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聊一下斯坦因眼中当时的洞窟状况，但由于斯坦因的编号与现在编号没有对照表，再深入就成了纯学术研究，非常繁琐。所以就此略过。就聊一下斯坦因当年在藏经洞发现了些什么，拿走了哪些宝贝。
被王圆箓引入藏经洞之后，斯坦因即开始整理工作。斯坦因首先发现的是多种语言的文书资料。 由于在刚发现藏经洞时，王圆箓和徒弟想着会不会有金银财宝，曾翻来覆去地在里面寻找，经卷已被翻动而改变了封存时的位置和堆放时的原始状态。后来，又将窟内的大石碑从西墙上挪走，再一次扰乱了藏经的摆放秩序。所以，从密室取出经卷的顺序全凭王道士的意愿。它们当中主要是一些绘画织物、供奉的丝绸布匹、各式各样的文书以及汉文和藏文残卷等。
斯坦因在第一天就发现非汉文文书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大部分婆罗米文的菩提文书正面书写汉文，反面则全部或部分书写婆罗米文。 最令斯坦因感兴趣的是书写在贝叶上保存完好的《般若波罗蜜多经》，总计有69页。从其字体来看，斯坦因判断应该是在印度地区书写，因为其书法是霍恩雷博士所称的尼泊尔笈多正体。它很有可能是经由西藏地区传人。另外一种婆罗米文字体——笈多斜体文书，肯定是从中亚地区流入，很可能是经新疆东部流传到敦煌当地。
斯坦因根据当时发现的大量婆罗米文字母表和习字作品，认为在较晚的一段历史时期，这里的僧人既熟悉和田文，也懂笈多草体的婆罗米文。 斯坦因认为，密室中卷页完整、长达44页的《金刚经》和篇幅巨大、长达71 页的药典书稿可以作为两个例证。这两种印度文字体的文书都曾见于出土和田文的遗址中。这些菩提文书究竟是带入敦煌地区的还是在敦煌当地书写，现在尚难断定。
非汉文写卷中，长达70多页、宽近1英尺的巨幅卷子，以其篇幅和完好的保存状况（现存1108行文字）最为令人注目。这份卷子是当地书写的还是从他处传入的同样不是太清楚。其内容是用不标准的婆罗米文书写的佛经，中间夹杂着和田文，前者用的是正体，后者则用的是斜体。装这份卷子的丝袋上的图案纹样也为此提供了佐证，丝袋图案的主题风格同密室所出其他织物上的绘画、装饰题材是一致的。
当时，斯坦因不仅能尽情欣赏那些印度文经卷的语言学价值，而同时也关注其在考古学上的价值。它们为敦煌地区佛教与塔里木盆地特别是和田地区佛教的交往提供了实物证据，
当时敦煌地区的居民主要为汉族人，他们与塔里术盆地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密室出士的印度文写卷中和田文卷子的发现，证实敦煌和和田地区的佛教一直有着某种联系。
斯坦因分析，尽管与塔里木盆地之间存在着联系，藏文经书的大量发现则表明，在一段历史时期，敦煌地区佛教更多的是受了南部西藏地区佛教的影响。
斯坦因得出这个结论，是从考古遗迹中寻找出了线索。他发现最初抱出的几束各式各样的经卷就表明密室中保留有数百页吐蕃菩提文书。抱出来时这些文书被胡乱堆在一块，规格不一，但斯坦因很容易将它们理出头绪来。是因为这些文书上面都有洞，但已不见捆扎的绳子。偶尔也能见到横向书写的藏文经书。这类写经所用的纸张粗糖而星灰白色，与普通的经卷和普提佛给有明显差别。它们大多纸张较薄、纸面发灰、纸张很次，就像晚期的汉文卷子一样。
另外的一些藏文佛经则书写在汉文卷子的背面，纸面发黄，纸张厚实，质地上乘。这一类的汉文卷子的时代多为唐代。这两类藏文经书应该都是在敦煌的西藏僧人书写。菩提佛经的纸张同其他纸张不同，很坚韧。这些发现，让斯坦因联想到在安迪尔和米兰遗址的发现。斯坦因认为敦煌的菩提佛经显然是从外地输入。
如果不考虑这些佛经的来源，斯坦因认为，密室中保存有如此多的藏文佛经，其有着重要的年代学价值。文献记载公元8—9世纪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吐蕃占领着敦煌。公元860年以后，突厥部落建立了横跨天山南北的强大的王国——回鹘。公元10世纪，回鹘势力向东南扩张，进入甘肃西北边区。所以回鹘文写卷在敦煌文书中也有发现。
斯坦因注意到，在突厥——回鹘文卷子中发现了粟特文，一种在阿姆河流域北部地区流行的古伊朗语文字。斯坦认为，在千佛洞发现栗特文很重要。后经有关学者研究表明，大约在公元7世纪中叶，从撒马尔汗来的粟特人曾在罗布泊地区建立过一个定居点。
斯坦因还从经卷中翻检出用传入中亚的第三种叙利亚文写成的经卷。这份保存完整，字迹秀丽的经卷，后经研究是突厥语版本的《摩尼教徒忏悔词》。在密室中发现的突厥语秘经说明，敦煌曾有说突厥语的摩尼教徒，并据此认为在密室封闭以前，这种时代最早的突厥文字也为敦煌的人们所熟悉。（图片为闫学诗临摹莫高窟158窟持七宝璎珞飞天）
