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写的《三国志》虽然以擅长叙事著称，有优秀史官的才能，但其中也存在不少错误。例如，在《魏武纪》中，记载建安元年，汝南颍川地区的黄巾军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人各率领数万人，被太祖进军讨伐并打败，斩杀了刘辟、黄邵等人（《于禁传》也有同样的记载），何仪及其部下都投降了。这就意味着刘辟已经被处死了。然而，到了建安五年，又有记载说汝南投降的贼寇刘辟等人背叛，响应袁绍，攻打许县。这就是在同一篇中前后矛盾的地方。
再看《蜀后主传》，延熙十六年，大将军费祎被魏国投降过来的郭循所杀（《费祎传》也是这样记载的），而《魏齐王芳纪》和蜀国的《张嶷传》却都写作郭修（孙盛的《魏氏春秋》也写作郭修）。还有《关壮缪传》中提到将军傅士仁派人迎接孙权，但《吴主传》和《吕蒙传》都写作士仁（杨戏的《季汉辅臣赞》也相同）。这是同一个人的姓名在不同地方相互不一致的例子。
又比如，《魏武纪》记载建安十三年冬天，孙权为刘备攻打合肥，太祖从江陵出发去征讨刘备，派张熹去救援合肥，孙权于是撤退。太祖到达赤壁后，与刘备作战不利，于是撤军返回。这说明救援合肥是在前，而赤壁之战在后。但是，《孙权传》却记载那一年孙权命令周瑜、程普与刘备一同进攻，在赤壁遇到了曹操的军队，并大败曹军。曹操于是向北撤退，留下曹仁等人守卫江陵、襄阳。孙权亲自率军围攻合肥，一个多月都没有攻下。后来曹操派张熹来救援，孙权才撤退。这样看来，又是赤壁之战在前，而合肥之围在后了。经过查阅各位将领的传记，发现先有赤壁之战后有合肥之围是正确的，《吴志》的记载是准确的。这些都是陈寿一个人写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错误呢？
另外，《吕蒙传》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孙权与吕蒙讨论攻打徐州的事情时，吕蒙回答说：“现在曹操远在河北，刚刚击败了各路袁军，正在安抚幽州、冀州的百姓，还没有时间顾及东方。徐州那边防守的士兵听说并不强大，我们前往一定能够取胜。不过那里的地形适合陆地行军，骑兵可以长驱直入，曹操一定会来争夺。不如我们先攻打关羽，完全占据长江天险，这样我们的形势会更加有利。”但实际上，曹操击败各路袁军是在建安九年到十年之间，而关羽镇守荆州是在十八年，那时曹操已经平定幽州、冀州很久了，怎么还会有“刚刚击败袁军，没有时间顾及东方”这样的话呢？这显然是不准确的。
关于汉高祖的母亲，她在高祖起兵时死在小黄县，高祖即位后的第五年，将她的谥号追封为昭灵夫人，到了吕后七年又尊称为昭灵皇后，这件事在《汉书》里有记载。所以说“皇后”这个称呼是吕后加封的。但是在《蜀志·甘后传》中却说：“高皇帝追尊太上昭灵夫人为皇后。”这就变成了皇后的称号是高祖追尊的了。
再看关于魏晋时期的事情，高贵乡公被杀的时候，《三国志》只是简单地说五月己丑这天高贵乡公去世，年仅二十岁。对于贾充奉司马昭的命令指使成济刺杀皇帝的事情，则完全没有提及。虽然陈寿是在晋朝做官，不得不为本国避讳，但在记载齐王芳被废黜的时候，还是先提到了司马师打算废黜皇帝并报告了皇太后的事情。那么，高贵乡公被杀的事情稍微透露一点线索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然而书中仅仅记录了死亡的日期，如果不是裴松之引用《汉晋春秋》和《世语》来进行注释的话，人们几乎会以为高贵乡公是正常死亡在宫殿里的。但这还可以说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而避讳。
同样地，对于魏郭皇后的死因，由于明帝对郭皇后诬陷杀害了自己的母亲甄皇后怀恨在心，所以逼迫她自杀，并下令让她披头散发遮住脸面下葬，就像当年甄皇后那样。但是《三国志》中的《郭后传》却只简单地说：“青龙三年，皇后在许昌去世。”完全没有提到是被逼迫的事情。《华歆传》也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弑君的内容。这样一来，就使得那些实际上是被谋杀的人看起来像是正常的死亡；而真正犯下罪行的人则隐藏了他们的罪行。所谓的“善叙事者”又在哪里呢？如果编写史书的人对所有需要避讳的事情都不写，一定要等后人来做注释的话，那还怎么写史书呢？
至于裴松之给《三国志》做的注解，号称详细准确。他在进书表上说：“按照旨意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宋书》也记载宋文帝阅读他的书时说：“这本书可以流传不朽了。”但是，钟繇的书法堪称古今第一，《三国志》里却没有记载；华歆曾经背叛过朋友，管宁因此与他绝交，但裴松之在注解中也没有提到这些事情。这些遗漏之处也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