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结语——小说思维与宗教元素
初唐志怪与中唐成熟的传奇文差别何在?鲁迅为唐传奇的总结为“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意思不外乎两点:艺术化的语言与独立的创作意识。《广异记》内容以幽冥怪事为主，体属志怪，专就人鬼情故事观察，如上文分析，它基本承袭六朝人鬼情话的情节模式，而人物装饰人情化，叙述转趋曲折，探索故事技法方面较六朝志怪有所进步，固不宜只以“粗陈梗概”视之。小说语言艺术方面，《广异记》所用近记传之笔，又未能成功建立独树一帜的人/鬼形象，若以沈既济任氏传说的“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标准审之，尚不能归入中唐以后成熟的传奇体。
至于创作意想，《广异记》人鬼故事中鬼神元素，已非志怪一往辅教的态度。自六朝以来，佛典有大量劝人戒离**的譬喻，例如古小说史经常提到印度梵志吐壶的故事，《旧杂譬喻经》原文总结故事的教训为“……如是女人奸不可绝，师曰:天下不可信者女人是也”。此外佛典常用罗刹女为喻，说同类道理。《大唐西域记》述僧伽罗持利剑叱罗刹女:“汝是罗刹，我乃是人，人鬼异路，非其匹合，若苦相逼，当断汝命……罗刹之女，情多妖惑……”33罗刹女之形由魔所变，妖艳淫邪，唯有极具定力的圣者可以抵拒诱惑，凡人岂可不慎!佛经云:
尔时世尊，告诸刍曰:我不见有一事迷醉世间可爱可乐，染缚过女色者。当知女人是能沉溺一切男子，若诸男子见女人时，即便迷闷荒淫失志，于是所作事皆忘次绪，胜妙善品，不复存心，是故刍求解脱者，当勤修习离欲之行，于诸染境作不净观，如是应学。34
志怪书借人鬼恋故事用于宣教，至唐初仍有之。唐释道世编《法苑珠林》，其中“十恶篇之邪淫”部引录人鬼感应事共十二则，六朝包括谈生、卢充、冯马子等十条，另加唐代人鬼恋事二条，其目的不外说教，谓:淫欲不净，女假容仪，内怀臭垢，劝人“离欲”、“戒色”35。霍世休一文即引罗刹女例，以证明我国幽婚故事源出佛典，但其后又有点犹疑地说:“至少受了印度佛典的影响”36。此中看法尚可进一步研究，如上文分析，幽婚故事有本土民俗的来源，小说中人鬼情事，更可能是中印混合物，不能尽视为舶来品。唐代罗刹故事虽多，其性凶残食肉、无情无爱，与中国婚恋故事中情鬼形象不类，着迹的说教和印度僧伽罗驱鬼情节，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婚恋主题。但无论如何，佛典对女性妖邪的大胆形容，及情欲诱惑之露骨描写，过去中土所无，“如火益干薪，增长火炽然，如是受乐者，爱火转增长，薪火虽炽然，人皆能舍离，爱火烧世间，缠绵不可舍”。这方面对婚恋小说中情欲缠绵的书写自会有所影响37。
佛典之于人鬼婚恋故事，自六朝志怪以来，除了“出入幽明”、“人鬼可通”的奇想，“三世流转”及“冥府空间”的观念，令小说叙述模式起了根本的变化之外，对情鬼美艳形象的塑造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初唐释教利用志怪书，以宗教比喻形象为手段说故事，旨在积极宣传幽冥因果可敬可怖，消极劝说脱垢离欲。自小说出现独立创作意识之后，小说反而利用宗教鬼神元素，服务于作品主题，作者甚至可以背离宗教规律去进行构思，因为作品自身才是创作的最终目标。此其时，小说的读者/说者，不再期望作品载负什么宗教的启示，反而以世俗凡心去看待幽冥遇合，玩味人鬼缠绵的爱情故事。大雅君子读者的心理也不例外，大抵就如胡应麟所说的:“心知其妄而口竞传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犹之淫声丽色，恶之而弗能弗好也。”38
就《广异记》人鬼情缘故事看，小说已完全摆脱了辅教意识，不直接劝说，反而集中叙述痴缠爱缚，极力写鬼对幸福的憧憬追求，写人对美色的贪迷颠倒——渐远宗教怖畏之心，而近说人间情爱。《广异记》在小说构思和宗教元素处理上，已开始注入时代趣味，提升了小说创作意识的水平，此所谓以志怪之体而用传奇之笔，固可视之为唐小说由志怪向传奇递进的一部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