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史学月刊》2009年第9期，作者胡丹
     一、明代早朝之概述
      明代行朝会之始，可上推到甲辰年（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这年正月，朱元璋在金陵称吴王，建百官，不久即行朝会。[7] 朝会的举行，标志着一度依附于龙凤政权的“吴国”向独立自主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明初诸礼，皆由礼官、儒士杂考前代遗制，“酌古准今”而定。洪武以后，“累朝以渐而详”，各有“禁例”。[8] 但明代并没有一部完整的朝会仪注，正史中仅见列朝“榜例”，《会典》所载，也只是“事例”的汇编，缺漏极多；私人笔记中有不少记载，其价值在于能提供一些具体而微的细节。下面在这些公私史料的基础上，对早朝试予“复原”：
      “古礼，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视之”。[9] 明代史料于上朝时辰多用“漏尽”、“昧爽”、“星存而出”等词来形容，如太祖“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10] 昧爽也就是天刚破晓的时候。嘉靖初年，少年世宗“常于昧爽以前视朝，或设烛以登宝座，虽大风寒无间”。为此阁臣担心：“是固励精图治之心，第圣躬得无过劳乎？”于是嘉靖六年（1527年）规定，从新岁始，视朝“每以日出为度，或遇大风寒日暂免，著为令。”[11] 晨曦初开之际上朝，好处不言而喻：“一则圣躬志虑清明，二则朝廷气象严肃，三则侍从宿卫得免疲倦，可以整饬朝仪，四则文武百官不致懈弛，可以理办政务，五则钟声有节，可以一都市之听闻，六则引奏有期，可以耸外夷之瞻仰。一举而众美成具，天下必将称颂圣明”。[12]
      预朝官员称“朝参官”、“京朝官”，皆佩牙牌。[13] 为便于上朝，他们多在城南择屋而居，“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14] 每晨星月未散，即须赶到皇城，由东、西长安门步行入内。
      为方便官员候朝“待漏”，皇城内建有多处朝房，各官在此按品级坐立。[15] 作为对近臣的优礼，“近侍衙门，端门内各有（专门的）直房”。[16] 右阙门南，是锦衣卫直房；下三间为翰林直房，候朝时，大学士居北楹，众学士中楹，余者南楹。[17] 另外端门内左侧有直房五间，又名“板房”，是詹事府、左右春坊及司经局官候朝之所。[18]
      午门乃紫禁城正门，辟有三阙，中为御道，不常启，左右二阙供当直将军及宿卫执杖旗校人等出入；[19] 又左右两掖各开一门，称为左、右掖门，为百官入朝之门。[20] 午门上楼名“五凤”，设朝钟朝鼓，由钟鼓司宦官掌管。

皇帝安座后，再鸣鞭，鸿胪寺“唱”入班，左右两班齐进御道，再排班。此时文官“北向西上”，武官“北向东上”，行一拜三叩头礼，是为“大班”。公侯、驸马、伯自成一班（勋戚班），居武官班前而稍离。[28]
      行礼毕，鸿胪寺官对御座宣念谢恩、见辞员数，这些人已于前日在寺具本报名，此时在庭下或午门外遥行五拜三叩头礼。若边方奏有捷音，“大者宣露布，小者具奏本，俱于早朝未奏事之先宣布，所以张国威而昭武功也”。[29] 然后，进入早朝最重要的环节——奏事。
      鸿胪寺官唱奏事，各衙门以次进奏。[30] 俗例，各官奏事之先，“皆预咳一声，文武班中，不约而同，声震如雷，俗私谓之‘打扫’。”[31] 然后“从班末行至御前跪奏，毕即复位”。[32] 奏事不用口语，而是大声朗读本章，如史云“吕震聪明绝人，每朝兼奏三部尚书事，诵牍如流。”[33]
      通政司、鸿胪寺官除了引奏，有时还代读奏疏，为达到“美观瞻”的目的，在该衙门任职者当“美姿容”、“大音声”，以故北人独多。[34]
      奏对之际，班列中有礼节失当者，御史、序班即予举劾。嘉靖元年（1522年）题准，纠仪先御史，御史不纠，方许鸿胪寺序班纠。[35] 若无失仪，御史、序班一躬而退，鸿胪寺官唱奏事毕，鸣鞭驾兴，待圣驾退后，百官亦退，各回衙门莅事。

