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射击组的新兵，大多只打过死靶，有的连“狙击”、“冷枪”这些词都没听说过。吕长青回忆，那时候没有专业的狙击训练，班长直接把新兵带到前沿阵地，现场指点着怎么测距，怎么定标尺，怎么算提前量……然后就指着一个目标说“你练练”。
     新兵们这才知道，测距根本不能用望远镜，否则很容易被敌人看到。班长把大拇指一伸，将右眼视线、拇指和目标连成一线，然后睁开左眼，闭上右眼。从左眼和右眼不同的角度观测，拇指和目标之间便会产生横向的误差，根据这个误差的大小，就可以估计出目标的距离远近，以确定射击标尺。这本是炮兵在缺少必要器材时的目测距离法，却在狙击中派上了用场。
     狙击手的每一枪都可能暴露目标，招致敌人的火力反攻，要想在狙击中保存自己，比技术更重要的是战术。狙击行动，绝不是单个士兵的鲁莽行为。一般来讲，狙击战以小组为单位，互相配合。小组在黎明前秘密进入阵地，白天寻找机会作战，天黑之后撤回。发现目标后，由观察员发信号，射手按方位开火，打完后，不管目标死活，立即转移，战果由观察员最后审定。
     为了提高射击精度和反应速度，狙击小组还对敌军阵地进行了分块编号，并一一测距。一旦目标出现，观察员只需通过电话报出目标所在的区域号码，射手即可迅速行动。
     当然，这套狙击秘籍不是班长独创的。在北纬38度线绵延200多公里的战线上，活跃着成千上万个志愿军射手，看似平静的山野，随时可能爆发杀机。军事史上，还给他们的行动起了个极富中国特色的名字：“冷枪冷炮杀敌运动。”
     冷枪发言
     狙击手在世界战史上早已有之，但在朝鲜战争之前，各国军队都将少数狙击兵作为一种战术补充，但像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这样，将其作为一种群众性的、带某种战略色彩的大规模狙杀运动，世界战争史上前所未有。
     “开展冷枪冷炮运动，有‘两个不得已'和‘一个前提条件'。”中国军事科学院抗美援朝史专家齐德学为记者分析了当时的战局。
     第一个“不得已”是敌强我弱。
     “联合国军”拥有绝对的装备优势，进入相持阶段，这一优势更为明显。游击战是我方强项，阵地战基本占不到什么便宜。毛主席据此提出，要用“零敲牛皮糖”的战略消灭敌人，灵活出击，有利就打。
     第二个“不得已”是和谈需要。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较量重心转入板门店的帐篷中。此时，谁也不想先挑起战役，破坏停战谈判的气氛。但是，又都要使出浑身解数，力争战场上的主动权，为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提供筹码。
     就在打与不打的两难之际，我军的坑道工事构筑成形，有了四通八达的交通壕，狙击手就不再害怕敌人的炮火反击了。而阵地对面的“联合国军”呢，他们骄傲得连工事都懒得挖，把坦克推到阵前一挡就了事了。
     即便如此，“不得随便开枪”的军令并没有变。毕竟，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经验。
     兵器专家韩奎元发现，抗美援朝期间，我军的火炮和枪械，竟然产自世界上24个国家的98家兵工厂，品种和型号达110种。
     “解放初，国内还没有兵工厂，也就谈不上制式武器。为了和实力强大的美国较量，一是从全国范围内调拨了从**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缴获的日军和国民党装备，一是前苏联支援了大量武器，战士们手里的枪自然五花八门。”战士们手上如果能有一杆“水连珠”，就已经很神气了。


     “联合国军”欺负中国军队没有飞机，炮火也有限，坦克明目张胆地开到最前沿的阵地上，你敢打他一枪，他就还你一炮，反应极快，准确凶猛。
     为避免招致无谓损失，部队一度给前沿部队规定了不主动惹事的戒律，把“不随意开枪”作为了一条纪律。
