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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30日下午15时，记者来到屯留县河神庙圪道村，原来的村支书贾中汉家。贾中汉告诉记者，2007年他带领村里人搞“三化”工程，村里欠他工程款达12万元。其中，欠农民工资6万余元，欠农民料款6万余元，光欠条就有60多个。记者了解到的欠款名单上的贾文斌等8人，分别通过电话、口述等方式向记者讲述了这一事实。因为“白化”、“绿化”，村里这么多的欠款，原来承诺给人民是当年清的，可是直到现在也不给。村里人一起去乡里找高书记要钱，可书记总说乡里没钱，一拖再拖。据记者所知，欠着百姓的钱，搞新农村建设应该不是党中央的指示。那这一离谱的政策又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村民还向记者反映，村里与其欠款不还，连牛羊也不让养，秸杆不让进村，这不是坑害这些穷苦百姓吗？政府又不想好的办法让村民通过其他方式致富。岂不是把村民硬往绝路上逼？原来村里有牛300多头，现在仅剩下20—30头了，原来有羊500多只，现在也仅剩下100多只了。在农民土地中栽树至今也没有补偿款，我们的土地就相当于被白白的掠夺去了。而仅剩的几亩地又没有牛耕地，用拖拉机要多出几十块，再加上原来的农家肥也没有了，改用化肥，农民的成本又提高很多。这总共算下来，每亩地多出的成本都让百姓对种地望而生畏了。现在村里人没办法，都被迫到城里打工去了。面对这种情况，村支书也思考过搞这所谓的“三化”是否合适，但是乡镇书记说了：“如果你不搞三化，就别当这个书记。”如此一说，谁还敢再提出异议？
同样的问题在西贾乡李泉沟村王安录身上也再度发生，王安录于2007年3月份给屯留县，在城关西街带着30多人实施“白化”工程，干了足足80多天，但是村里欠其工程款7万多，至今要不上工钱，王安录多次去县里向信访局反映情况，信访局局长对此事根本不过问，更不用提管了，说这根本与他没有关系。
记者在屯留县还了解到一件更为不可思议的事：3月30日上午10点30分，记者采访了屯留县河神庙乡中城村的老孙、老马、王女士和村民马振元。中城村全村只有200多户，大约800余人。但是应政府要求，修建的大型公园、广场以及健身器材应有尽有。大约投资90余万元。这钱大部分都是村里借款或者欠着别人钱修的。硬化村里的公路，每户强迫交1500元，如若不交钱，就在门前挖个坑，不让其出走。河神庙乡的原书记高曙岗强迫老百姓交钱，不让村民在村里堆积养牛养羊的饲草，并派乡政府工作人员宋明、韩晓斌，强行把许多户老百姓的玉米秸杆、喂牛喂羊的饲料都统统烧光。至今，记者还能清楚地看到，乡政府干部在村里烧饲草时，把许多树皮都烧焦的累累痕迹。这些法盲乡干部，竟执行起了新社会主义下万万也想不到的“三光”政策的一部分，想想都叫人心寒。这是人民的父母官能做出来的事吗？政府还不让沿街老百姓养牛养羊，不让牛羊从街上走，不让老百姓在门口堆放秸杆和饲料。造成老百姓不能喂牛喂羊，被迫老百姓只好把牛羊都卖了，收入大部分减少。村民向记者回忆，原来村里有8群羊，共计600余只，现在仅剩两群羊，近200只，减少了400余只。原来的牛有200多头，现在村里仅剩40-50头了。农民还给记者算了这么一笔帐：原来用牛耕地，每亩地费用仅10元，现在用拖拉机，费用每亩地85元左右，原来的农家肥换成现在的化肥，仅化肥一项就使每亩成本急剧上升了150元。总的来说，农民的收入越来越少了，被迫到外地打工的越来越多。原来一亩地收入近500元，现在收入只有300元。真不知道这县领导搞的新农村建设，究竟将惠农体现在了哪里？
记者感言：我们号召党政干部要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体察民情、体恤百姓；我们希望各级党政领导，经常坐在百姓的炕头，为百姓做主，替百姓讲话；我们希望人民的县太爷手中的指仗，敲的是恶人的脑袋，保的是百姓的安宁；我们希望各级党政官员，是最诚实守信、可依赖、可信任的合作伙伴。然而现在，百姓的呼声有谁听到了？百姓的炕头谁去坐过？百姓的民情有谁体察过？百姓的利益有谁为其奋起保护过？百姓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百姓的县太爷哪里去了？百姓坐在热炕头为困难烦恼的时候，县太爷哪里去了？百姓辛辛苦苦干活赚来的不是钱，而是一堆欠条的时候，百姓的县太爷哪里去了？我们无谓的呼吁，难道就不能引起“老爷们”的一点重视？百姓发自肺腑的呐喊，难道就不能引起你们的一点怜悯心和同情心？既然当了百姓的老爷，就算村里的一条狗都是一条生命，应该得到重视；既然当了人民的县太爷，就算百姓家里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是你们应该操心的大事。岂能让老百姓苦苦上门哀求，却不能要回本应当即兑现的，出自你们手里的欠款？你们可以在百姓稍微有一点情绪，不交本不应该上交的“兴建款”的时候，肆意逼迫，甚至烧掉沿街家里百姓的秸秆和牲畜饲草，以此来维护你面子上的“尊严”。而百姓辛辛苦苦给你一刷一刷干过的活就这么不值钱？付出的劳动就这么，成了付诸东流的江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