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波伏娃的《第二性》？里面讲的就是女性的权益要靠自己去争取，你不能指望大家都贪图安逸。”她补充说，“《第二性》讲女性不是天生就适宜在家庭里做照顾和鼓励的角色，是社会观念塑造成这样的。”
在她目前实习的律所里，氛围很好，由此坚定了她做律师的决心。但是杭州房价高，要在这座城市留下来，没有想象中容易。她和男朋友约定，再打拼三年，实在不行就跟着男方回武汉老家发展。杨云曼承认，这将是一种对现实的迁就、妥协。

决心与勇气
“我的野心可大了。”问及女高下一步目标，张桂梅说，“接下来，我想把女高办成世界级名校。”她曾在不止一个场合表示，女高已培养出浙大这种级别的优等生，希望能够进一步冲击清华、北大。
没有人怀疑张桂梅的决心与勇气。

2008年建校伊始，华坪女高只有教学楼孤零零一座建筑。（南方周末记者 李在磊/图）
2008年刚刚建起一幢校舍，华坪女高便迫不及待开门招生，担心那些孩子等不及。从第一届算起，张红琼已经跟着张校长干了12年，她说，刚开始学校没有院墙、厕所，晚上下课，老师要轮流打手电筒，护送学生到隔壁学校上厕所。
张红琼说，直至2016年前后，华坪女高才建成现在的模样。教职工的工资由财政承担，其它费用则需要自筹。随着升学率逐年攀升，城里的孩子、拔尖的优等生，都想往华坪女高挤，但是她们坚持“不掐尖”，始终把“贫困”作为招生的核心原则。

“建档立卡户”的女孩中考完百分百会被华坪女高录取。此外，华坪县教育局原副局长杨文华解释，不乏一些家长为了入学，开假贫困证明，一经查出，全县高中均会拒绝招收。所以，实地走访的方法非常管用，事实核查主要依靠张桂梅肉眼观察的经验判断。
为了“捞人”，12年间，张桂梅走过12万公里山路。好说歹说，有些家长油盐不进，张桂梅就发飙：“这个孩子我一定要领走。不用你一分钱，你还想怎样？”某次，家访看到马上高三开学的女孩在家掰玉米，读小学和初中的弟弟却被送出去补习，她气不打一处来，对着女孩妈妈放狠话：“你们是不是脑子有病？姑娘要高考，送儿子去补习。”她扔下200元，带着女孩下山。

在张桂梅身上，杨文华见证过太多奇迹，不过，当华坪女高祭出清华北大的梦想时，还是为这个老战友捏一把汗。太难了，真的很难。“山里的娃娃，基础太低。”杨文华感叹。
张桂梅又搬出自己学生的例子来。听说“张妈”身体不好，一名叫小萍的姑娘专程回母校探望。多年未见，张桂梅问小萍现在做什么，小萍说，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没多久，刚到广州一家研究院上班。“‘人模狗样’的，回来完全跟原来不一样了，气质完全都不一样了。”张桂梅玩笑中带着欣慰与满足。

记忆里，小萍属于最老实、最不起眼的“丑小鸭”，当年只考上专科，把张桂梅“气得半死”。高中毕业就失去联络，小萍告诉张桂梅，这些年她进过工厂，在米线店端过盘子，一边打工一边复习，考上梦寐以求的研究生。生活费每月控制在300元以内，当兵的哥哥接济一点，奖学金省着点花，再加上寒暑假勤工俭学，总算熬下来。

“一下，我难过死了。全靠奖学金弄，没人帮助她。在外边吃了那么多苦。我说你怎么不回学校找我？”小萍自幼丧父，妈妈害上精神疾病。张桂梅叹息道：“你看看，女孩子的潜力是可以挖的，我这伙儿孩子的潜力都还没完全给挖出来。”

1804之外
不是每一个华坪县的贫困女孩都走进了华坪女高。
杨文华对于传统习俗中的糟粕深恶痛绝：“农村重男轻女，女孩只要考不起高中，那就要回家，然后就陷入张老师说的恶性循环。低素质的母亲，培养低素质的孩子。”
他举例说，张桂梅兼任院长的华坪县“儿童之家”，性别比例大约为6：4，男少女多，正是很多女娃刚出生便遭遗弃。在这里长大的孩子的妈妈们，有的因为贩卖毒品被抓获，有的不堪家暴之苦精神失常，有的无法忍受丈夫殴打将其反杀。甚至，一位在山里干活的农妇，只因被陌生男子拽了衣服，夫妇俩感到羞耻，双双上吊身亡。他们的孩子一夜间沦为孤儿。