     到底是哪位英雄破例先打了第一枪？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驻守黄鸡山前沿的第40军355团第9连副连长徐世祯，一天打死7名敌人，首开狙击纪录。
     1952年初，徐世祯眼看阵地前的英国兵肆无忌惮地招摇，实在忍无可忍。他脱光膀子把满身涂上黄泥，提杆“水连珠”就出去了。谁想到，英军毫无防备，一天下来，就将7名大兵送回了老家。徐世祯出了口恶气，本以为会被通报批评，没想到却等来了团里的通令嘉奖。“打活靶”一时成了群众运动，连炊事员都手里痒痒地拿起了枪。
     战线上枪声四起，没几天“联合国军”的士兵们就给打傻了。他们在阵地上只要一露头，就得吃上一颗不知从哪儿飞来的子弹，甚至是一颗怪叫着落下的炮弹。
     美国兵、英国兵、南朝鲜兵咒骂着挖开了工事。挖了工事也不管用，总得离开工事吃饭喝水、拉屎撒尿吧？只要一出工事就性命难保！个把月后，“联合国军”前线士兵的昼夜活动全线受制，连吃饭喝水都发生困难，屎尿都只敢拉在空罐头盒里往工事外扔。这成了朝鲜战场上的一大奇观。
     从美军方面传来的消息也可以验证狙击战术的成果。1951年2月，美国陆军第27步兵团E连攻占180高地时，第三排副排长带了4个士兵从侧面攻顶。到了山顶时只剩下他一个人，其他4人都被不明子弹打死，个个都是后脑中弹。
     1951年10月美国陆军步兵学校季刊上有一篇文章，呼吁加强狙击训练。根据该文作者对朝鲜战场前线士官的访谈，有95%的人遇到过志愿军狙击火力，74%的人认为志愿军的狙击十分有效，88%的人认为如果美军也能使用狙击手的话将会非常有帮助，但只有35%的人说他们的单位中有狙击手。在这35%的人中，大部分都说他们单位中每个连只有一支狙击步枪，而所谓的狙击手也没经过正式训练。
     谈判越接近尾声，狙击的枪声越密集。随着美国大兵的士气跌入冰点，许多新兵不知不觉地打成了英雄。谁也不曾想到，就是那个在打靶中险些被淘汰的新兵张桃芳，竟然在几个月之内一跃成为志愿军中的狙击之王。
     狙击奇才
     7号阵地孤悬于主阵地东侧。1号、2号、3号、4号射击台为明点，位于地表阵地。5号为暗点，位于坑道内。观察哨设在7号阵地上方的一个坑道内，连通着外面的战壕，再在战壕上架上木头，盖上土，然后向敌方开设一个观察孔。
     进入上甘岭阵地的第18天，张桃芳第一次趴到了射击台上。
     “砰--砰--”天色大亮的时候，正南无名高地的一个地堡里，钻出两名敌人，张桃芳不等观察员发令，便立即开火。越是着急，越打不到，头一次打活靶，他竟然连提前量都忘了。“轰--”敌人回击的炮火，已经在身边炸开，但他仍不顾一切地射击。一通乱枪，浪费了22颗子弹，这跟“吃三个烧饼”一样，让他难受。
     第二天，张桃芳终于“开张”了，但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有三个敌人落单，他瞄准第一个敌人，啪地就是一枪，奇怪的是，倒下去的却是第二个敌人。别看打着了，但他总琢磨着：“我明明瞄的是第一个，怎么打到第二个呢？”
     朝鲜战场多山的地形让提前量的估算极为复杂。狙击手必须考虑到山地的坡度，对手的高度，结合目标的运动方向和速度，确定瞄准点。所有这一切必须经过多次的磨合训练，才能达到枪人合一，百发百中。


     张桃芳堪称是位天生的狙击手，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他神速地适应了自己的角色。2月10日，张桃芳击发9次，射杀敌军7名，成绩超过了所有老狙击手。到2月底，他用22天时间247发子弹，打死了71个敌人的事迹，已经通过24军《火线报》广为流传。
     “他是打猎出身吗？”“他用的是什么枪？”军长“皮老虎”看完报道，疑窦顿生。他从床底下拿出一双皮靴，对作战参谋说：“把它带上，去八连看看那个张桃芳，连着看他消灭3个敌人，要是真的，就送给他，要是假的，拿回来。”
     “小张同志，我来取取经。”作战参谋带上皮靴和摄影记者王纪荣到了前沿阵地，却没有提及军长的皮靴。
     雪地里，寒气袭人，王纪荣不停地搓着双手，拿起相机赶紧抓拍了一张，刚低下头，就听见一声枪响，一个敌人应声倒下。
