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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姓统谱》中梁氏人物的籍贯和文字错漏方面的一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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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而长 :
《万姓统谱》是明代万历年间凌迪知所编撰,有说“其姓氏部分虽多钞纂前人成果,然亦有所增补,有所整饬,有所辩证”(虞万里《明清以来之姓氏与姓氏书》)。由于其收罗广博,可以作为查阅历史人名的工具书,后世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提要》等也多有引用。不过,其中也不乏舛误疏漏之处。《四库提要》说:“元人《排韵氏族大全》而下,作者弥众,其合诸家之书勒为一帙者,则迪知此编称赅备焉。其中庞杂牴牾,均所不免。至於辽、金、元三史姓氏,音译失真,舛讹尤甚。然蒐罗既广,足备考订,故世俗颇行用之,亦未可尽废也。”李慈铭说它:“不讲字学,时病舛讹,然胪载详尽,考姓氏者莫便于是书。”(《越缦堂日记・祥琴室日记》)

《史记·周本纪》裴駰集解:“应劭曰:‘周孝王封伯翳之后为侯伯,与周别,五百载至昭王时,西周君臣自归受罪,献其邑三十六城合也。’”
伯益所封梁国问题
2019年12月3日
《风俗通义》、《路史》中有“伯益佐禹治水,封于梁”、“梁(西梁),伯益国”的文字,仅仅看文字,似乎有个伯益所封的梁国,不过仔细考察,就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即还不能说有伯益所封的梁国。
(一)东汉后期应劭《风俗通》说到“《尚书》、《春秋左传》曰,伯益佐禹治水,封于梁。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这是应劭的综合说法,不能轻率地望文生义,需要仔细去分析。
《后汉书·五行志五》南朝·梁·刘昭注:“《风俗通》曰:‘光和四年四月,南宫中黄门寺有一男子,长九尺,服白衣。中黄门解步呵问:“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宫掖。”曰:“我梁伯夏后,天使我为天子。”步欲前收取,因忽不见。劭曰:《尚书》、《春秋左传》曰,伯益佐禹治水,封于梁。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龙多归之,帝舜嘉之,赐姓董氏。董氏之祖,与梁同焉。到光熹元年,董卓自外入,因间乘衅,废帝杀后,百官总己,号令自由,杀戮决前,威重于主。梁本安定,而卓陇西人,俱凉州也。天戒若曰,卓不当专制夺矫,如白衣无宜兰入宫也。白衣见黄门寺,及卓之末,中黄门诛灭之际,事类如此,可谓无乎?’”按:“光和四年四月”,《后汉书·灵帝纪》、《后汉书·五行志五》、《后汉纪》卷二十四、《蔡中郎集》卷七《答诏问灾异》作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三日)。“中黄门解步”,《蔡中郎集》卷七《答诏问灾异》、《后汉书·灵帝纪》李贤注引《东观汉记》作“中黄门桓贤”,《后汉纪》卷二十四作“中黄门桓览”。说法不同。
笔者按:(1)应劭《风俗通》在引用书籍方面,有的是引用原文,有的是用其意思,有的是用自己所理解的意思。
