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哥闲聊敦煌之6
陈寅恪先生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被斯坦因带走，现存于大英博物馆，印于大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金刚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刊印日期的印刷品，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书籍”。敦煌遗书中除珍贵的佛画、佛经外，还有那些具有无限深广的社会经济意义与极其丰富的世俗生活内容的文书，差不多都被伯希和与斯坦因运走了。
藏金洞的敦煌遗书，其劫难不仅仅是外国探险家运岀国门的部分，而国内相关官僚的私藏占有以及损毁也是重要的部分。
藏经洞写卷文书与大量的佛画，从发现之初王道士四处奉送、巴结官府人物、以及卖出的部分，后经多国探险家劫掠，至此，大半精华已经流散国外，那么所剩下的部分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正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1909年5月，精通汉语、更懂中国文化、更识敦煌遗书价值的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在北京六国饭店举办了一次敦煌遗书的展示活动。 此时，伯希和从藏经洞劫得的大批文献已安全运抵巴黎，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伯希和将随身携带一些敦煌珍本《尚书释文》、《沙州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敦煌碑赞合集》等典籍，展示给了北京的中国学者。众多官界大佬和学界名流前往参观。此次展示让政府官员和学者们震惊不已。消息很快震动了整个北京学术界，并引起了中外的惊愕和舆论的哗然。
这次展示是中国国内第一次大范围对敦煌遗书的了解，更是上层官府和学界第一次大范围知晓国内发现如此重要和珍贵的东西被劫掠国外。
如梦初醒的政府上层，在北京学界的呼吁之下，开始启动了挽救国宝的行动。
虽有有良知的学者真心希望抢救国宝，但经办官员们则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
宣统元年（1909年），清廷得知莫高窟文物的价值后，决定将藏经洞存留文物运交京师图书馆保存。敦煌遗书从无人知晓，此时已价值连城。
敦煌遗书的进京路，成了敦煌遗书的劫难路。
据史料记载，此次运输启运装车时，并未将敦煌遗书装箱，而是将遗书直接装车，用布、草卷盖，大绳捆扎。从资料中看到这样的记载，真让人心疼不已。那是几百年前的宝贝啊。
运载经卷的大车离开藏经洞，首先到达敦煌县城。押送的人把车子停在官衙门外，大家入内吃饭。在室内大吃大喝的同时，门外的人就从大车上抽取经卷。押送的人对于门外发生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据敦煌学者沙武田教授研究，当这辆大车停在敦煌衙门的门口时，便开始了被偷窃的痛苦的历程。沿途一路，大小官府如同层层关卡。官员们和经手人雁过拔毛，不断把手伸进这“运宝”的车中。他们根本不懂这宝物指何而言，只知道它们价值连城而决不放过机会捞一把罢了。文物，在纯正的文化人的眼里是精神财富；在无知而贪婪人的眼里只是一种变相的黄金。
敦煌学者沙武田教授写道，当运载写本的大车进了北京城后，主管此次押运任务的的押运官新疆巡抚何彦升并没有马上移交学部，他竟让儿子何震彝把车子接进他家。由何震彝和他的岳丈李盛铎，以及刘廷琛、方尔谦等人一同把车上所有经卷写本翻了一遍，择其精好，悉数窃取出来。为了怕缺了件数，被人发现，竟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来充数。然后才交给学部，入藏京师图书馆，总共约八千多件。
敦煌遗书经国外探险家之手，流散于世界。但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些探险家没有让这些文物二次毁损，更没有将其据为己有，而是通过当时最好的保护措施和运输方式，历尽千辛运送回国，完整地上缴到自己的国家，收藏在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中。
斯坦因曾这样写道：这数百幅绘画，绝大部分绘制于上等绢之上，它们数百年来一直处于众多抄本的重压之下，大多被压成了紧实的小包。宾雍在导论中提到了大英博物馆所做的精细工作。馆方花费了大量时间，安然无恙地打开和清洗了这些画作。大英博物馆版画与素描部花了近七年的时间才安全地处理和修复了这些绘画。为我们能够轻松地欣赏这批佛教艺术遗存、研究提供了先决条件。由此，使敦煌遗书得到了妥善保护，至今尚在，成了人类的共同财富。也由此启动了国际上敦煌学的兴起。
而在国内，各级官府不考虑如何加以保护，而是有人拿着它求官，有人拿着它卖钱，有人拿着它收藏传后。延续到民国初年，甘肃和新疆一带，还有人向外国人兜售敦煌遗书的写本。民国８年1919年，甘肃政府再次命令敦煌县府查找流失的敦煌遗书时，再次把藏经洞打开，里边居然还埋藏着94捆。国宝就这样被无知荒唐地虐待着。
而那些被散落民间的敦煌遗书，如今安在？
（本片为闫学诗临摹敦煌壁画莫高窟 第257窟 鹿王本生图局部）
