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东汉洛阳狱设置在洛阳县官署之内，由司隶校尉、河南尹与洛阳令共同管辖。洛阳狱规模巨大，机构庞杂，兼有中央政府“诏狱”和地方郡县监狱的职能，囚禁的对象包括各级官僚贵族和平民百姓，对京师安全和朝廷政局影响甚重。东汉后期，各方政治势力激烈争夺洛阳狱的管辖权，对政局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东汉   洛阳狱   诏狱

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狱考》中亦举《汉书•酷吏•义纵传》所言“定襄狱”为例，指出郡自有狱。又在同书《汉律摭遗》卷6中说：“东京之洛阳狱，即西京之长安狱也”。认为两者性质相同，而西汉长安令的上级京兆尹在其府内另有监狱。据《汉书》卷76《张敞传》所载，张敞曾令部下收捕属吏絮舜入狱，并将其处死。沈家本按：“敞时为京兆尹，此狱当是京兆尹之狱。赵广汉为京兆尹，亦有捕治送狱之事，见《广汉传》，此京兆自有狱之证。三辅职同，京兆尹有狱，左冯翊、右扶风亦必各有狱矣。”又云：“东京之河南府与西京之三辅同，自有狱。”①但是，明确记载东汉有“河南狱”的史料仅见《华阳国志》卷10中《先贤士女总赞》(中)“广汉士女”条：
宁叔，字茂泰，广汉人，与友人张昌共受业太学。昌为河南大豪吕条所杀，叔杀条，自拘河南狱。顺帝义而赦之。②
据此，对东汉河南郡与洛阳县分别置狱之说，笔者尚存几点疑问，提出与诸师友行探讨。
首先，为什么记述东汉故事的诸家正史著作，如范哗《后汉书》、袁宏《后汉纪》，以及八家《后汉书》等，关于洛阳狱记载甚众，却未尝提到当时还有“河南狱”。其次，史籍记载两汉郡太守所直辖的监狱，以郡名为名称者甚少，但是以其郡治所在之县为名称者较多，略举东汉数例如下。司马彪《续汉书》曰：“史弼迁河东太守，断绝书属。中常侍侯览遣诸生赍书请之，并求假盐税。弼大怒，乃付安邑狱，拷杀之。”谢承《后汉书》曰：“桥玄迁齐国相。郡有孝子为父报仇，系临淄狱。玄愍其至孝，欲上谳减罪。”③《后汉书》卷30下《襄楷传》注引谢承《后汉书》：“成瑨字幼平，弘农人。迁南阳太守，时桓帝美人外亲张子禁怙恃荣贵，不畏法网，瑨与功曹岑眰捕子禁付宛狱，笞杀之。”(第1077页)《后汉书•百官志三》注引《决录注》：“(丁邯)迁汉中太守，妻弟为公孙述将，收妻送南郑狱，免冠徒跣自陈。诏曰：‘汉中太守妻乃系南郑狱，谁当搔其背垢者?悬牛头，卖马脯，盗跖行，孔子语。以邯服罪，且邯一妻，冠履勿谢’。”(第3599页)
汉代郡府直辖的监狱多以县名称呼，这种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应该如何解释，1997年在江苏连云港出土的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为回答这个疑问提供了资料依据。记载表明，西汉后期东海郡府不置监狱，其所辖诸县都有监狱，簿中记录太守属下吏员27人、都尉吏员12人，皆不置狱吏；而治下38县之属吏职务与监狱相关者，有狱史与牢监，狱史各县人数多者为2人，少者为1人，有一县不置，最多为郡治所在的郯县，共5人。牢监除五县不置外，其他各县皆置1人。廖伯源先生据此论述道：
郯县属吏不但狱史人数为各县之最，郯县之吏员尚有“狱丞一人，秩二百石”(796)，盖朝廷命官，且东海郡38县中，仅郯县有狱丞。《汉书•地理志》：东海郡之首书县为郯县(28上／1588)，乃郡太守治所所在。各县之重案尚须呈报郡府，郡府或案验重审，为提问嫌犯方便，于郯置较大之监狱。然郯狱丞为郯县之官员，非郡吏，郯狱丞管理之监狱属郯县，郡府不设监狱。此亦秦及汉初郡县之行政重心在县不在郡之证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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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3册，第1488—1489页。
②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10中《先贤士女总赞》(中)“广汉士女”，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761页。
③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下册，第460页；上册，第79页。
