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有组织的传递信息系统的国家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信息传递就已见诸记载。乘马传递曰驿，驿传是早期有组织的通信方式。位于嘉峪关火车站广场的“驿使”雕塑，它取材于嘉峪关魏晋壁画墓，驿使手举简牍文书，驿马四足腾空，速度飞快。此砖壁画图于一九八二年被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小型章邮票主题图案使用，由此看出嘉峪关是中国信息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秦汉时期，形成了一整套驿传制度。特别是汉代，将所传递文书分出等级，不同等级的文书要由专人、专马按规定次序、时间传递。收发这些文书都要登记，注明时间，以明责任。

隋唐时期，驿传事业得到空前发展。唐代的官邮交通线以京城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直达边境地区，大致30里设一驿站。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1639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二万多人，其中驿兵一万七千人。邮驿分为陆驿、水驿、水路兼并三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


唐代对邮驿的行程也有明文规定，陆驿快马一天走6驿即180里，再快要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驰500里；步行人员日行50里；逆水行船时，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它60里；顺水时一律规定100到150里。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诗中写到“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幕及陇山头”。在这里他把驿骑比做流星。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6日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传递速度达到每天500里。由此可见，唐朝邮驿通信的组织和速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宋代将所有的公文和书信的机构总称为“递”，并出现了“急递铺”。急递的驿骑马领上系有铜铃，在道上奔驰时，白天鸣铃，夜间举火，撞死人不负责。铺铺换马，数铺换人，风雨无阻，昼夜兼程。南宋初年抗金将领岳飞被宋高宗以十二道金牌从前线强迫召回临安，这类金牌就是急递铺传递的金字牌，含有十万火急之意。  
还有比较常用的就是飞鸽传书！打仗时 军队用狼烟来告诉友军敌人进攻了！


邮驿制度起源于奴隶制度的国家，盛行于封建社会，并随着封建制度的衰亡而告终结。邮驿与烽火台通信虽系历代封建王朝的御用工具，但同时也是我国进入有组织的进行通信工作的开始。它不仅在我国邮政通信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同时也为促进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民间通信组织的形成，大约始于唐朝。当时主要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商贸易的需要。首先在长安与洛阳之间，有了为民间商人服务的“驿驴”。当时还有一种叫“飞钱”的办法，就是各地商人把在长安贩卖货物所得的钱，存入各地方政府驻长安的办事机构，然后再凭收据到各地方官府如教取回，这也就是今天汇兑业务的萌芽。到了明朝才出现了专为民间传递信息的民信局。在西南各省也曾有“麻乡约”探亲带信的出现。相传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被迁往四川开垦的农民，由于思念家乡，相约每年推派代表回乡探望，往返时带些土产和信件，而后逐渐形成民信局。


民信局开始出现于交通方便、贸易发达的沿海城市，以后逐渐发展到内地。民信局由私人经营，以谋利为目的。他们一方面是哪里有利就在那里办，偏僻地区无人管；另一方面，他们为了招揽生意，相竞为主顾提供方便，如派人上门收取信件、汇款，收费也可以记帐，等等，促使民信局得到了迅速发展。到了清同治年间(公元1821年到1874年)是民信局的最盛时期，全国大小民信局已达数千家之多。有的在商业中心上海设总店，各地设分店和代办店，民信局之间互相联营，构成了民间通信网。


自宋、元以来，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一带的贫苦人民，有的为了谋生，被拐骗国外做苦工，这些旅居国外的侨胞，要与祖国亲友通信，或将物品和汇款寄回祖国，“侨批局”便应时而生。“侨批局” 实际上就是侨信局，因为福建方言把“信” 叫“批”，所以把为华侨通信服务的侨信局习损称为侨批局。由于侨批局对华侨服务周到，信誉卓著，几乎垄断了华侨寄信和汇款的业务。


鸿雁传书 雁是信使。鸿雁传书的故事源于《汉书·苏武传》,汉武帝时,苏武出使匈奴,被拘于北海。后来,汉匈和好,汉求放苏武等人,匈奴诡称苏武已死,苏武属下官吏常惠,夜见汉使,教汉使对匈奴称汉天子在上林射猎时,得从北而来鸿雁，雁足系有帛书,说苏武等人困于某泽中。单于得讯后大惊,不得不放回苏武。由此后人就将书信与来去有时的鸿雁联系起来,雁作为传递书信的使者屡屡出现在文人墨客的诗文中。如“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五代·李煜《清平乐》)“鱼书不至雁无凭,几番欲作悲秋赋”。(明李开先《宝剑记》) 不仅如此,古人,邮寄书信时,还用竹木或绢帛等制成雁的形状,中间夹着书信,以资邮寄。古人还用惊鸿代指美女。曹植在《洛神赋》中形容洛神宓妃:“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李善注:“翩翩然若鸿雁之惊”。“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南宋陆游《沈园二首》)这里用惊鸿来形容陆游的前妻唐婉之美。


烽火通信  
远在周代我国就有了烽火传递信息的方法，烽火作为一种原始的声光通信手段，服务于古代军事战争。从边境到国都以及边防线上，每隔一定距离就筑起一座烽火台。内储柴草，当敌人入侵时，便一个接一个地点燃起烽火报警，各路诸侯见到烽火，马上派兵相助,抵抗敌人。  
西周时期，为了防备敌人入侵，采用“烽隧”作为边防告急的联络信号。在古史书《周礼》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在各国从边疆到腹地的通道上，每隔一段距离，筑起一座烽火台，接连不断，台上有桔槔，桔槔头上有装着柴草的笼子，敌人入侵时，烽火台一个接一个地燃放烟火传递警报。每逢夜间预警，守台人点燃笼中柴草并把它举高，靠火光给领台传递信息，称为“烽”，白天预警则点燃台上积存的薪草，以烟示急，称为“燧”。古人为了使烟直而不弯，以便远远就能望见，还常以狼粪代替薪草，所以又别称狼烟。周朝规定：天子举烽燧各地诸侯必须马上带兵前去救援，共同抵抗敌人。由此可见，烽燧制度的实施，意味着早在周时就已出现了庞大而又完善的军事信息联系网络。


竹简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我们的祖先也使用竹简作为文字的载体。竹简用的是皮薄而节长的竹子，先将圆竹锯成一定的长度，再破为一定的宽度，削光整平后，即成为简片。然后再用丝绳、麻绳、细皮条等分上下两道编连简片，即可用来刻写或书写文字。  
竹简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册"字，象征着一捆简片系二道书绳，而金文中的"典"字则表示"册"在桌几上。  
相传在汉武帝时，文人东方朔向皇帝上了一个奏本，用了3000多片竹简，派了两个大力士才抬进宫，所以竹简使用起来非常麻烦，而且时间长了会受虫蛀、腐烂，不能长时间保存。


旗报、牌报、揭帖旗报源于我国古代的“露布”，通常由专人扛着，骑在马上，奔驰传送，供沿途军民阅览，鼓舞士气。牌报则是写在木牌上的新闻传播工具，而揭帖则是类似传单的一些印刷品，可供四处散发。

报房起于清代，主要集中在北京。早在清代初期，北京城内就有以私人名义从事抄报活动的人，多为低层文吏，以刊刻抄邸报为自己的副业，到清代中、晚期演变成私营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