     紧接着，敌人的一个哨兵又被张桃芳击中，随即敌人的狙击手也开火了。王纪荣不敢抬头，怕暴露目标，又担心张桃芳的安全，正思忖着，远处一声枪响，原来张桃芳早已转移到另一处狙击位置，消灭了第3个敌人。
     作战参谋离开8连前，搞了一个授靴仪式。战士们拥坐在坑道里，听他讲明皮靴的来历，然后把它挂在张桃芳的脖子上。张桃芳被搞得面红耳赤，在场的人都注意到了，他脚上还穿着用军用毛毯缝制的“旧棉鞋”。
     为了继续“深造”，连干部把张桃芳送到团里办的射击训练班。在这里，3营的狙击手张桃芳和2营的狙击手吕长青成了同一个战壕的兄弟。
     在吕长青的记忆中，张桃芳读过点书，人也长得精神，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机灵鬼。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睛不大，还总是眯缝着，但十几米以外的东西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这种远视眼天生就是狙击手的料。
     在28名高手云集的训练班里，还流传着许多不成文的作战经验：敌人正在洗澡的，脱下一条裤腿再打；拉屎的，蹲下再打；坐汽车的，瞄准停车点，第一个人刚起身时连续打……
     他们注定是“联合国军”的噩梦。
     鸟枪换炮
     两个星期后，张桃芳和吕长青重返上甘岭，被安排在编制外的前沿阵前班，仍回7号阵地。
     雪地里，他们等待着，但是目标出现的几率却越来越小。战场上寂静难耐，危险却在悄悄临近。为了对付狙击手，对方将大量炮兵观察员调往前线，而我方还毫不知情。
     黄昏时分，班长吕生堂开始生火做饭，一缕炊烟从战壕里缓缓飘起。“轰--轰--”两声，班长牺牲了。
     敌军炮火覆盖得极为准确，一定是有炮兵观察员在精准地报告目标方位，指挥炮兵攻击。联想到对面阵地上新增的地堡，张桃芳意识到，他必须尽快解决掉这些威胁。
     观察了一整天后，张桃芳在次日黎明登上1号狙击台。1号狙击台位置是一块巨大的青石，青石的两侧各放了一支枪，这样，同一块阵地可以变换角度射击，而大青石可以当作掩体。
     地堡里有人出来了，和前一天一样，他反复地试探，直到确认没有危险之后，才登上了制高点。张桃芳注意到，那个人的手中有什么东西晃了一下……
     望远镜，果然是个观察员！
     张桃芳先是按兵不动，直到对方第四次出来的时候，才下了狠手。老张的观察员在电话里告诉他，“老张，打着了，躺在那儿不走了。”张桃芳却没有换地方，再次探出了头。经过前一天的观察，张桃芳知道，对面的炮兵观察员绝对不止一个。


     果然，目标再次出现。这回出来的美军，不但没有躲藏，反而围着地堡转圈跑了起来。
     与直行的目标不同，对于绕着圆形地堡跑的大兵，非常难以计算提前量。“这是给我出难题。”张桃芳猜想，目标是在有意吸引狙击手暴露位置，可要放弃这块肥肉，他又不甘心。
     “好，我选个地方专门等你。”张桃芳耐住性子，琢磨着对方走路多快，人有多高。每当对方接近张桃芳预定的伏击地点时，他都要用没上子弹的枪击发一下，看能不能和对方的速度吻合，就这样连续校正了三次。
     子弹出膛，张桃芳又得手了。这天，总共有三名炮兵观察员被消灭，这无异于毁掉了敌军炮兵的眼睛。
     除此以外，张桃芳还连续在800米外，两次击发成功，创造出志愿军中最远射杀纪录。对此，吕长青表示，这肯定不是“水连珠”的功劳，而是“鸟枪换炮”以后的战绩。
     “除了‘水连珠'，我们还用过‘大八粒'，要不是它，我可打不了178人。”吕长青所说的“大八粒”实际上是美国的M1步枪，学名“加兰德”，因为一次装弹为八发，又被中国志愿军称为“大八粒”。
     在朝鲜战场上，M1步枪是美国大兵的标志性武器，志愿军中，只有排长以上级别才有资格使用这种缴获武器。“要不是打出了名堂，根本就摸不着这种半自动步枪。”吕长青说，为了不影响士气，“大八粒”上的美军标志都磨掉了，在此后的新闻宣传中，以及关于张桃芳的文献中，也没有提到过这种枪。但是，这种半自动步枪射速更快，射程更远，使狙击手来得及射出第二枪。
