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王朝闭锁嘉峪关，内迁居民，废弃瓜、沙二州之后，藏经洞发现之前，很少见到描写和研究莫高窟的资料。
据记载，元代世祖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克·波罗曾来到过敦煌。但在他的《马克波罗游记》中，并未提及到莫高窟。只是对敦煌偶像崇拜习俗作了详尽的描写：在此沙漠中行三十日毕，抵一城，名曰沙州。此城隶大汗。全州名唐古忒(Tanguth)。居民多是偶像教徒，然亦稍有聂斯托里派之基督教徒若干，并有回教徒。其偶像教徒自有其语言。城在东方及东北方间。居民持土产之麦为食。境内有庙宇不少，其中满布种种偶像，居民虔诚大礼供奉。接着，马克·波罗对当地的祭祀和丧葬风俗作了长篇描写。
而具有现代考古专业知识背景的斯坦因应该是近代对敦煌莫高窟进行详尽勘查、系统研究的第一个外国人。他在《西域考古图记》中，首先对当时的莫高窟外部环境，进行了深入的观察研究。
想深入了解敦煌莫高窟，我觉得很有必要了解一下藏经洞发现的年代，莫高窟真实的外貌状况。
斯坦因这样描述他称之为“千佛洞”的莫高窟：千佛洞谷位于敦煌东南约10英里的地方，它是疏勒河盆地的一处沙漠山谷。山谷口宽约1.5英里，往里缩成了一条窄窄的峡谷。一条不知名的小河穿过低矮的山峦向北流去。这条小河在很早以前的地质时代就已形成，由较高一些的南山余脉上的山泉汇集而成。山谷西部的山坡上满是流动的沙丘，向西一直延伸到党河，这便是敦煌绿洲的南缘。后来历史上的“沙州”就是得名于此。
站在西部新近形成的高大沙丘上，可以俯视千佛洞山谷。山谷的东部也是低矮荒凉的山丘，已经风化的山坡岩面全是光秃秃的。由于冰川的作用，山脚下形成了平整的沙砾地面。
斯坦因顺着从敦煌过来的马车道进入宁静的山谷，走了不到1英里，敦煌石窟最北端的一组洞窟（北区洞窟）就呈现在他的眼前。这里地势仍很开阔，洞窟就开凿在河床西面的悬崖上。山脚的那条小河，因为水分蒸发过多，到达这里时已完全干涸，宽广的河床上只能见到满目的沙砾。只有在偶尔发生的洪水到来时，河床里才有水流。这组凿在阴暗崖面上的黑森森的洞窟，远远望去，鳞次栉比，如同蜂巢一般。洞窟的规模都不是太大，排列有序，向上一直到达高出河床50~60英尺的岩面上。
斯坦因分析，崖面上原本有通向这些洞窟的通道，由于风蚀和崖脚洪水冲刷岩面崩塌，现多已荡然无存。斯坦因看到，在距这组石窟近500码的地方，崖面上还孤零零地保留着一截廊道和台阶，显然是当时攀登石窟的设施。第二组石窟的情况与第一组大体相似，它比第一组石窟高出约150码。这些洞窟绝大部分都很小，而且大多没有壁画，看来属于僧人居住的洞窟的可能性比较大。
敦煌石窟的主体部分在南区，其情形与北区的洞窟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沿着逐渐拾升的陡峭山壁绵延了约1000码。山脚耕地上的榆木丛挡住了位置较低一些的石窟。不过，就是站到山脚近处，也很难看出这组石窟的总体特点和布局情况。这组石窟为数众多，布局上也显得无章可循。它们的分布事先似乎并没有一个通盘的规划，所以对它们进行明确的分组很难。
在斯坦因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敦煌石窟陡峭的悬崖上，不间断地排满了洞窟，高高低低，密密麻麻，有时甚至是一个叠着一个。洞窟的数量与其位置的高低并无必然的联系。在敦煌石窟群的最南端和最北端，所能见到的洞窟都只有一排。而其他地点的洞窟，则上下往往多至四五排。只有在斯坦因编号Ch.IX窟附近的崖面上，以及两个大型洞窟之间的崖面上，才可以看出洞窟是按层来分布。
大窟周围开凿了许多明窗，以便采光。洞窟像座（坛基）前面往往凿出长方形的前厅（通道），厅的左、右、后三面墙和顶板都绘有壁画，壁画多已褪色。由于洞窟的前墙往往已经塌落，这些壁画从洞窟外面看去一目了然。大型洞窟的前墙，往往是在岩面上直接凿成。但也有一些洞窟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们的前墙往往用木制门户或廊道代替，可能是当时或后期作过改动和修复。这些木构设施在位置较高的洞窟前面还有保存，只是残破得很。登上这些位置较高的洞窟往往得靠栈廊，现在只能看见支撑廊子的横木，或插横木的小洞。用于攀登的石台阶和木台阶几乎已全部崩塌，个别洞窟前还有这种阶梯，都是最近修复时增补上去的。
藏经洞所在的那个寺宇看上去有些破旧，但它仍是当地人朝拜的一个圣地。斯坦因记述：除了王道士和他的两个助手以及一个身份卑贱、不懂汉文的西藏喇嘛，整个遗址别无他人，一片荒凉，仿佛是一个被人们忘却了的地方。
斯坦因记录的，应该是当时莫高窟外观的真实面貌。现在说他是劫掠者也罢、文物贩子也罢。当研读斯坦因著作，感受到其严谨细致的实证研究，我认为斯坦因的观察描述是真实可信的。（图片为闫学诗临摹敦煌壁画