④廖伯源：《简牍与制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4—65页。

《东海郡吏员簿》的发现，可以合理解释汉代“郡狱”多以县名称呼的矛盾现象，它表明两汉郡县分别置狱的传统观点可能存在错误。结合各种史料来看，笔者认为汉代郡府虽然有直接逮捕审判案犯的职能，却不单独置狱；在通常情况下，所谓“郡狱”应该是附于郡治所在之县的监狱。郡府和该县分别拘捕的人犯关押在同一所监狱之内(或许分设牢房)，所以郡治所在的县狱一般规模较大，狱吏较多，主管官吏为“狱丞”，秩位也高于普通县狱的“牢监”和“狱史”。郡府尽管不承担此类牢狱的具体管理事务，但也派遣属吏进驻其内，代表上司施行监察。如《汉书》卷76《王尊传》曰：“给事太守府，问诏书行事，尊无不对。太守奇之，除补书佐，署守属监狱。”颜师古注：“署为守属，令监狱主囚也。”(第3226—3227页)东汉河南郡的监狱设置，应与《东海郡吏员簿》记载的情况相似，即郡府不另设监狱，京城之内的地方监狱只有洛阳县寺中的洛阳狱这一座，郡府与县廷收捕的罪犯皆由这所监狱的狱吏、狱卒管辖。河南尹和洛阳令各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立案并拘捕罪犯，分别进行审讯和处置。如前述梁不疑对宦官子弟的收捕与放纵，还有《后汉书》卷77《酷吏传》所载董宣、周纡等人捕杀贵戚不法奴客之事，都可以作为例证。
能够支持笔者此说的还有以下论据，现存史籍记载和学术界的有关研究表明，两汉政府在县级行政机构里设有负责管理监狱的狱吏，如狱丞、狱史、牢监等；而郡太守的僚属中却没有发现负有这类职能的掾吏，只有担任缉捕、审讯任务的贼曹、决曹，①所反映应该是当时郡府不设狱，而县置监狱情况。另据《后汉书•百官志五》注引《汉官》记载，东汉河南尹与洛阳令的僚属设置情况也是如此。河南尹员吏927人，其中只有负责调查审讯的“案狱仁恕三人”，并无监管囚犯的狱吏。而洛阳令员吏796人，其中“乡有秩、狱史五十六人”。也表明河南郡不单独设狱，而洛阳县置有大狱，故有狱史多名。
由于这种监狱同时隶属于太守和县令，里面关押着郡县两级司法机构收捕的人犯，因此既可以用县名来称呼它，亦可以用郡名来表示。不过，它毕竟是设置在县令官寺之内，所以习惯上冠以县名者居多。前引史书中提到的汉代“郡狱”，如“定襄狱”、“河南狱”，以及西汉京兆尹下令囚禁犯人之狱，很可能与尹湾汉简所反映东海郡监狱设置的情况相似，实际上也是处于郡治所在之县狱内，而并非由郡府另外设狱。
汉代郡国不单独置狱的另一个例证，就是有时因为地方政区建制发生变更，所谓“郡(国)狱”附设于守相治所以外之其他县狱。例如《后汉书》卷44《张禹传》载其任下邳相，“功曹史戴闰，故太尉掾也，权动郡内。有小谴，禹令自致徐狱，然后正其法。自长史以下，莫不震肃。”李贤注日：“徐，县名也。《东观记》曰：‘闰当从行县，从书佐假车马什物。禹闻知，令直符责问，闰具以实对。禹以宰士惶恐首实，令自致徐狱’也。”(第1498页)徐县为西汉及东汉初年临淮郡治所在地，其狱兼为“郡狱”。东汉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以旧东海郡之下邳数县为王国，封皇子刘衍。《后汉书》卷50《孝明八王•下邳惠王衍传》载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又“以临淮郡及九江之钟离、当涂、东城、历阳、全椒合十七县益下邳国。”(第1674页)从前引《张禹传》所载情况来看，下邳国扩疆后，其“郡(国)狱”并未设在国相治所的下邳县，而是置于徐县监狱。该狱虽然距离下邳较远，但它原是临淮郡治的县狱，规模应较下邳县狱为大，能够安置更多的囚犯，而且地点在该国境内居中，交通便利，所以仍被兼作“郡(国)狱”，张禹因此将位居郡吏之首的功曹遣往该狱受审。如果郡国单独置狱，那么应该设在守相治所的官署附近，张禹就没有必要舍近求远，让功曹前往徐县听候处治。这条史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郡国不另置狱，而是利用辖区之内条件最适合的属县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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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2章(3)“郡国属吏”、第5章(3)“县属吏”，台北：长达印刷有限公司，1997年，第108—146、221—237页；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下册)，第2编，第2章第4节“郡属吏”、第3章第1节“县廷官吏”，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92—147、170—183页。

