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哥闲聊敦煌之5
1900年发现了藏经洞（第17窟），遗憾的是，官府的不作为，无知的王圆箓把藏经洞的写本、绢画，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卖给了各国的探险家们，致使这些写本、绢画和与相隔天涯，现分藏在英、法、日、俄、美等国家的公私图书馆和博物馆。
1907年3月，英国人斯坦因来到了敦煌。斯坦因全名是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著名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探险家，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他是今天英国与印度所藏敦煌与中亚文物的主要搜集者，也是最早的研究者与公布者之一。他的许多著作至今仍是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之书。进行了四次著名的中亚考察，考察重点是中国的新疆和甘肃，所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文物及其他中亚文物仍是今天国际敦煌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斯坦因在他著写的《千佛——敦煌石窟寺的古代佛教壁画》中写道：“1906年到1908年之间，我开展了第二次中亚探险之旅。其间有幸在敦煌附近的千佛洞发现了尘封已久的藏经洞，洞中藏有众多珍贵的古代佛教绘画。”
为获取藏金洞和莫高窟瑰宝，斯坦因在1907年四次来敦煌莫高窟，勘察、研究莫高窟洞窟遗存和社情，观察、研究莫高窟和藏经洞的看护人王圆箓。 斯坦因在他著写的《西域考古图记》中写道：“这里虽有丰富的机会，不少的遗物，可以为研究佛教艺术之用，然而开始还是以限于考古学方面的活动为妙。如此庶几不致激起民众的愤怒，酿成实际的危险。”经验丰富的斯坦因要寻找适当的时机。 斯坦因对王圆箓进行了非常深入地观察分析。斯坦因感到王道士为人极其狡猾机警，难以捉摸，如果尽其所有的“金钱来引诱他同他的寺院，还不足以胜过他对于宗教的情感，或者激起众怒的畏惧”。
斯坦因认为，王圆箓敬畏神灵，对文物的保管十分小心谨慎，可能是害怕由于自己的疏忽会 激怒神灵，所以平时不敢随便打开示人，因此想要接近它是不容易的。
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在其清理岀来的莫高窟下寺里，请来技艺粗糙的画工，绘制了《西游记》的传说。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得到精神共鸣的王道士，在当天夜间就悄悄地把秘室所藏的几个写本拿给斯坦因看，巧合的是，王道士拿的几卷文书，正是唐玄奘翻译的佛经。斯坦因和他请的翻译抓住时机，对王圆箓攻心：这是唐僧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托付于你，让来等待斯坦因再次将经书取回印度。诱导之下，第二天早晨，就将斯坦因引入了秘室。
斯坦因的写道：“从王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卷子紧紧的一层一层地乱堆在地上，高达十呎左右。据后来的测度，将近有五百方呎。小室约有九呎见方，两人站了进去，便无多少余地了。”“道士自被我开导以后，于是很热心地将卷子一捆又一捆抱了出来”，“用无色坚韧的画布作包袱的一个大包裹，打开之后，全是古画，颜色调和，鲜艳如新”。
1907年斯坦因从王道士处购得敦煌写本24箱，绢画丝织物5箱。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处获得写本570余卷。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接踵而来，对全部洞窟进行了编号，并抄录题记、拍摄照片。从王道士处购得藏经洞文献中的精品及斯坦因剩下的绢画、丝织物以及木雕佛像等十余身。
1910-1911年，日本人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吉川小一郎来到敦煌，先后于王道士处收购写本169卷和200卷，并将精美的两身塑像纳入行囊中带走。
1914-1915年，俄国人奥登堡率考察队来敦煌，据俄国方面的整理编号，奥登堡于敦煌收集写本18000余卷，绢画百余幅。同时还剥离窃取了莫高窟第263等窟壁画十余幅，带走塑像十余尊。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来敦煌，粘剥壁画26幅，带走莫高窟第328窟塑像、257窟彩塑各一尊。 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结束了莫高窟无人管理任人宰割的历史。（图片为闫学诗临摹藏金洞流失海外绘画作品中的地藏菩萨造像）
