压力太大。石家庄某县的用电量在9月份时还离其完成节电指标差1亿度。”石家庄市发改委一位人士称。该县年用电量在20亿度左右，这也意味着，要完成1亿度的节能指标，该县在接下来的3个月中，大约要有18天时间一度电都不能用。而如果将指标分摊到有限的企业节能上，有的企业可能要处于半停产甚至停产状态。
11月10日，石家庄市召开了节能减排方面的相关会议，此次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重新分配节能指标中的用电量。此次指标重新分配也可看做是各市县不断“叫苦”之下的利益重构，每个市县都希望自己在达标范围下，尽量多分一些用电量。
制度拷问
就此种种，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分析指出，我国节能减排的政策实施主要通过行政监管和利益导向的激励手段两种方式来执行，而就当下来看，行政手段执行中主要存在三个方面问题：政策是否可持续、效果能否得到持续保障以及经济代价能否更小。
然而，以石家庄市为代表的河北省，却与南方省市的拉闸限电方式不同。《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显示，作为河北省省会的石家庄市，各区县的民营企业正在成为拉闸限电的“重灾区”。相比之下，石家庄范围内的烟草企业、上市公司、医药化工以及外资企业，都不在限电之列。
当然，也有农户属于被无辜波及。
“有些高能耗企业不接专用线路和变压器，和居民用电线路连接在一起。”河北省某电力部门工作人员说，电力部门的线路不可能分管到每一户，有可能在停那些高能耗企业电的同时，将居民用电也停掉了。
但不管怎样，此次拉闸限电中，实力较弱的民营企业再次“舅舅不疼、姥姥不爱”，成为被拉闸限电的重点对象。
一位石家庄市发改委官员告诉记者，河北省衡水市某地，一家外贸加工企业被限电后，企业主曾几番去当地政府求情，但都被拒绝了。无奈之下，这位企业主当众给地方政府官员下跪。因为年底这家企业的海外订单要完成，在限电的情况下无法继续生产，订单完成无望，企业可能面临高额赔偿。
对于该种情形，记者无从考证真假，亦无法获知此类情况在被限电企业中的确切比例。
前松后紧
“现在谁还保GDP、财政收入啊，先保乌纱帽吧，完成节能减排目标就保住了乌纱帽。”石家庄市某县常务副县长说。而与节能减排指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府官员主要是各级市长、常务副市长、发改委主任这三个职位。
据记者多方了解，多个市县在意识到节能减排任务的利害后，关乎节能减排的紧急会议都不分昼夜。
“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天天要下乡督导，近期常常是凌晨开紧急会议，有时候有紧急情况，半夜4点还要去县政府开会。”前述石家庄市某县常务副县长说。
这位副县长感觉自己现在很受罪，一面要承受被限电企业主的压力，另一面还要承受节能指标的压力。
但来自企业主的声音则认为，政府在单位GDP节能降耗上的管理不力，组织混乱，才出现前松后紧的状况，企业则成了地方官员保住乌纱帽的牺牲品。
“节能减排指标都是‘十一五’初期就制定了，这完全可以分计划、分季度、分步骤地组织完成节能降耗，而现在却是来一脚急刹车，那么到‘十二五’时，是不是也拉几个月的电就完成任务了，那还搞什么调结构促进企业升级。”一位企业主颇为气愤。
显然，在没有任何法理依据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粗暴”限电惹怒了企业主。
在上述企业主看来，此次限电的多数企业都是各项手续齐全，环保达标，企业的损失谁来埋单？
从现在来看，距离最终“交账”的12月15日大限已经进入倒计时，各地方官员压力极大，拉闸限电还要继续，否则根本完不成任务。于是，在石家庄，许多县的官员开始跑主管节能的发改委等机关，希望自己的用电量能多一些。
“我们都希望自己辖区的用电量多点，不然压力太大。石家庄某县的用电量在9月份时还离其完成节电指标差1亿度。”石家庄市发改委一位人士称。该县年用电量在20亿度左右，这也意味着，要完成1亿度的节能指标，该县在接下来的3个月中，大约要有18天时间一度电都不能用。而如果将指标分摊到有限的企业节能上，有的企业可能要处于半停产甚至停产状态。
11月10日，石家庄市召开了节能减排方面的相关会议，此次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重新分配节能指标中的用电量。此次指标重新分配也可看做是各市县不断“叫苦”之下的利益重构，每个市县都希望自己在达标范围下，尽量多分一些用电量。
制度拷问
就此种种，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分析指出，我国节能减排的政策实施主要通过行政监管和利益导向的激励手段两种方式来执行，而就当下来看，行政手段执行中主要存在三个方面问题：政策是否可持续、效果能否得到持续保障以及经济代价能否更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