据记载，元代世祖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克·波罗曾来到过敦煌。但在他的《马克波罗游记》中，并未提及到莫高窟。只是对敦煌偶像崇拜习俗作了详尽的描写：在此沙漠中行三十日毕，抵一城，名曰沙州。此城隶大汗。全州名唐古忒(Tanguth)。居民多是偶像教徒，然亦稍有聂斯托里派之基督教徒若干，并有回教徒。其偶像教徒自有其语言。城在东方及东北方间。居民持土产之麦为食。境内有庙宇不少，其中满布种种偶像，居民虔诚大礼供奉。接着，马克·波罗对当地的祭祀和丧葬风俗作了长篇描写。
而具有现代考古专业知识背景的斯坦因应该是近代对敦煌莫高窟进行详尽勘查、系统研究的第一个外国人。他在《西域考古图记》中，首先对当时的莫高窟外部环境，进行了深入的观察研究。
想深入了解敦煌莫高窟，我觉得很有必要了解一下藏经洞发现的年代，莫高窟真实的外貌状况。
斯坦因这样描述他称之为“千佛洞”的莫高窟：千佛洞谷位于敦煌东南约10英里的地方，它是疏勒河盆地的一处沙漠山谷。山谷口宽约1.5英里，往里缩成了一条窄窄的峡谷。一条不知名的小河穿过低矮的山峦向北流去。这条小河在很早以前的地质时代就已形成，由较高一些的南山余脉上的山泉汇集而成。山谷西部的山坡上满是流动的沙丘，向西一直延伸到党河，这便是敦煌绿洲的南缘。后来历史上的“沙州”就是得名于此。
站在西部新近形成的高大沙丘上，可以俯视千佛洞山谷。山谷的东部也是低矮荒凉的山丘，已经风化的山坡岩面全是光秃秃的。由于冰川的作用，山脚下形成了平整的沙砾地面。
斯坦因顺着从敦煌过来的马车道进入宁静的山谷，走了不到1英里，敦煌石窟最北端的一组洞窟（北区洞窟）就呈现在他的眼前。这里地势仍很开阔，洞窟就开凿在河床西面的悬崖上。山脚的那条小河，因为水分蒸发过多，到达这里时已完全干涸，宽广的河床上只能见到满目的沙砾。只有在偶尔发生的洪水到来时，河床里才有水流。这组凿在阴暗崖面上的黑森森的洞窟，远远望去，鳞次栉比，如同蜂巢一般。洞窟的规模都不是太大，排列有序，向上一直到达高出河床50~60英尺的岩面上。
斯坦因分析，崖面上原本有通向这些洞窟的通道，由于风蚀和崖脚洪水冲刷岩面崩塌，现多已荡然无存。斯坦因看到，在距这组石窟近500码的地方，崖面上还孤零零地保留着一截廊道和台阶，显然是当时攀登石窟的设施。第二组石窟的情况与第一组大体相似，它比第一组石窟高出约150码。这些洞窟绝大部分都很小，而且大多没有壁画，看来属于僧人居住的洞窟的可能性比较大。
敦煌石窟的主体部分在南区，其情形与北区的洞窟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沿着逐渐拾升的陡峭山壁绵延了约1000码。山脚耕地上的榆木丛挡住了位置较低一些的石窟。不过，就是站到山脚近处，也很难看出这组石窟的总体特点和布局情况。这组石窟为数众多，布局上也显得无章可循。它们的分布事先似乎并没有一个通盘的规划，所以对它们进行明确的分组很难。
在斯坦因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敦煌石窟陡峭的悬崖上，不间断地排满了洞窟，高高低低，密密麻麻，有时甚至是一个叠着一个。洞窟的数量与其位置的高低并无必然的联系。在敦煌石窟群的最南端和最北端，所能见到的洞窟都只有一排。而其他地点的洞窟，则上下往往多至四五排。只有在斯坦因编号Ch.IX窟附近的崖面上，以及两个大型洞窟之间的崖面上，才可以看出洞窟是按层来分布。
大窟周围开凿了许多明窗，以便采光。洞窟像座（坛基）前面往往凿出长方形的前厅（通道），厅的左、右、后三面墙和顶板都绘有壁画，壁画多已褪色。由于洞窟的前墙往往已经塌落，这些壁画从洞窟外面看去一目了然。大型洞窟的前墙，往往是在岩面上直接凿成。但也有一些洞窟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们的前墙往往用木制门户或廊道代替，可能是当时或后期作过改动和修复。这些木构设施在位置较高的洞窟前面还有保存，只是残破得很。登上这些位置较高的洞窟往往得靠栈廊，现在只能看见支撑廊子的横木，或插横木的小洞。用于攀登的石台阶和木台阶几乎已全部崩塌，个别洞窟前还有这种阶梯，都是最近修复时增补上去的。
藏经洞所在的那个寺宇看上去有些破旧，但它仍是当地人朝拜的一个圣地。斯坦因记述：除了王道士和他的两个助手以及一个身份卑贱、不懂汉文的西藏喇嘛，整个遗址别无他人，一片荒凉，仿佛是一个被人们忘却了的地方。
斯坦因记录的，应该是当时莫高窟外观的真实面貌。现在说他是劫掠者也罢、文物贩子也罢。当研读斯坦因著作，感受到其严谨细致的实证研究，我认为斯坦因的观察描述是真实可信的。（图片为闫学诗临摹敦煌壁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