《风俗通义·正失》“封泰山禅梁父”条:“谨按:《尚书》、《礼》:天子巡守,岁二月,至于岱宗。”王利器注“至于岱宗”说:“引书见《尧典》。《释文》云:‘“守”或作“狩”。’《礼记·祭义》有‘天子巡守’文。器案:连举二书名或二作者名于前,继引其文,即不复分别言之,此为汉人著书通例,说详《皇霸篇》“六国”条。”按,《尚书·舜典》说:“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礼记·祭义》说:“天子巡守,诸侯待于竟。天子先见百年者。”可见应劭是综合《尚书》、《礼记》两书的说法。
《风俗通义·皇霸》“六国”条说:“谨案:《战国策》、《太史公记》:秦孝公据淆、函之固……”王利器注“太史公记”说:“《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生言,又见《陈涉世家》,《汉书》陈胜项籍传赞因之。……又案:应氏此书,凡一时同引数书,往往并列所举之书名于文前,后即不复分别冠以某书之名,如本篇‘五帝’条引《易》、《尚书大传》,《正失篇》‘封泰山禅梁父’条引《尚书》、《礼》,及此文引《战国策》、《太史公记》是也。此与《史记》始皇本纪赞著‘贾谊、司马迁曰云云’,《周礼》钟师疏引《五经异义》‘谨案古《山海经》、《邹子书》云云’,《史记·甘茂列传》索隐‘案《山海经(海内经)》、《启筮》云云’,《南齐书·孔稚圭传》稚圭上新建律注表‘又闻老子、仲尼曰云云’,俱为古书特有之例,桂馥书《史记》秦始皇本纪赞后谓此当作‘司马迁曰贾谊曰’,通览未周,妄欲持论,不足致诘也。”
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的“佚文”部分有:“焦氏,姬姓国也。按史记:周武王封神农之后于焦,后以国为姓。《左传》曰:‘虞、虢、焦、滑,皆姬姓也,为晋所灭。’汉有外黄令焦贡。(《类稿》一八、《合璧事类续》二三)”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左传》本说八国,而应劭仅言其中部分的四国,又“为晋所灭”并非《左传》原文,而是应劭自己的理解概括。
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赐姓董氏一事,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而《尚书》则没有说到。《尚书》提到伯益佐禹治水的事,但没有提到伯益被封于梁的事。《春秋左传》没有提到伯益佐禹治水的事,而有“梁嬴”,可推知梁为嬴姓国。《国语·郑语》:“嬴,伯翳之后也。”三国·吴·韦昭注:“伯翳,舜虞官,少皞之后伯益也。” 许慎《说文解字》:“嬴,帝少暤之姓也。”而东汉官方的《东观汉记》说梁统“其先与秦同祖,出于伯益,别封于梁”(《后汉书·梁统传》李贤注引),可见当时学术界是认为梁国是伯益之后别封于梁的。应劭所谓“《尚书》、《春秋左传》曰,伯益佐禹治水,封于梁”,只不过综合言之,并不是说两书原文如此,具体而言是《尚书》提到伯益佐禹治水的事而《春秋左传》显示伯益之后封于梁,所以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应劭说《尚书》、《春秋左传》都记载伯益佐禹治水而被封于梁。
(2)《汉书·叙传》载班固《幽通赋》云:“嬴取威于百仪兮,姜本支虖三止。”颜师古注:“应劭曰:‘嬴,秦姓也,伯益之后也。伯益为虞,有仪鸟兽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于六国也。姜,齐姓也。止,礼也。齐,伯夷之后。伯夷为秩宗,典天地人鬼之礼也。’”(《文选》李善注引相同。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佥曰益哉”句说“‘伯益’又讹作‘百仪’”,应劭的说法是“据仪字所作望文生训的解释,不足信”。)应劭说秦是“伯益之后”、齐是“伯夷之后”,自然不是说伯益封于秦、伯夷封于齐,而是说伯益之后封于秦、伯夷之后封于齐。