陈寅恪先生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被斯坦因带走，现存于大英博物馆，印于大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金刚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刊印日期的印刷品，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书籍”。敦煌遗书中除珍贵的佛画、佛经外，还有那些具有无限深广的社会经济意义与极其丰富的世俗生活内容的文书，差不多都被伯希和与斯坦因运走了。
藏金洞的敦煌遗书，其劫难不仅仅是外国探险家运岀国门的部分，而国内相关官僚的私藏占有以及损毁也是重要的部分。
藏经洞写卷文书与大量的佛画，从发现之初王道士四处奉送、巴结官府人物、以及卖出的部分，后经多国探险家劫掠，至此，大半精华已经流散国外，那么所剩下的部分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正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1909年5月，精通汉语、更懂中国文化、更识敦煌遗书价值的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在北京六国饭店举办了一次敦煌遗书的展示活动。 此时，伯希和从藏经洞劫得的大批文献已安全运抵巴黎，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伯希和将随身携带一些敦煌珍本《尚书释文》、《沙州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敦煌碑赞合集》等典籍，展示给了北京的中国学者。众多官界大佬和学界名流前往参观。此次展示让政府官员和学者们震惊不已。消息很快震动了整个北京学术界，并引起了中外的惊愕和舆论的哗然。
这次展示是中国国内第一次大范围对敦煌遗书的了解，更是上层官府和学界第一次大范围知晓国内发现如此重要和珍贵的东西被劫掠国外。
如梦初醒的政府上层，在北京学界的呼吁之下，开始启动了挽救国宝的行动。
虽有有良知的学者真心希望抢救国宝，但经办官员们则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
宣统元年（1909年），清廷得知莫高窟文物的价值后，决定将藏经洞存留文物运交京师图书馆保存。敦煌遗书从无人知晓，此时已价值连城。
敦煌遗书的进京路，成了敦煌遗书的劫难路。
据史料记载，此次运输启运装车时，并未将敦煌遗书装箱，而是将遗书直接装车，用布、草卷盖，大绳捆扎。从资料中看到这样的记载，真让人心疼不已。那是几百年前的宝贝啊。
运载经卷的大车离开藏经洞，首先到达敦煌县城。押送的人把车子停在官衙门外，大家入内吃饭。在室内大吃大喝的同时，门外的人就从大车上抽取经卷。押送的人对于门外发生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据敦煌学者沙武田教授研究，当这辆大车停在敦煌衙门的门口时，便开始了被偷窃的痛苦的历程。沿途一路，大小官府如同层层关卡。官员们和经手人雁过拔毛，不断把手伸进这“运宝”的车中。他们根本不懂这宝物指何而言，只知道它们价值连城而决不放过机会捞一把罢了。文物，在纯正的文化人的眼里是精神财富；在无知而贪婪人的眼里只是一种变相的黄金。
敦煌学者沙武田教授写道，当运载写本的大车进了北京城后，主管此次押运任务的的押运官新疆巡抚何彦升并没有马上移交学部，他竟让儿子何震彝把车子接进他家。由何震彝和他的岳丈李盛铎，以及刘廷琛、方尔谦等人一同把车上所有经卷写本翻了一遍，择其精好，悉数窃取出来。为了怕缺了件数，被人发现，竟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来充数。然后才交给学部，入藏京师图书馆，总共约八千多件。
敦煌遗书经国外探险家之手，流散于世界。但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些探险家没有让这些文物二次毁损，更没有将其据为己有，而是通过当时最好的保护措施和运输方式，历尽千辛运送回国，完整地上缴到自己的国家，收藏在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中。
斯坦因曾这样写道：这数百幅绘画，绝大部分绘制于上等绢之上，它们数百年来一直处于众多抄本的重压之下，大多被压成了紧实的小包。宾雍在导论中提到了大英博物馆所做的精细工作。馆方花费了大量时间，安然无恙地打开和清洗了这些画作。大英博物馆版画与素描部花了近七年的时间才安全地处理和修复了这些绘画。为我们能够轻松地欣赏这批佛教艺术遗存、研究提供了先决条件。由此，使敦煌遗书得到了妥善保护，至今尚在，成了人类的共同财富。也由此启动了国际上敦煌学的兴起。
而在国内，各级官府不考虑如何加以保护，而是有人拿着它求官，有人拿着它卖钱，有人拿着它收藏传后。延续到民国初年，甘肃和新疆一带，还有人向外国人兜售敦煌遗书的写本。民国８年1919年，甘肃政府再次命令敦煌县府查找流失的敦煌遗书时，再次把藏经洞打开，里边居然还埋藏着94捆。国宝就这样被无知荒唐地虐待着。
而那些被散落民间的敦煌遗书，如今安在？
（本片为闫学诗临摹敦煌壁画莫高窟 第257窟 鹿王本生图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