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刘隆守南郡太守,岁余,上交将军印绶。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增邑,更封竟陵侯。是时,天下垦田多不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六月开始,光武帝“诏下州郡检核垦田亩及户口年纪”,并“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后汉书·光武帝纪》)。这就是所谓“度田”。王莽末年以来,天下大乱,户籍散乱,国家对全国耕地的数量以及各个家庭占有土地的状况、户口年纪变化等等,均无法掌握。为整顿国家的赋税制度,保证财政收入和徭役的调发,光武帝采取了度田的措施。然而,这个措施却遭到地方豪族地主激烈反抗。普通民众也加入对度田的反抗,当然,他们不是反对度田本身,而是反对地方官吏对他们的欺凌。这种欺凌又来自于地方官吏对豪族地主的庇护。“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后汉书·刘隆传》)。也就是说,“刺使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落,聚人遮道啼呼。”(《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东观记》)。他们对朝廷权贵家乡的土地人口,却不敢过问。有一次,诸郡各遣使奏事,光武帝发现陈留地方官吏的文牍上写着:“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后汉书·刘隆传》)。光武帝不解其意,召来该官吏严加追问。该官吏不敢承认,说是在长寿街上听到后随便记下来的。光武帝不相信,正在大怒时,他的儿子刘扬(时为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后说:“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光武帝说:“即如此,何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刘扬解释说:“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光武帝令虎贲将对官吏再审问,果然如此!(《后汉书·刘隆传》)光武帝对此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能否对土地、户口如实地“检核”,实在是一个大问题。为了使“度田”这件事有一个较体面的收场,他下令严肃处置了一些度田不实的官吏。时任南郡太守的刘隆“坐征下狱,其畴辈十余人皆死”(《后汉书·刘隆传》)。光武帝以刘隆是功臣,特免为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