《汉书·地理志上》河南郡“梁”唐代颜师古注:“应劭曰:‘《左传》曰秦取梁。梁,伯翳之后,与秦同祖。’臣瓒曰:‘秦取梁,后改曰夏阳,今冯翊夏阳是也。此梁,周之小邑,见于春秋。’师古曰:‘瓒说是也。’”《左传》所说秦取梁的“梁”,和河南的“梁”是两个地方,此处颜师古引应劭说法,不知道是应劭把河南的“梁”误解为《左传》秦取梁的“梁”,还是应劭说的不是河南的“梁”而颜师古误以为应劭说的是河南的“梁”。而对于《左传》中秦取梁的“梁”,应劭的说法则是:“梁,伯翳之后,与秦同祖。”应劭这并不是说梁是伯翳(伯益)所封,即不是说伯翳(伯益)封于梁,而是说梁是翳(伯益)之后,伯翳(伯益)之后封于梁,这和《东观汉记》说梁统“其先与秦同祖,出于伯益,别封于梁”是同一类看法。
又,秦祖伯益,而说梁“与秦同祖”,是指梁与秦同祖伯益。秦是伯益之后代所封,故而秦祖伯益。梁是伯翳之后代所封,故而梁祖伯翳。梁、秦皆祖伯翳(伯益),所以梁“与秦同祖”。和《史记·赵世家》“赵氏之先,与秦共祖”是同一类说法。如果梁是伯翳所封而不是伯翳之后所封,那么就是“梁,伯翳所封”或“梁氏,梁侯伯益之后”,而不叫“梁,伯翳之后,与秦同祖”了。(《竹书纪年》:“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
(3)伯益佐禹治水在夏代前,夏四百年,商六百年,入周至梁为秦所灭又四百年,如果说伯益佐禹治水被封于梁,这梁国历经夏、商而入周,存在了一千四百年之久才被灭国,那么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而涉及梁氏来源的许多著名古籍,除《路史》之外,也没有持这种说法的。
(二)南宋前中期罗泌《路史》说到“伯益……佐禹治水,封之于梁”,不过这只是引用《风俗通》的文字,而相关说法更是难以成立。
《路史·后记八》:“伯益之字隤凱,次居子族之三。(益庙碑云字隤凯,帝髙阳第三子。亦见《水经注》。)为唐泽虞,是为百虫将军(……)。佐禹治水,封之于梁。舜嬗禹,禹巽于益,辞焉(……)。年过二百。南梁、大敖,梁之析也。有梁氏、敖氏、伯氏(见《风俗通》:伯益治水,封于梁。亦见《尚书》《春秋左传》。故刘昭志云董氏与梁同祖。光和元年,有白衣入阳徳殿门,称梁伯夏。亦见《风俗通》云颛顼大敖之后是也)。”
笔者按:上面注文所谓“益庙碑”是指《水经注·洛水》所说晋惠帝永平元年《百虫将军显灵碑》,碑文说:“将军姓伊氏,讳益,字隤敳,帝高阳氏之第二子伯益也。晋元康五年七月七日,顺人吴义等建立堂庙,永平元年二月二十日刻石立颂,赞示后贤矣。”《路史》卷十六、卷二十五、卷三十四以伯翳、伯益为二人,以伯翳为少昊之后,是皋陶三子中的长子,伯益为高阳第三子,其卷三十四更是有《辨伯翳非伯益》,说:“伯翳者,少昊之后、皋陶之子,而伯益乃帝高阳之第三子隤敳也。”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十九“伯翳之后周平王时封为秦”条详辨其误。古代学者一般认为伯翳即伯益,不赘述。
杨守敬《水经注疏》卷十五:“守敬按:以伯益为隤敳,又加以百虫将军之号,俚俗妄谈。而罗泌《路史》信之,是谓无识。朱氏已辨其非。近梁玉绳《史记志疑》辨之尤详审。又按:《左传》晋人以魏献子为将军,《国语》郑人以詹伯为将军,将军之号,起于《春秋》,不应三代上已有之。《后汉书·南蛮传》吴将军之号,亦非典要也。”《辞海》“将军”条说:“春秋时晋国以卿为军将,因而有将军之称。战国时始为武官名。”《墨子•非攻中》:“昔者晋有六将军。”孙诒让间诂:“六将军,即六卿为军将者也。春秋时通称军将为将军。”
