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千年来，江南地区才是真中央，而北京只是在江南地区财税支撑下的前线。以宋代江东两浙为地域口径，北宋此地人口可达到全国的1/7左右，明代后期则高过1/4，清代后期也有1/8左右，而到了太平天国以后，这个数字迅速减弱。
今天，整个吴语区人口还不到一亿，甚至可能只有总人口的1/20。已经从一个大民系变为中小民系。在古代，这样的人口比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是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强势地位的基础。极多的人口聚集在极小的地理尺度上，也就意味着这里必然有着更多的工商业从业人口，也就是农业脱产人口，城市化的比率更高，城市人口的比例更大，清中期，江南核心的城市人口比例能达到20%以上，而这和1978年全国的城市人口比例相差不远直到本朝建立初期，因为东北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根据地，北京才能独立于江南地区扎根（民国之前的北京没有江南输血根本发展不了），
看看明清史和科举籍贯来源改开之后江南地区又回归了一千年来的历史地位，江南地区才是真中央（看看40年来从江南地区走上去了多少人）。
上海从各个角度上都是当代两京制的另一个京城，把上海当去掉中央的北京看，很多东西就一目了然了。更多的人，更发达的经济，这是古代江南成为几乎帝国唯一的经济中心的重大原因。同时，因为经济繁荣，有着更多的农业脱产人口，也就意味着更多人能从繁重的耕作中解脱出来，读书识字，参与功名。
这也是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江浙进士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的原因。江东子弟大量汇聚京城，才有了明代浙党、东林党这些势力庞大的地方官僚集团，在政治上发挥巨大影响。政治和经济的强势，必然影响到文化。明清两代，江南中心苏州成为全国的出版业中心，书院林立，文章荟萃。在传统官话文学的强盛以外，甚至还出现了以苏州吴语，也即苏白为语言写成的小说。民俗方面，江南园林成为当时建筑的典范和标杆，清代的皇家园林颐和园，圆明园等，就是模仿江南建筑而设计出来的
因此我们绝对可以说，太平天国动乱，是一次巨大的转折。这次战争几乎摧毁了明清以来江南长期积累成长起来的市镇体系，并为以后近代进入上海独大的时代奠定了某种缘起。某种程度上，近代上海的繁盛，“一城抵半国”的畸形独大，乃是周边江南地区最后一次将剩余的光亮高度汇聚到一起的，回光返照式的结果。近代上海当然是辉煌的。30年代的上海事实上也是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甚至也是政治中心之一。这一时期，由古典时代承接而来的江南士绅阶层精英，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嫁接在一起，推动着上海各方面的繁荣。政治上，江浙文官集团继续垄断了官场；经济上，江浙财团背后的银行家、实业家群体，推动着民族资本的发展；文化上，江浙作家、学者、报人、导演等层出不穷，上海是全国的传媒中心，不仅有报纸杂志，还有广播电影然而，这种辉煌是短暂的。近代的江南承接着古典时代的儒家传统，但也在中央政权崩溃以后，被迫开放接受欧美文明的殖民教化。
本土士绅与西方列强作为两股强大的力量盘踞于此，呈现着封建化与买办化的重重矛盾与暗影。最终，诞生于东南本土的政党国民党，在这些力量和传统面前左右摇摆，进退失据，无法完成国家统一独立走向现代化的重任，并彻底在49年崩溃。49年后建立的共和国彻底终结了古典时代和殖民时代。以江南士绅为代表的古典社会精英阶层彻底消亡，江南沿海的港口也纷纷关闭并彻底驱逐了西方势力，而大规模的工业化也在能源矿藏更为丰富的北方展开。自此，一股新的力量在遥远的北方形成。那是基于高度严密集权的党政军体制而下的新兴工业精英力量，政治上，他们作为国企的“技术官僚”，垄断官场；经济上，他们主导国有工业化的庞大体系和秩序；文化上，各类科教文卫系统同样围绕工业化体系建立，如各大工业部门相关的部委下属的高校和研究所。自此，从49年到78年，除了上海还作为国有工业化中心城市之一发光发热，江南地区的其余城市，尤其是基层市镇都因自由经济的被禁止而彻底衰落了。这种颓势，更大范围要延续到93年。之后，浦东开放启动了江南地区改革开放的大幕，市场经济重新兴起，江南基层的乡镇经济开始复苏蓬勃，而在城市则又重新打开港口，积极引进外资。某种角度看，这更像是在对近代曾被埋没的那段历史的遥远呼应。然而，江南经济的重新复苏并不能使他回到古典时代的唯一强势位置。经济上，珠三角以同样的原因迅速崛起