明初，一切政事皆理于公朝，为“不废务”，即便恶劣天气，也很少免朝。洪武三年（1370年），“敕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许服雨衣”。[36] 就连“各庙忌辰”，也照常朝参，只是改服浅淡色衣服，不鸣钟鼓。如遇大丧，皇帝则“视事于西角门”。[37]
      举行重大礼仪活动时，早朝例免奏事；若须遣官行礼，事毕官员仍得赶回来朝参。如春秋二丁日释奠先师，因为孔庙去朝远，祭又当在夜分，礼毕趋朝，稍缓即误。各衙门陪祀官为赶着上朝，往往不待子时便匆忙行礼，以至“不能致诚尽敬”。[38] 弘治时，奏准是日免朝，著为令。但后来官员遣祭，次晨上朝如故。此见早朝礼体之重！
      后妃、亲郡王薨逝，例行“辍朝仪”，从一日到三日不等。起先，文武一品丧，辍朝一日，其后从省，惟于“岁终类辍朝”一日。[39]
     对于年老大臣，作为一种优礼，特免其常朝侍班，惟朝朔、望；而对有罪者，则“绝朝请”以示惩处，如欲恢复朝参，须经奏请。
     早朝还留下一些旧例，如令节赐食，圣诞、千秋节吃寿面，立春吃春饼，元宵圆子，四月初八“不落夹”，端午粽子，重阳糕，腊八面等，俱光禄寺先期上闻，至日早朝后覆奏，朝罢赐宴。但并非所有官员都得与宴，官卑禄薄者往往免宴，改折“节钞”。 又如每年三月谕百官穿罗，五月颁扇，十一月传戴“暖耳”，都是行之久远的早朝“故事”。
     见君之时，禁例极严，百官须各照品级，第加敬逊，不许搀先越次，且有“私揖之禁”。遇有圣谕教诫，须专心拱听，不许放肆，驰心外想。午门之内，不许吐唾。近侍御前有病咳嗽者，即许退班。奏对时务必从实，不许妄对。小大官员如上丹墀，身常朝北，不得向南或左右环转，勿得径行中道并王道，如有旨令行，许侧边随行。为了警谕百官，从皇城门、承天门到午门，一路都有训诫红牌。皇城门前牌书：“大小官员面欺者斩。” 午门牌书：“官员人等说谎者斩”。
      以上便是明代早朝的大致情况。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早朝迭有停格，但每当新朝更始之际，它总会重新振作，始终摇而不坠、辍而不废。

现在很难弄清，到底哪些人必须朝参。洪武初年给赐朝臣公服、朝服，受赐者达2813人。[21] 照理这些人都当朝参。宣德六年一次早朝，文武官不至者五百余人。[22] 成化二十三年一次失朝官员竟达1118人。[23] 这些人都是当注门籍，每日赴朝的，可见上朝官员相当庞杂。
      为什么早朝到明代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朝会的性质是由高度集中的专制统治决定的，其设施也为适应其运转需要而服务。欲求明代朝会变化的原因，仍要从朱元璋利用朝会以尊“主权”，强化“主尊臣卑”关系上找原因。
      从历史上来说，朝会制度与宰相制度密不可分。朱元璋忌相，一人独揽大权，是造成早朝之变的首要原因。前代，宰相在朝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唐制，“宰相帅常参官”。[24] 宋制，正衙常参，“宰相一人押班”。[25] 明初，宰相声势赫奕，也见于朝参之时，高启《侯早朝》诗云：“驺吏忽传丞相至，火城如昼晓寒销。”这与后来阁臣入朝“仅二灯前引”形成极大反差。[26] 有宰相辅佐，中外之事，先经甄别权衡，小事自决，大者奏请，故早朝事不繁累。汉代，丞相府或司徒府甚至有“百官朝会殿”，虽如《汉书·黄霸传》颜师古注云：“（朝会殿）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严，通呼为殿，不必宫中也。”但以臣下而用“殿”字，无疑是极为僭越的。
      相权过大正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因此也就造成中国政治史上一次大变革：废除宰相。但废相后，政事散于六部，无人总其纲，凡事必面君请旨而后行，于是事无大小便如潮水一般涌到朝会上来了。朱元璋最担心的就是臣下蒙蔽，如今他朝堂高坐，事事过目，人人皆至御前，似乎只有这样，就能做到无“欺弊”了。