1900年发现了藏经洞（第17窟），遗憾的是，官府的不作为，无知的王圆箓把藏经洞的写本、绢画，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卖给了各国的探险家们，致使这些写本、绢画和与相隔天涯，现分藏在英、法、日、俄、美等国家的公私图书馆和博物馆。
1907年3月，英国人斯坦因来到了敦煌。斯坦因全名是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著名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探险家，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他是今天英国与印度所藏敦煌与中亚文物的主要搜集者，也是最早的研究者与公布者之一。他的许多著作至今仍是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之书。进行了四次著名的中亚考察，考察重点是中国的新疆和甘肃，所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文物及其他中亚文物仍是今天国际敦煌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斯坦因在他著写的《千佛——敦煌石窟寺的古代佛教壁画》中写道：“1906年到1908年之间，我开展了第二次中亚探险之旅。其间有幸在敦煌附近的千佛洞发现了尘封已久的藏经洞，洞中藏有众多珍贵的古代佛教绘画。”
为获取藏金洞和莫高窟瑰宝，斯坦因在1907年四次来敦煌莫高窟，勘察、研究莫高窟洞窟遗存和社情，观察、研究莫高窟和藏经洞的看护人王圆箓。 斯坦因在他著写的《西域考古图记》中写道：“这里虽有丰富的机会，不少的遗物，可以为研究佛教艺术之用，然而开始还是以限于考古学方面的活动为妙。如此庶几不致激起民众的愤怒，酿成实际的危险。”经验丰富的斯坦因要寻找适当的时机。 斯坦因对王圆箓进行了非常深入地观察分析。斯坦因感到王道士为人极其狡猾机警，难以捉摸，如果尽其所有的“金钱来引诱他同他的寺院，还不足以胜过他对于宗教的情感，或者激起众怒的畏惧”。
斯坦因认为，王圆箓敬畏神灵，对文物的保管十分小心谨慎，可能是害怕由于自己的疏忽会 激怒神灵，所以平时不敢随便打开示人，因此想要接近它是不容易的。
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在其清理岀来的莫高窟下寺里，请来技艺粗糙的画工，绘制了《西游记》的传说。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得到精神共鸣的王道士，在当天夜间就悄悄地把秘室所藏的几个写本拿给斯坦因看，巧合的是，王道士拿的几卷文书，正是唐玄奘翻译的佛经。斯坦因和他请的翻译抓住时机，对王圆箓攻心：这是唐僧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托付于你，让来等待斯坦因再次将经书取回印度。诱导之下，第二天早晨，就将斯坦因引入了秘室。
斯坦因的写道：“从王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卷子紧紧的一层一层地乱堆在地上，高达十呎左右。据后来的测度，将近有五百方呎。小室约有九呎见方，两人站了进去，便无多少余地了。”“道士自被我开导以后，于是很热心地将卷子一捆又一捆抱了出来”，“用无色坚韧的画布作包袱的一个大包裹，打开之后，全是古画，颜色调和，鲜艳如新”。
1907年斯坦因从王道士处购得敦煌写本24箱，绢画丝织物5箱。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处获得写本570余卷。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接踵而来，对全部洞窟进行了编号，并抄录题记、拍摄照片。从王道士处购得藏经洞文献中的精品及斯坦因剩下的绢画、丝织物以及木雕佛像等十余身。
1910-1911年，日本人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吉川小一郎来到敦煌，先后于王道士处收购写本169卷和200卷，并将精美的两身塑像纳入行囊中带走。
1914-1915年，俄国人奥登堡率考察队来敦煌，据俄国方面的整理编号，奥登堡于敦煌收集写本18000余卷，绢画百余幅。同时还剥离窃取了莫高窟第263等窟壁画十余幅，带走塑像十余尊。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来敦煌，粘剥壁画26幅，带走莫高窟第328窟塑像、257窟彩塑各一尊。 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结束了莫高窟无人管理任人宰割的历史。（图片为闫学诗临摹藏金洞流失海外绘画作品中的地藏菩萨造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