     狙击手的辉煌战绩中，还包含着战友们付出的生命代价。
     “我亲眼目睹张桃芳杀敌4人。”见证过这段历史的摄影记者边震遐今年撰文称：“就在我到来的第二天，敌人因为连续遭到狙击袭击，调动两辆坦克抵近射击，进行疯狂报复。张桃芳的战友——副班长张余福和战士魏国清同时牺牲。”
     高手对决
     对张桃芳狙击技艺最大的肯定，还是来自敌方。尽管不知道张桃芳是何许人，但597.9高地有位枪法如神的狙击手，对面阵地却一清二楚。他们专门调来了狙击手，决意要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这就引出了一场两位顶尖高手之间的精彩对决，这也是张桃芳最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
     1953年初夏的一天，张桃芳照例一早就上了阵地。他刚沿着交通壕走进3号狙击台，就有一串机枪子弹贴着头皮飞过。张桃芳脑袋一缩，趴在了交通壕里，神经陡然紧张起来，感觉到了一种异样的气氛。“今天苗头不对，看来对面有人在等着我。”
     交通壕里丢着一顶破钢盔，张桃芳顺手拾来，用步枪将它顶起来，以前他曾多次用这种方法引诱对手暴露位置。可这次钢盔晃了半天，他的对手却一枪未发，显然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射手。
     “总算遇到对手了，这种小把戏糊弄不了他。”张桃芳暗道。他在交通壕里匍匐前进，到了尽头，突然蹿起，几个箭步穿过一段小空地。他刚要进狙击台，对面的机枪又是一个点射，子弹紧追着他的脚跟，打得地面尘土飞扬。张桃芳双手一伸，身子一斜，像被击中似地摔进了射击台左边的掩体里。
     这个假动作显然蒙骗了对面的射手，他暂停了射击。张桃芳慢慢地从掩体里探出头，开始搜索对面阵地。
     他先仔细观察了美军阵地上的机枪掩体，发现有两挺机枪正向其他方向射击。张桃芳没有出枪，因为他明白，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诱饵。真正的对手肯定躲在其他地方，也在搜寻他的位置。只要他一开枪，马上就会引来杀身之祸。此刻双方的目标都只有一个，就是对面那个最狡猾也是最可怕的对手。


     他耐心等待着，搜索着。终于在对面山头上两块紧挨着的岩石缝隙，发现了对手的位置。张桃芳立即出枪，将枪口对准了对手的脑袋。然而就在他要扣动扳机的一刹那，对手也发现了他，脑袋一偏，脱离了张桃芳的枪口，紧接着手中的机枪就吐出了火舌！张桃芳再次被压制在掩体内。
     这一次，他的对手显然也意识到了他的厉害，机枪枪口始终对准了张桃芳的狙击台，几秒钟就是一个点射。张桃芳稍微露头，立即就会引来一个长点射。张桃芳没有着急，坐在掩体后面，静静地观察着对手的弹着点。
     过了很长时间，他忽然发现对手似乎把注意力集中在狙击台左侧，也就是他现在所处的位置，而对狙击台右侧打的次数不多。他在沙袋的掩护下，慢慢地爬到了狙击台右侧，轻轻地把步枪紧贴着沙袋伸了出去。他仍没有出枪，静静地判定着这究竟是对手的真正疏漏，还是设下的圈套。
     足足十多分钟。机枪的弹着点表明，他的对手的确没有发现他已变换了位置。时机终于到了！当对手刚刚对狙击台右侧打了一个点射，把视线和枪口转向左侧时，张桃芳猛地站起身，枪托抵肩，即刻击发。几乎与此同时，对手也发现了张桃芳，立即转动枪口扣动了扳机。
     高手对决，胜负只在瞬间。张桃芳的子弹比对手快了零点几秒。就是这零点几秒，决定了命运。当张桃芳的子弹穿过对手的头颅时，对手点射的子弹却贴着张桃芳的头皮飞了过去。
    毫发无伤
     张桃芳单兵作战32天，毙敌214名，创下了朝鲜战场冷枪狙击射杀最高纪录。而最具传奇色彩的是，虽然身经百战，屡次遇险，他却毫发无伤，全身而退。
     张桃芳常调侃美国兵：“别信上帝了，你们的上帝净保佑我了。”这虽然是戏言，但冥冥之中仿佛真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保护着他：