      洪武时，除了朝参官员，凡奉召来的耆老、人才、学官、儒者等，皆令“随朝观政”，将官子弟年纪稍长也令“随班朝参，以观礼仪”。[27] 当时“四方来者云拥而林布”，早朝的场面极为壮观。朱元璋坐在门上，亲“试文辞，询问经史及民间政事得失”，[28] 往往一语相得，即予优擢，用人“面选者多”。[29] 官员犯法，也常“面责而处之”。[30]
      朱元璋还将朝会作为宣化的场所，“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诫言语。”[31]“于大班中，竭气语谕之再三”，必欲臣民“立志成人”。[32] 更将那些“裸形絷手、其状丑恶”的罪囚引于公朝，“使凶顽知警”，起到诫示的作用。[33]
     这都是前代难以想象的奇特景观。
      需要强调的是，朱元璋的早朝，正如明初的其他制度一样，深深镌刻了他的个人印记，是完全按照他独特的个性及行为方式创造的；正因为这个制度具有太过强烈的个性，从而具有了某种不可替代性，当它作为祖制被继承下来时，虽外存其“形”，内实乏其“神”，蜕变是不可避免的。通观早朝的变化史，很像剥笋一样，累加在早朝上的功能逐渐剥离，最后只剩下一副没有灵魂的躯壳。

三、明代早朝之“蜕变”
      朱元璋创设的朝会，即便在他生前，已不能维持如初，如每日朝罢后百官赐食（非令节赐食），即以“职事众多，供亿为难”，不得不于洪武二十八年停止。[1] 朱元璋晚年上朝也颇为随便，随驾所在，甚至于右顺门、西宫举行早朝，过去的盛大场景不复再见。
      总体来说，早朝有三次大变：一，洪武十三年（1380年）废相，原有政体解纽，早朝的性质及功用也因之而变；二，宣德十年（1435年），英宗冲年即位，规定早朝奏事必须预进事目，并限制每朝奏事件数，早朝政治功能大为弱化。三，隆庆六年（1572年），同样是幼君（神宗）继位，改为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从此早朝一月只举行九次，不可再称“日朝”了。[2] 另外，明后期长期停朝，也使朝仪不能如旧。如于慎行说：“自甲午（嘉靖十三年）以后，凡三十余年不视常朝，即岁时肄礼，惟讲会同之仪，而日朝之典，遂至无一人记忆。穆考登极，始复常朝，鸿胪搜求故实，多所散失，不知于世庙初年合否？”[3]
      其实，除了具体的形式，早朝最根本的变化是它逐渐失去行政功能。宣德以前，“百司皆于早朝奏事”，[4] 奏事是早朝最重要的内容。那时，人主亲裁万机，在早朝上发挥着主动作用。但这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国有长君”。宣德十年正月，宣宗崩逝，接位的英宗还是个九龄稚童，完全不具有当朝处断政事的能力，甚至朝堂久坐都成问题，制度的缺陷顿时暴露出来。为此辅政大臣提出折衷方案：规定每一早朝，止许言八事；所奏事目，通政司先一日进呈“面帖”，由内阁预先处分，皇帝只须照答即可。如“内系吏部者，圣旨：‘吏部知道。’户、礼、兵、刑、工等部俱如之。该都察院者，圣旨：‘都察院知道。’其云本司奏者，圣旨：‘该衙门知道。’”[5] 以后就这么沿袭下来。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又诏盛暑、祁寒日，奏事毋得过五件。[6] 经过如此删省，“公朝决政”的早朝遭到釜底抽薪似的打击，它被架空了。
      孙承泽记明末“奏事仪”：
      （百官行礼）毕，五府六部以次奏所司合行事次。通政司引入，于御前面奏请旨，该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则奏，无则已。次礼部引差使、考满官员。次六科各奏旨意题本、守卫揭帖、赏赐钞锭。次鸿胪宣奏藩府、边境所遣使臣，上命以酒饭赏赐。
     既而两京堂上新升者及在外三司来朝赴任者面叩头毕，鸿胪卿唱“即皇极门奏事毕”，群臣俱侧身向上立，鸣鞭毕，上（退）……[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