此案是少有的“大狱”，“连年不断，囚相证引，坐系者甚众。”①牵连入狱者甚多，故朝廷派驻洛阳狱的使者不止一人。《后汉书》卷41《寒朗传》亦载：“永平中，以谒者守侍御史，与三府掾属共考案楚狱颜忠、王平等，辞连及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护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朗知其诈，乃上言建等无奸，专为忠、平所诬。”明帝召寒朗讯问，“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后平、忠死狱中，朗乃自系。会赦，免官。”(第1417—1418页)以上二例，可见狱中此类案件的涉嫌人犯皆由使者审讯监护。使者有权调查处罚狱内吏卒在管理上的失误，其奏状能够影响皇帝的最终判决，并对各种事故(如犯人意外死亡等)负责，而洛阳狱的常设官员则不能主持这一案件的审理。
从东汉洛阳诏狱的设置情况来看，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从制度渊源来说，洛阳狱的前身是西汉京师的长安狱，但当时长安狱只是一座地方监狱，不属于“诏狱”。西汉首都的诏狱是廷尉狱和“中都官狱”，如《史记》卷122《酷吏列传》所言：“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万余人。”②后者是在中央九卿所辖各种官署之内建立的诏狱，《汉书》卷45《伍被传》载：“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书，逮诸侯太子幸臣。”颜师古注：“中都官，京师诸官府。”(第2174—2175页)而京兆尹与长安令所辖监狱，通常只收审畿内郡县的普通刑事、民事罪犯，如窃贼、豪强、违法属吏等等，并不拘押诏令收捕的案犯及朝廷命官。据《汉书》卷71《隽不疑传》记载，始元五年(前82年)有人冒充卫太子诣北阙，京兆尹隽不疑“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廷尉)诏狱。”(第3037页)这就是因为京兆尹所辖监狱并非“诏狱”，不具备囚禁审讯此类重要罪犯的资格，必须移交给廷尉诏狱监押审理。所以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狱考》中认为西汉京师地方监狱不属于“中都官”的诏狱系统。如《汉书》卷76《张敞传》提到收其属吏絮舜系狱之事，沈氏按：“敞时为京兆尹，此狱当为京兆之狱，不在中都官狱之数。”又《汉书》卷90《尹赏传》载其出任长安令，“赏至，修治长安狱，穿地方深各数丈，致令辟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为‘虎穴’。”沈氏按：“此长安县狱也，当亦不在中都官狱之数。三辅与中都官，史每分别言之，如中都官徒、三辅徒不相混也。”③
沈家本此说甚为精辟，但需要补充的是，史载西汉皇帝诏令内除中都官徒、三辅徒、郡国徒之外，还有“太常徒”，即太常卿属下诸陵县狱所囚之服刑罪犯，可见当时全国的监狱组织划为四个分支系统。西汉成帝时改制，太常只管理宗庙祭祀等事务，诸陵县划归三辅管理。这样就压缩为中都官狱、三辅狱和郡国狱三个分支系统，并一直延续到东汉初年。光武帝在位时仍然按照这种方法来划分监狱体系。参见《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五月丙子诏：“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第39页)“(建武)七年春正月丙申，诏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第51页)明帝时将三辅划入“郡国”范围，此后各位皇帝的诏书中只提到“中都官”和“郡国”两类监狱系统，前者是诏狱，后者则是普通监狱，而洛阳狱被纳入中都官狱，属于“诏狱”系统，其地位和性质与西汉的长安狱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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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10上《明德马皇后纪》，第410页。