今天，整个吴语区人口还不到一亿，甚至可能只有总人口的1/20。已经从一个大民系变为中小民系。在古代，这样的人口比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是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强势地位的基础。极多的人口聚集在极小的地理尺度上，也就意味着这里必然有着更多的工商业从业人口，也就是农业脱产人口，城市化的比率更高，城市人口的比例更大，清中期，江南核心的城市人口比例能达到20%以上，而这和1978年全国的城市人口比例相差不远直到本朝建立初期，因为东北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根据地，北京才能独立于江南地区扎根（民国之前的北京没有江南输血根本发展不了），
看看明清史和科举籍贯来源改开之后江南地区又回归了一千年来的历史地位，江南地区才是真中央（看看40年来从江南地区走上去了多少人）。
上海从各个角度上都是当代两京制的另一个京城，把上海当去掉中央的北京看，很多东西就一目了然了。更多的人，更发达的经济，这是古代江南成为几乎帝国唯一的经济中心的重大原因。同时，因为经济繁荣，有着更多的农业脱产人口，也就意味着更多人能从繁重的耕作中解脱出来，读书识字，参与功名。
这也是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江浙进士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的原因。江东子弟大量汇聚京城，才有了明代浙党、东林党这些势力庞大的地方官僚集团，在政治上发挥巨大影响。政治和经济的强势，必然影响到文化。明清两代，江南中心苏州成为全国的出版业中心，书院林立，文章荟萃。在传统官话文学的强盛以外，甚至还出现了以苏州吴语，也即苏白为语言写成的小说。民俗方面，江南园林成为当时建筑的典范和标杆，清代的皇家园林颐和园，圆明园等，就是模仿江南建筑而设计出来的
因此我们绝对可以说，太平天国动乱，是一次巨大的转折。这次战争几乎摧毁了明清以来江南长期积累成长起来的市镇体系，并为以后近代进入上海独大的时代奠定了某种缘起。某种程度上，近代上海的繁盛，“一城抵半国”的畸形独大，乃是周边江南地区最后一次将剩余的光亮高度汇聚到一起的，回光返照式的结果。近代上海当然是辉煌的。30年代的上海事实上也是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甚至也是政治中心之一。这一时期，由古典时代承接而来的江南士绅阶层精英，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嫁接在一起，推动着上海各方面的繁荣。政治上，江浙文官集团继续垄断了官场；经济上，江浙财团背后的银行家、实业家群体，推动着民族资本的发展；文化上，江浙作家、学者、报人、导演等层出不穷，上海是全国的传媒中心，不仅有报纸杂志，还有广播电影然而，这种辉煌是短暂的。近代的江南承接着古典时代的儒家传统，但也在中央政权崩溃以后，被迫开放接受欧美文明的殖民教化。
本土士绅与西方列强作为两股强大的力量盘踞于此，呈现着封建化与买办化的重重矛盾与暗影。最终，诞生于东南本土的政党国民党，在这些力量和传统面前左右摇摆，进退失据，无法完成国家统一独立走向现代化的重任，并彻底在49年崩溃。49年后建立的共和国彻底终结了古典时代和殖民时代。以江南士绅为代表的古典社会精英阶层彻底消亡，江南沿海的港口也纷纷关闭并彻底驱逐了西方势力，而大规模的工业化也在能源矿藏更为丰富的北方展开。自此，一股新的力量在遥远的北方形成。那是基于高度严密集权的党政军体制而下的新兴工业精英力量，政治上，他们作为国企的“技术官僚”，垄断官场；经济上，他们主导国有工业化的庞大体系和秩序；文化上，各类科教文卫系统同样围绕工业化体系建立，如各大工业部门相关的部委下属的高校和研究所。自此，从49年到78年，除了上海还作为国有工业化中心城市之一发光发热，江南地区的其余城市，尤其是基层市镇都因自由经济的被禁止而彻底衰落了。这种颓势，更大范围要延续到93年。之后，浦东开放启动了江南地区改革开放的大幕，市场经济重新兴起，江南基层的乡镇经济开始复苏蓬勃，而在城市则又重新打开港口，积极引进外资。某种角度看，这更像是在对近代曾被埋没的那段历史的遥远呼应。然而，江南经济的重新复苏并不能使他回到古典时代的唯一强势位置。经济上，珠三角以同样的原因迅速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