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她了。她远远站在那里,就着一盏闪烁的油灯,她的身影显得那样漂亮,动人。
“我有一个心愿……”我低声向她诉说着,她也没能听见。我慢慢向她走近。我能看清她了:起皱的双颊,一只油光光的酒糟鼻,满口大板牙和布满血丝的双目。“她”显得十分疲乏。只见她披着一头浓黑的头发,就着幽暗的油灯款款下了台,然后一把扯下头发、脱下长裙,当我准备拉住她,恳求她听听我的许诺时,我发现,月亮娘娘成了个男人。
好多年过去了,我已不记得,当年我究竟要向月亮娘娘祈求什么?以及最后我的家人是如何找到我的?这两件事对我至今仍是一个谜。我的心愿得到了应诺,却没有兑现。
——尽管我最后还是被找回了,我的家人沿着水路到处寻找我——但我至今不信,找到的那个女孩就是我。
后来我长大了,什么月亮娘娘的悲惨故事,船舫,会捕鱼的长颈鸟……渐渐都在我记忆中淡薄了。
现在我老了,离坟墓越来越近了,这似又使我有了一种归属感,我好像又回到童年,我生命的黎明,我又清晰地记起那年中秋,重新体会到那份天真,坦诚,不安,好奇,恐怖和孤独,就那样,把自己给丢了。
今晚又是中秋,我又记起那个遥远的中秋,我甚至记起了我对月亮娘娘的企求:我希望我能被找回。
“别沿着墙角骑自行车。”母亲告诫她七岁的女儿。
“不嘛!”女孩不从,“为什么呀?”
“因为这样,我就看不到你了,如果你摔哭了,我也听不见。”
“你怎么知道我会摔下来?”女孩不服。
“命书上有的。《二十六扇凶门》,里面将预言一切,你会遭到厄难。”
“我不信。让我看。”
“这是用中文写的,你又不识中文。所以,你得听我的话。”
“那么,那二十六扇凶门是什么?告诉我。”
母亲只顾手中的编结。
“说呀!”
母亲还是不答理她。
“我知道,你不开口,是因为你自己也不知道。你根本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女孩说着,赌气走了,跳上自个的自行车,沿着墙骑着,不及拐到墙角,就连人带车地摔了下来。
早在我六岁时,母亲就教我,万事要不露声色,才会成功,这是一种战略,就好比下棋。虽然那时,我们很少有人知道下棋。
有次走过买蜜饯的店,我硬拉妈的手不肯离开,哭着赖着要吃蜜饯。“闭嘴。聪明人,就会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你至少得学会辨别风向。风,最厉害了,它无影无踪,却最有力度。”
于是,当我们再次走过这家蜜饯店时,我便一声不吭,乖乖地管住自己的嘴巴。待母亲挑好了她需购的食品后,便很爽气地从货架上拿了一袋蜜饯,一并搁在账台上。
母亲擅长持家,因此,在她的精心治理下,我和哥哥们,都过得不错,至少不受我们四周环境的限制。我们住在旧金山的唐人街里,和大多数中国孩子一样,在餐馆和古董店后门的石子路上玩耍。我没有一点受穷的感觉。每日三餐,我们都吃得饱饱的,每餐五菜一汤。
我们住着一套有两个卧室的明亮、舒适和干净的公寓。我们公寓楼下,是一家中国糕团店。破晓时,当小街上晨曦尚未散尽时,我就能闻到甜烂的煮豆沙香。然后,是油氽麻球和咖哩鸡饺的香味溢上来。经常我还在床上,就听到父亲碰上门上班去了。
两排公寓之间的小路尽头,是一块空地,那是个小操场,置着滑梯、秋千架等。操场四周排列着石条凳,老人们常爱闲坐在这里晒太阳,嗑瓜子,用瓜子壳引着咕咕叫的鸽子。但我们最喜欢的,是那头的一条小径,幽暗,静谧,弯弯曲曲地延伸着,对我们来说带有几分神秘。我的哥哥们曾沿着它潜入一家中药铺后门,窥视到老李把那种希奇古怪的蛇虫百脚的干壳,和着什么东西的枯叶和干花,包成一小包一小包地卖给病家。
据说有一次,他就用这种祖传的秘方,治好了一位被美国医生宣布了死刑的病人。药房边,是一个印刷房,专门印刷烫金的喜帖和过节用的彩旗。
再往前走,就是鱼市场。橱窗里展放着一池一池已注定不能生还的甲鱼和其他水产,它们徒然地在铺着绿瓷砖的池里挣扎,同时还要互相倾轧争斗,为自己霸得一份较舒畅的空间。它们上方赫然写着一幅广告:“只供食用,不出售宠物。”穿着血迹斑斑白大褂的屠夫们,麻利地将顾客挑中的鱼开膛破肚,一边坚决地向顾客保证:“都是活蹦鲜跳,刚刚捕捞上来的。”在生意比较清淡时,我们还能见到一篓一篓活生生的青蛙和螃蟹。大人们警告我们不能去惹冒它们。另外还有成箱的乌贼干,冰冻对虾,鱿鱼和鳗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