被王圆箓引入藏经洞之后，斯坦因即开始整理工作。斯坦因首先发现的是多种语言的文书资料。 由于在刚发现藏经洞时，王圆箓和徒弟想着会不会有金银财宝，曾翻来覆去地在里面寻找，经卷已被翻动而改变了封存时的位置和堆放时的原始状态。后来，又将窟内的大石碑从西墙上挪走，再一次扰乱了藏经的摆放秩序。所以，从密室取出经卷的顺序全凭王道士的意愿。它们当中主要是一些绘画织物、供奉的丝绸布匹、各式各样的文书以及汉文和藏文残卷等。
斯坦因在第一天就发现非汉文文书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大部分婆罗米文的菩提文书正面书写汉文，反面则全部或部分书写婆罗米文。 最令斯坦因感兴趣的是书写在贝叶上保存完好的《般若波罗蜜多经》，总计有69页。从其字体来看，斯坦因判断应该是在印度地区书写，因为其书法是霍恩雷博士所称的尼泊尔笈多正体。它很有可能是经由西藏地区传人。另外一种婆罗米文字体——笈多斜体文书，肯定是从中亚地区流入，很可能是经新疆东部流传到敦煌当地。
斯坦因根据当时发现的大量婆罗米文字母表和习字作品，认为在较晚的一段历史时期，这里的僧人既熟悉和田文，也懂笈多草体的婆罗米文。 斯坦因认为，密室中卷页完整、长达44页的《金刚经》和篇幅巨大、长达71 页的药典书稿可以作为两个例证。这两种印度文字体的文书都曾见于出土和田文的遗址中。这些菩提文书究竟是带入敦煌地区的还是在敦煌当地书写，现在尚难断定。
非汉文写卷中，长达70多页、宽近1英尺的巨幅卷子，以其篇幅和完好的保存状况（现存1108行文字）最为令人注目。这份卷子是当地书写的还是从他处传入的同样不是太清楚。其内容是用不标准的婆罗米文书写的佛经，中间夹杂着和田文，前者用的是正体，后者则用的是斜体。装这份卷子的丝袋上的图案纹样也为此提供了佐证，丝袋图案的主题风格同密室所出其他织物上的绘画、装饰题材是一致的。
当时，斯坦因不仅能尽情欣赏那些印度文经卷的语言学价值，而同时也关注其在考古学上的价值。它们为敦煌地区佛教与塔里木盆地特别是和田地区佛教的交往提供了实物证据，
当时敦煌地区的居民主要为汉族人，他们与塔里术盆地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密室出士的印度文写卷中和田文卷子的发现，证实敦煌和和田地区的佛教一直有着某种联系。
斯坦因分析，尽管与塔里木盆地之间存在着联系，藏文经书的大量发现则表明，在一段历史时期，敦煌地区佛教更多的是受了南部西藏地区佛教的影响。
斯坦因得出这个结论，是从考古遗迹中寻找出了线索。他发现最初抱出的几束各式各样的经卷就表明密室中保留有数百页吐蕃菩提文书。抱出来时这些文书被胡乱堆在一块，规格不一，但斯坦因很容易将它们理出头绪来。是因为这些文书上面都有洞，但已不见捆扎的绳子。偶尔也能见到横向书写的藏文经书。这类写经所用的纸张粗糖而星灰白色，与普通的经卷和普提佛给有明显差别。它们大多纸张较薄、纸面发灰、纸张很次，就像晚期的汉文卷子一样。
另外的一些藏文佛经则书写在汉文卷子的背面，纸面发黄，纸张厚实，质地上乘。这一类的汉文卷子的时代多为唐代。这两类藏文经书应该都是在敦煌的西藏僧人书写。菩提佛经的纸张同其他纸张不同，很坚韧。这些发现，让斯坦因联想到在安迪尔和米兰遗址的发现。斯坦因认为敦煌的菩提佛经显然是从外地输入。
如果不考虑这些佛经的来源，斯坦因认为，密室中保存有如此多的藏文佛经，其有着重要的年代学价值。文献记载公元8—9世纪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吐蕃占领着敦煌。公元860年以后，突厥部落建立了横跨天山南北的强大的王国——回鹘。公元10世纪，回鹘势力向东南扩张，进入甘肃西北边区。所以回鹘文写卷在敦煌文书中也有发现。
斯坦因注意到，在突厥——回鹘文卷子中发现了粟特文，一种在阿姆河流域北部地区流行的古伊朗语文字。斯坦认为，在千佛洞发现栗特文很重要。后经有关学者研究表明，大约在公元7世纪中叶，从撒马尔汗来的粟特人曾在罗布泊地区建立过一个定居点。
斯坦因还从经卷中翻检出用传入中亚的第三种叙利亚文写成的经卷。这份保存完整，字迹秀丽的经卷，后经研究是突厥语版本的《摩尼教徒忏悔词》。在密室中发现的突厥语秘经说明，敦煌曾有说突厥语的摩尼教徒，并据此认为在密室封闭以前，这种时代最早的突厥文字也为敦煌的人们所熟悉。（图片为闫学诗临摹莫高窟158窟持七宝璎珞飞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