②《史记》卷122《酷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53页。
③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3册，第1171页。

其次，东汉诏狱皆在京师，不闻郡国有诏狱，而西汉时期却并非如此。当时郡国发生的重大案件，朝廷下诏责办之后，涉案的主犯通常要押送到京师长安来受审。如高帝九年(前198年)下令捕赵王及群臣反者，“是时汉下诏书：‘赵有敢随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余人赭衣自髡钳，称王家奴，随赵王敖至长安。”①文帝十三年(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②但是关东和关中距离太远，又有山水之阻，往来不便。为了迅速办案，以避免耽误时间或是在押解途中发生意外，朝廷在关东地区的几个郡治也设置“诏狱”，将当地的一些涉嫌案犯就近拘捕入狱，再派遣使臣前往审理。如《汉书》卷97下《外戚传下》载：“(中郎谒者张由)因诬言中山太后祝诅上及太后。太后即傅昭仪也，素常怨冯太后，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验，尽收御者官吏及冯氏昆弟在国者百余人，分系洛阳、魏郡、钜鹿。”(第4006页)这三个郡的治所在西汉中后期皆设有“诏狱”，参见《汉书》卷53《景十三王传》：“久之，(赵)太子丹与其女弟及同产姊奸。江充告丹**，又使人椎埋攻剽，为奸甚众。武帝遣使者发吏卒捕丹，下魏郡诏狱，治罪至死。”(第2421页)“本始三年，相、内史奏状，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鸿胪、丞相长史、御史丞、廷尉正杂治钜鹿诏狱，奏请逮捕(广川王)去及后昭信。”(第2432页)“洛阳诏狱”则参见《汉书》卷45《息夫躬传》：“上遣侍御史、廷尉监逮躬，系雒阳诏狱。”(第2187页)又见卷93《淳于长传》：“上愈疑其有大奸，遂逮长系洛阳诏狱穷治。”(第3732页)
东汉建立之初，取消魏郡、钜鹿等地诏狱，只在京师建立“廷尉诏狱”和“洛阳诏狱”。究其原因，可能是都城移至洛阳，位居天下之中，关东各地押解要犯进京的路程缩短，不必花费原来那么多时间。另外，在京师审理要案便于朝廷直接控制，可以及时了解司法审讯的进展和下达指令。此后，郡县设置的监狱，平常只关押普通案犯，若有“诏狱”案件，一般是将犯人逮捕后送交京师去审讯处理。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东汉郡县监狱也关押审讯过皇帝下诏责办的重案之人犯。例如，《后汉书》卷45《袁安传》载永平十四年，楚郡曾收审过数百家与原楚王刘英谋反案件牵连的犯人。如前文所述，楚王英案件的许多涉嫌人犯被押送到首都，分别囚禁在廷尉诏狱和洛阳诏狱。但楚郡是案发地，牵涉的人众数以千计，如果全部押解到京师，一来兴师动众，过于耗费劳务财力；二来洛阳的两座诏狱也难以容纳，所以只得将重要案犯解送京城，其余人众就留在当地审理。又，《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载，“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大讼党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诏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杀之。”(第2189页)这实际是命令将曹鸾审讯后秘密处死，但既不便在当地执行，又没有必要跋涉千里送到洛阳，于是采取押解到关中槐里狱处置的办法。此类案件都是偶然出现的，朝廷遣官治狱也只是临时性的措施，所以这些地方监狱没有必要改为常设的“诏狱”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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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104《田叔列传》，第2776页。
②《汉书》卷23《刑法志》，第1097页。