     一次，敌人的子弹击穿了他的棉大衣、棉衣、绒衣，把里面的白衬衫都打黄了，但他一点皮也没破。还有一回，美军的冷炮削掉了张桃芳的半个棉帽子，可他连根头发丝都没掉。
     另一次经历更为惊险。当时，张桃芳从前线下来，准备回国参加英模大会。在24军后勤部换车时，正好遇到敌机空袭，张桃芳和17名男女军官只好躲在一个掩蔽部里。时间一长，掩蔽部里的人大多跑出去逃命。结果，跑出去的人中除1人重伤外全部阵亡。张桃芳一直躲在掩蔽部里，外面的碎石被爆炸的气浪冲了进来，像子弹一样四处横飞。张桃芳对着天大叫：“这回是真完了，没法再回去收拾他们了！”没想到，他又一次躲过了劫难，而且仍然是一点皮都没蹭破。
     张桃芳回国前，皮定钧通知宣传部，叫张桃芳到他那里去一趟。张桃芳接到通知后，从床头上取下皮靴，背在肩上就上路了。从8连到团部，每走一步，皮靴就“哐唧”响一下。
     “你怎么把它背回来了？”皮定钧惊异地在张桃芳肩上看到了那双靴子。
     张桃芳没说话，只把靴子放在桌上，发出很大的响声。宣传部长从旁解释说：“这是他打死敌人的记录。每打死一个敌人，就把那个弹壳保存起来。”
     “一共多少？”“211个。”
     “你打得很不错，可你没打出名堂来。”张桃芳一时被军长说晕了。军长接着说，“你们团的番号是多少？”“214团。”“对了。214团，你要打214个敌人。再打3个，一个也不要多，一个也不要少。”
     张桃芳二话没说，又回到狙击阵地，一小时后他打死了3个敌人，返回军部后把3个子弹壳放在了桌上。
     皮定钧把3个子弹壳拿起来，放在手掌上抚摸了一会儿说：“今天就在我这里吃饭，在前线那么紧张，好好吃一顿吧。”大米饭，六菜一汤，张桃芳紧张得没敢吃饱，还撒谎说在前沿活动少，吃得就少。
     皮定钧的儿女皮效农、皮卫华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都专门写到了这则轶事。
     张桃芳的故事如此传奇，以至于常被后人质疑。但在吕长青眼里，“狙杀214名敌军”这个数字是否精确并不重要。
     “狙击战果其实很难统计。”吕长青说，志愿军有规定，对敌射击，射倒后倒地15分钟不动，或者另有敌人抬走或拖走的算死；背走或架走的算伤；射击后敌人倒下而后又跑了则算活。即便这样，也不能说，抬走或拖走的就一定死了，战果统计本就是个世界级的难题。
     在他看来，张桃芳是志愿军中所有狙击手的代名词，其战果是“从1952年5月到1953年7月，毙伤‘联合国军'和南韩军5.2万余人。”
     虽然不能将所有狙击手的名字载入史册，但吕长青还是一再要求记者记下前沿班其他两位狙击手的名字--他们是宁彩堂和李彪。
     老兵不死
     夏季反击战在1953年7月18日晨结束。至此，24军在5个月开展冷枪冷炮的阵地防御战中，冷枪毙敌1万人，冷炮毙敌4000人。与此同时，历时两年之久的朝鲜停战谈判终于接近尾声。7月27日，双方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停战协定。
     “张桃芳和成千上万的狙击手为停战协议签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数年前，一部相关纪录片上的话让吕长青感慨不已，他说，“我们没享受到什么特别的待遇，有这个评价这就足够了。”
     战后，张桃芳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二级狙击英雄”称号；同时荣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1954年春，志愿军选拔战斗机飞行员，24军有198名战士通过初选，最后仅张桃芳一人入选，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歼击战斗机飞行员。
     从此，他再也没有上过战场，也没有拿起狙击枪。
     2007年10月29日，张桃芳在潍坊市第一军休所逝世。墓碑上镌刻着他生前最喜欢的诗句：
     痛苦如此持久，像蜗牛充满耐心地移动；快乐如此短暂，像兔子的尾巴掠过秋天的草原。