赵冀《陔馀丛考》卷五“伯益、伯翳一人”条认为伯益、伯翳是一人,又说:“《路史》以伯翳、伯益为二人,谓翳乃少昊后,皋陶之子;益乃高阳之第三子隤敳。金仁山则云:伯翳即伯益,秦声以入为去,故谓益为翳也。若以伯翳为皋陶之子,则楚人灭蓼之时,秦方盛于西,臧文仲安得云‘皋陶、庭坚不祀忽诸’乎?又以益为高阳之子,则夏启时应二百馀岁,禹又何从荐之?是仁山亦以翳、益为一人也。”金仁山即宋末元初金履祥,学者尊称为仁山先生,其说详见金履祥《通鉴前编》卷一。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佥曰益哉”句说:或疑益与伯翳非一人,因《史记·陈杞世家》历叙舜、禹、契、稷、皋陶、伯夷、伯翳之后裔皆有封国,接着说“垂、益、夔、龙其后不知所封”。故《索隐》云:“秦祖伯翳,解者以翳、益则一人,今言十一人,叙伯翳而又别言垂、益,则是二人也。且按《舜本纪》叙十人,无翳而有彭祖,彭祖亦坟典不载,未知太史公意如何,恐多是误。然据《秦本纪》叙翳之功,云‘佐舜驯调鸟兽’,与《舜典》命益作虞,‘若予上下草木鸟兽’文同,则为一人必矣。”有《秦本纪》“生大费”下《索隐》亦云:“而《陈杞系(世)家》即叙伯翳与伯益为二,未知太史公疑而未决邪,抑亦谬误尔。”按此处上文已断言“伯翳与伯益是一人不疑”。徒因《陈杞世家》之文而疑其二人,但终以为当是史公误文。按司马迁运用史料总是忠实地录原材料入之。《陈杞世家》既据秦资料写入伯翳,在叙及垂的资料时,顺手将《尚书》中“垂益夔龙”一并写入,然“益”之后裔有封国,写入“其后不知所封”句中是错的。显然是当时未及注意将它删去,所以应如《索隐》所说是误文,不能据此以为伯益与伯翳非一人。
(三)《路史·国名纪三》说到“梁(西梁),伯益国”,是把西汉西梁侯国的西梁误解为伯益国了。
《路史·国名纪三》高阳氏后:“梁(西梁),伯益国。《地理风俗传》:扶柳西北五十有梁城,故汉西梁县。西梁故城在今冀之南宫堂阳镇,镇之东鹿南六十。(《县道记》:西梁故城二三里,一名五梁城,后汉入扶柳。)南梁在汝。(详周后国,以别大梁、少梁也云。)敖,梁析,传谓颛顼大敖之后……”(笔者按:《古今姓氏书辩证卷》卷十一:“敖,高阳氏别号大敖,其后有敖氏。”《通志》卷二十八:“敖氏,颛帝师太敖之后。”《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二十七:“敖,谯国,宫音。《古今姓纂》:颛顼师大敖之后。”)
笔者按:关于这“西梁”,《水经注》卷十“浊漳水”说:“扶柳县故城在信都城西,衡水迳其西。县有扶泽,泽中多柳,故曰扶柳也。衡水又北迳昌城县故城西,《地理志》信都有昌城县。汉武帝以封城阳顷王子刘差为侯国。阚駰曰:昌城本名阜城矣。应劭曰:堂阳县北三十里有昌城,故县也。世祖之下堂阳,昌城人刘植率宗亲子弟据邑以奉世祖是也。又迳西梁县故城东,《地理风俗记》曰:扶柳县西北五十里有西梁城,故县也。世以为五梁城,盖字状致谬耳。”
《路史》以“西梁”为伯益国,有误。这西梁其实是西汉的西梁侯国而不是伯益国。西梁侯国,西汉置,属信都国。汉宣帝神爵四年(前58年)三月乙亥封广川戴王刘文三子刘辟兵为西梁侯,置西梁侯国。治所在今河北辛集市南三十里大车城。东汉省。
《汉书·王子侯表下》:“神爵……四年……西梁节侯辟兵。广川戴王子。三月乙亥封,七年薨。甘露三年,孝侯广嗣。哀侯宫嗣。侯敞嗣,免。钜鹿。”
《汉书·地理志下》:“信都国(景帝二年为广川国,宣帝甘露三年复故。莽曰新博。属冀州)……县十七:信都(王都。故章河、故虖池皆在北,东入海。《禹贡》绛水亦入海。莽曰新博亭),历(莽曰历宁),扶柳,辟阳(莽曰乐信),南宫(莽曰序下),下博(莽曰闰博),武邑(莽曰顺桓),观津(莽曰朔定亭),高堤,广川,乐乡(侯国。莽曰乐丘),平堤(侯国),桃(莽曰桓分),西梁(侯国),昌成(侯国),东昌(侯国。莽曰田昌),修(莽曰修治)。”
综上所述,《风俗通义》、《路史》里的说法,并不能说明有个伯益所封的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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