桓帝时朝政为宦官集团所操纵，他们在宫内建立黄门北寺狱，也关押过一些犯罪的宦官，如《后汉书》卷55《勃海王悝传》所载郑飒、董腾等人。但是，北寺狱不仅设置的时间较晚，拘留宦官的事例也很少，主要还是囚禁反对宦官专权的“党人”。《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言黄巾起事爆发后，中郎将张钧上奏请斩十常侍以谢百姓。“天子以钧章示(张)让等，皆免冠徒跣顿首，乞自致洛阳诏狱，并出家财以助军费。”(第2535页)此事又见《后汉纪》卷24灵帝中平元年(184)：“上以章示十常侍，皆免冠顿首，乞自致雒阳狱，家财助军粮，子弟为前锋。”①这反映出宦官犯罪入洛阳狱受审是朝廷常制，所以张让等人表示愿意遵守通例，接受朝廷的处治。
综上所述，东汉洛阳狱收容囚犯的范围很广。从史籍记载来看，除皇帝近亲(如犯罪的诸侯王、后妃)，以及服侍天子亲眷的宫女，这所监狱几乎可以拘押来自任何社会阶层的犯人。囚犯身份地位异常复杂，反映出洛阳狱在监禁对象方面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同时包含了京师其他诏狱的多种职能。
(三)建置规模宏大
在京师诸座诏狱当中，洛阳狱的规模引人注目。例如楚王英谋逆案的审理过程中，有许多嫌疑犯与亲属、证人被押送到洛阳狱。如《后汉书》卷81《独行陆续传》载，会稽太守尹兴及属吏陆续等人因受此案牵连，朝廷“乃征兴诣廷尉狱。续与主簿梁宏、功曹史驷勋及掾史五百余人诣洛阳诏狱就考。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第2682页)汉代廷尉狱级别较高，不关押爵秩低微之人，所以只收容尹兴，而其他连逮的众多郡吏则被关进洛阳狱。当时京师只有这两座诏狱，其他如若卢狱、黄门北寺狱尚未建立。另据《后汉纪》卷12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载：“楚王英之谋反，诬天下知名者，(焦)贶为河东太守，及楚事遇疫病，道死，妻子闭诏狱，考掠连年。”②表明刘英在案发之后诬陷国内知名人士，故意扩大事态，搅乱局面。《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传》曰：“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第1430页)因尹兴一人牵涉被捕入洛阳狱的就有五百余众，而同时遭到诬陷的还有许多名士，那么洛阳狱由此而收容的连逮人犯总数又会有多少呢?尽管缺乏具体的记载，但是管中窥豹，通过此例也能看出这所监狱的容量应该是相当庞大的。
《后汉纪》卷10明帝永平十四年记载此案曰：“初，英狱起，内及京师诸侯，外连州郡豪杰，坐死及徙者以千数，而系狱者尚数千人。”御史寒朗奏请明帝核实案情，“上深纳朗言，自幸洛阳寺，出者千余人。”③此事又见《后汉书》卷41《寒朗传》：“后二日，车驾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第1417页)上述史料说明，当时尚有涉嫌楚王英案件的几千人被囚禁在洛阳狱中，尚未判决。最后明帝亲临录囚，从中释放一千余人。以上记载还反映出下列情况：此时楚王英案件的审理尽管已到后期，许多人被处死或流放，离开了洛阳狱。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洛阳狱关押的涉案人犯要比现在等待判决的数千囚徒更多。而且当时在洛阳狱里关押的囚犯，除楚王英案的涉嫌人众外，还应有司隶校尉、河南尹和洛阳令所审理的其他犯人，例如洛阳境内的普通刑事、民事案犯，京畿和司隶治下七郡的其他重大案犯。如果要估算洛阳狱的容量，应该把他们和因楚王英案而系狱的数千人犯汇集在一起统计。虽然史籍对这所监狱能够囚禁多少犯人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从上述史料来看，至少也能囚禁数千人。
战国以来，由于中央集权国家的逐步形成和社会矛盾的激化，政府所设监狱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得到迅速发展。据《越绝书》卷3记载，楚国春申君曾在吴地置大狱，其狱庭“周三里”。④另据《尉缭子•将理》，当时的监狱规模有小中大之分，“今夫系者，小圄不下十数，中圄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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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纪》卷24，“灵帝中平元年”条，《两汉纪》(下册)，第476页。
②袁宏：《后汉纪》卷12，“章帝元和三年”条，《两汉纪》(下册)，第235页。