张桂梅曾多次向杨文华提起一段悲惨往事。“儿童之家”一名孤儿的父母原本感情深厚，母亲生二胎时，婆婆为了遵循风俗或者省钱，不允许儿媳妇到医院生产，结果在家中难产，大出血死亡。濒死时，妻子挣扎着想见爱人最后一面，被婆婆以“难产不吉利”为由阻拦。丈夫愧疚自责、酗酒过度，不小心淹死在稻田里。
总而言之，每一个孤儿背后都有一个悲惨的故事，每一个悲惨故事背后，都有一名没有文化素养而备受侵害的弱势女性。杨文华总结说。

廖春燕家同样磨难重重。她母亲常年在水泥厂打工，父亲患有风湿、股骨头坏死痼疾。此外，还有患有精神障碍的小叔需要照顾。廖春燕和妹妹的学业成为沉重负担。
到了寒假，廖春燕都要在五六点钟起床，和大人一起下地劳作。“云南冬天的早上是特别冷。”父亲发丝上凝结的白霜，干完活后“动也动不了”的双腿，深深印在她的脑海里。十几岁的廖春燕不能理解，“生活为什么那么苦”。

2014年，廖春燕从华坪女高毕业，考入云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回到华坪工作。此前回村，她跟一位好姐妹一起聚餐，本来开开心心的会面变成诉苦大会：“要是像你们读书多好，至少现在还没结婚，也有自己的事业。现在烦死了，谁都不理解我，孩子奶粉钱都没有，老公和婆婆还要出去打麻将。”如果不做饭还要被骂，日子无以为继，女同学情绪低落。

我是高山而非溪流
廖春燕老家住在一条大河对岸，她们要把地里熟透的甘蔗砍下来，一捆一捆码好，肩挑背扛搬出来。山路很陡，毛驴进不去田埂，需要人力抬到稍微平整的土路上，再用牲畜驮到与河流平行的柏油公路上，摆在路边售卖。“不用吆喝，就放在那里，有人过来，就说，买甘蔗，甜得很”。廖春燕记得，当时甘蔗一斤大概只卖三毛钱。

当天暗到只剩一点光亮，才能收拾回家，劳作却远没结束。“农村的事情又多又杂，像去田里面拔草喂猪，喂牛，喂鱼啊，冬天会孵小鸡，放在笼子里，比较冷，要给它盖起来。忙完差不多八九点钟。还要复习，我跟你讲一点不夸张，做作业都哭，太痛苦了。”
每年冬天都会去街上卖甘蔗。“小学六年级就去，初中也去，高中也去，读大学了才不去。”她说。
在华坪女高，廖春燕加倍刻苦。她当时所在的10班文科班，位于校长办公室旁边。晚上，教室外又黑又冷，风特别大，女高背后有一座山，树林被刮得呼呼响。下课后，她会站在窗前发呆，看到外边朦胧的山影，听着风声，眼泪不由自主流下来。

“其实有很多话想说，有很多情绪想发泄，但是看着外面黑漆漆的一片，只听到风，冬天树叶子掉了，刮得呼呼直响，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但是心里面很难过，就这样流泪。”
廖春燕说，张桂梅就像是她们的母亲，华坪女高是她生命中的一束光。张校长所有说教的落脚点，就是女性要独立。

2015级师妹刘梅是参加工作之后，更为直观地体会到贫穷对她日常行为模式的潜在影响，以及张桂梅对自己思维方式的重塑。师大毕业后，她进入一家私立中学当班主任，校园奶茶店新推一款产品，八九块钱的价格，想喝的话，还要对照工资条稍微纠结一下。而自己的学生们的零花钱，早已实现“奶茶自由”。男孩子钟情限量版篮球鞋，女生们比的是谁的漂亮衣服多，谁的贵。
刘梅在华坪女高读书的时候，考试进步奖励几元钱，到小卖部买根火腿肠都要开心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