③袁宏：《后汉纪》卷10，“明帝永平十四年”条，《两汉纪》(下册)，第188—189页。
④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页。

黄门令魏彪，以所亲小黄门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无状者长乐尚书郑飒，送北寺狱”。①而曹节、朱瑀等人发动事变时，也是首先更换黄门北寺的主官，重新控制这所监狱。②二是窦武、陈蕃“以朱寓为司隶校尉，刘佑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③藉此控制京城，但因计划泄露被宦官挫败。曹节、王甫等权宦抢先发难，立即更换外戚、官僚士大夫们安插的京师治安、行政长官。《后汉纪》卷23载：“(灵帝建宁元年)九月辛亥，(曹)节请帝御前殿，召公卿百官，易拜司隶校尉、河南尹，遣中谒者分守南、北宫。”④杀死窦武、陈蕃之后，发动第二次党锢。此后，宦官势力又控制司隶校尉一职，出任此职的党羽有王寓、⑤段颎和刘嚣。⑥由于得到宦官集团的强力支持，段颎是桓、灵二代出任司隶校尉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在熹平元年继刘猛担任此职后，次年升任太尉，“其冬病罢，复为司隶校尉”，⑦前后共达四年之久，竭力为宦官集团清除异己、逮捕政敌，甚为得力。⑧
黄巾起事后，朝内政治形势逐渐有利于外戚、士大夫集团，皇后之父何进出任大将军，其弟何苗担任河南尹，在士族官僚袁绍等人的支持下，何氏集团着手消灭宦官势力。灵帝死后，统领禁军的权宦蹇硕疑不自安，欲发动事变诛灭何进兄弟。而中常侍郭胜“亲信何氏，遂共赵忠等议，不从硕计，而以其书示进。进乃使黄门令收硕，诛之，因领其屯兵”。致使蹇硕的图谋破产。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次事变里，黄门令这一官职已为外戚所控制，所以能够听从何进的命令逮捕蹇硕。此后，朝内两大政治派别的冲突迅速激化，何进与士族官僚谋诛宦官的重要策略之一，仍是保举其得力亲信担任京师最高治安、行政长官，“以(袁)绍为司隶校尉，假节，专命击断；从事中郎王允为河南尹”。积极谋划发动事变，拘捕宦官。但事机败露，张让等宦官诱杀何进后进行反击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伪造诏书，任命自己的亲信来担任这两个官职，“以故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少府许相为河南尹”。⑨最后双方兵戎相见，袁绍等率众攻进皇宫，剿灭群宦及其党羽。《后汉书》卷8《灵帝纪》记载了这场决战的情况，“司隶校尉袁绍勒兵收伪司隶校尉樊陵、河南尹许相及诸阉人，无少长皆斩之。”(第358页)从中可见这两大阵营对京师诏狱和治安权力的激烈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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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69《窦武传》，第2243页。
②《后汉书》卷69《窦武传》：“拜王甫为黄门令，持节至北寺狱收尹勋、山冰。冰疑，不受诏，甫格杀之。遂害勋，出郑飒。还共劫太后，夺玺书。”(第2243页)
③《后汉书》卷69《窦武传》，第2243页。
④《后汉纪》卷23“灵帝建宁元年”条，《两汉纪》(下册)，第444页。
⑤《后汉书》卷65《张奂传》：“司隶校尉王寓，出于宦官，欲借宠公卿，以求荐举，百僚畏惮，莫不许诺，唯奂独拒之。”(第2141页)
⑥段颍任司隶校尉事见《后汉书》卷65《段颎传》，第2153—2154页。《三国志》卷6《魏书•董卓传》注引《风俗通义》曰：“司隶刘嚣，以党诸常侍，致位公辅。”(第179页)
⑦《后汉书》卷65《段颎传》，第2154页。
⑧《后汉书•五行志一》载，灵帝即位后以刘倏为侍中，“中常侯览畏其亲近，必当间己，白拜倏泰山太守，因令司隶迫促杀之。”(第3383—3384页)《后汉书》卷78《宦者曹节列传》载，熹平元年，有人在朱雀阙上题书斥责宦官，司隶校尉段颎“乃四出逐捕，及太学游生，系者千余人。”(第2525页)皆是其例。
⑨《后汉书》卷69《何进传》，第2248、2250、2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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